文│钟兆云
贺敏学是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的胞兄，毛泽东曾称赞其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长江第一”。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曾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逝世后被中共中央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敏学奉命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陈毅曾说，没有贺敏学的机智勇敢，他极可能遭遇不测。
临危受命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敏学跟随项英、陈毅留守中央苏区根据地，担任赣粤边特委游击大队长兼政委，在江西北山天井洞一带活动。项英和陈毅叮嘱他：“你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要经受住任何严酷斗争的考验。斗争异常复杂，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性，要识破敌人的一切诡计，保守机密。”
形势正日趋紧张。蒋介石调集正规军、保安队三四万人，用赣粤边游击区周围的河流、公路、村庄构成三道封锁线，开始大规模“清剿”，狂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境内的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其手段是：实行经济封锁，严密保甲制度，进行政治欺骗，组织军事“清剿”。
非常时期，一切以保存有生力量为前提，贺敏学介绍了兜圈子、挺进游击和袭击动作等战术，给两个小队布置了大致范围的游击区域。天井洞一带也是总部机关经常活动的地方，他命其中一个小队相机配合总部警卫班，保卫项英、陈毅等首长的安全。贺敏学叮嘱大家，一定要注意采取灵活战术，特别要求以小队为单位，组织学习并严格遵守总部制定的《秘密工作原则》《活动方式》。
为了对付敌人的“清剿”，游击队员们早早告别了屋场，在林密草茂且地形复杂的山上搭起了棚子，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贺敏学以前从未搭过棚子，第一次以竹竿、茅草为材料搭了个又小又窄、歪歪斜斜的人字棚，连自己看了都要笑。但他毕竟是学过篾匠的人，跟当地出身的队员学了两次，也就掌握了技巧，搭的棚子丝毫不比别人逊色。
搭棚子也不是件小事。根据本地游击队员的经验和敌人数番进攻的情形，总部规定了搭棚的原则以及相关活动方式。比如，“位置的选择必须要退路好而能隐蔽的退；要有很好观察的哨位；要有很好的出进道路，不至易于暴露目标；要经常转移，不能久住一地”。
即使这样，棚子的隐蔽性后来也成了问题。因棚子目标大，不能常住，只好改用雨具。夏天多雨，游击队员就设法买些雨布挂在树上，四角钉上绊子，既可遮露挡雨，又携带方便。
反“清剿”斗争
贺敏学曾亲聆毛泽东的军事指导，又读过毛泽东留给他的一些兵书，深谙“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之道。因此，在开展反“清剿”斗争时，他不仅能执行项英、陈毅确立的战术原则，还能创造性地加以灵活发挥。他的经验是：对于任何敌人，首先要了解其部队特点、战斗力和作风，特别是他们在作战中擅长和惯用的手段，然后才能针对其长处和弱点来决定己方的战术和行动。
每场战斗过后，贺敏学总要深入浅出地向游击队员们阐述：粤军的特点是顽强而有战斗力，装备好，动作迅速，好用埋伏战术。蒋军虽是正规军，但战斗力并不强，武装也不甚好，动作又慢，尤其缺少“抄剿”的经验。保安队的战斗力弱，民团更是不堪一击，但他们善于抄山，而且抄得最严。
分析了这些特点之后，贺敏学指出：对粤军，我们应尽可能避免与其决战，只有被迫或掩护退却时才进行战斗；为防其埋伏，要多走新路。对蒋军，我们也是避免决战，因为战斗损失于我不利；但对其“进剿”，则主要以掩蔽为主，只有在暴露目标、遭其包围时才考虑脱离。对保安队，在其小集团（如一个连）行动时可以打击他们，如遇大集团行动，则避免作战，逢搜山时就要迅速转移。至于民团，多半要打击，他们熟悉地形，常配合白军部队行动，如此情形则不宜打；尤其要注意，白军部队往往以民团为钓饵，民团行动时，白军相隔很近。
面对红军游击队的秘密活动，敌人的“清剿”手段多变且狠辣。除了正常的军事进攻之外，他们还常常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到山林中打伏击。
有一次，贺敏学率20多人的小队从外面返回据点途中，忽见迎头走来一支游击队伍，两方的前哨兵亲热地打起了招呼。贺敏学却从对方人数和行军阵势看出了疑点，果断地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并迅速散开。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拖下前哨兵，就近卧倒在一块岩石背后，密集的枪声就在此时骤然爆发。
敌人分布在两山之间，占据了有利地形，以密集的火力网堵住游击队的通道。贺敏学指挥部队边打边撤，从旁边的一条路上山。由于距离不远，敌人仗着人多，饿狼般扑来追击。贺敏学亲自殿后，指挥机枪手用猛烈的扫射压住敌人，掩护部队迅速上山。
脱离危险地带后，大家都为贺敏学的敏捷反应而庆幸。胆大心细的贺敏学却又生一计，让十来名善跑的战士唱着山歌，故意向敌人泄露我方撤离的消息，而后迅速掉头，隐蔽折转。天近黄昏，敌人望见游击队撤远了，便也懒洋洋地收兵，却不料在下一关口遭到伏击。游击队占领制高点勇猛奋战，敌人措手不及，立时被放倒几个，哪敢组织反扑，仓皇逃下山去。敌人打伏击不成，还损兵折将，而游击队变被动为主动，不仅从险处生还，还顺手打了一场胜仗。
为了更好地对付敌人的“清剿”，根据项英、陈毅提出的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的指示，贺敏学发动游击队员们把各自的专长和绝活展示出来，保证每个人学会一门以上手艺。这样便于在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开展工作，和群众广交朋友，既扩大政治影响，又可逐步发展组织。贺敏学当过铁厂学徒，对编篾器也略通一二，他手把手地给大家示范。当然，他也从大伙那里学到了补鞋的技巧。
秘密原则要遵守，但没有群众基础，消息不灵通，就连获得必要的给养也很困难。贺敏学借用毛泽东“叫花子打狗靠面墙”的生动比喻来启发大家，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坚实的群众基础就是铜墙铁壁。他们与前来“清剿”的数十倍于己的强敌巧妙周旋，不盲目打仗，而是打能扩大政治影响、能发动群众、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以零伤亡或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果。
在陈毅领导下
项英、陈毅带着侦察班、特务班及少数工作人员在北山和油山一带活动，领导整个赣粤边的游击战争。由于秘密工作做得好，他们神龙无踪，就连贺敏学也经常不知道他们身处何方。
一天，贺敏学正和副政委刘燕富、副大队长刘甫源在天井洞里研究工作，山下哨探请来了几个人，正是拖着伤腿、拄着树棍的陈毅和他的警卫员们。
看到陈毅亲临天井洞，贺敏学和游击队员们都十分欣喜。当时，国民党在报纸上对陈毅等人大造谣言，许多游击队员感到迷惑不解，陈毅到来后，队员们少不得七嘴八舌地请教这位没有架子的领导人。有人指着往期报纸上的“陈毅股匪”问：“‘陈毅股’是谁？”陈毅答：“就是鄙人。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
也有人拿着新近的报纸，指着上面的“陈毅散匪”问：“那‘陈毅散’又是谁？”陈毅答：还是鄙人。”队员们感到奇怪了，问：“你怎么改名字了？”陈毅笑道：“‘股’的资格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标小，少麻烦。”
“国民党尽吹牛，说把我们消灭了！嘿，我们今天不是在天井洞说话啦！”陈毅现身说法，教育那些对革命存有顾虑的同志，其乐观精神感染着战士们。
陈毅的到来，还终止了北山游击队领导层中的一场争论。
由于斗争形势严酷，加上生活艰苦，北山游击队出现了少数人发生动摇甚至不辞而别的事件。副政委刘燕富主张杀一儆百，以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贺敏学认为，把开小差的抓回就杀，这样是无法巩固队伍的
官司打到陈毅那里，陈毅旗帜鲜明地支持贺敏学。他说：革命是自愿的，强迫和威逼只能是国民党的做法，我们共产党不能采用，无论如何也不能绑着人家干革命。”刘燕富却尚存余虑，担心不设一条防线，隐患难消，部队弄不好要散伙。陈毅说：没那么严重吧，不要小看了我们的战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毅让贺敏学召集附近的游击队员们开了一次会。他倡言：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眼下的斗争很艰巨。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到胜利那一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嘛；一定要走，我们也不勉强，还可以酌情发给路费。但即使要走，也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咱们后会有期嘛。在外面待不住了，愿意回来的我们也欢迎再回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光杆一人还是要干。”
陈毅讲完后，贺敏学当即表态：“我只要还有一命，就要革命到底，决不。”队员们也不甘人后，纷纷立誓要和敌人拼到底。
陈毅看着贺敏学：“贺大队长，那你就带领勇士们下山去拼吧！”贺敏学答道：“拼是对的，但不能死打硬拼。如果同敌人硬拼，拼掉一个少一个，拼完了也消灭不了敌人，倒中了敌人的下怀。目前我们主要是保存力量，待时机成熟再重拳出击！”
陈毅脸上尽展笑容：“你们的贺大队长说得对，敌强我弱，我们不能同敌人硬拼。我们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怎么能把我们的血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今天在场的同志都是党的财富、革命的财富，只要我们在，红旗就不会倒。”
这场深刻、生动的教育，使得原先有点动摇的人也坚定了信仰，红军游击队内部更加团结，也更为巩固了。陈毅赞扬了游击队员们坚持留下革命的决心，也重申了对今后的行动要严格保密的要求。
当时，敌探常在路旁沟边察看游击队的足迹，到山顶观察游击队做饭的烟火，在山林草丛里窃听游击队员说话或咳嗽的声音，一旦发现情况，则立即调兵来“围剿”。
针对这一现象，陈毅有的放矢地指出，游击作战时一般不走大路，应专走小路、山路；对必经之路，应留人在后面处理脚印；遇到雨天，为不留脚印，有时要干脆走在水沟里；烧火做饭应尽量做到白天不冒烟、夜间不透光。陈毅还以打油诗的形式告诫在行军中爱讲话、玩闹的队员：“休玩笑，耳语声放低。林外难免无敌探，前回咳嗽泄军机。纠偏要心虚。”
陈毅与贺敏学等游击队干部一起，对今后的斗争做出了新的部署。随后，贺敏学领导北山游击队化整为零，多者十余人，少则三五人，成为武装工作队，把打游击同做群众工作相结合。游击队员改扮农民装束，把枪托锯短，既缩小了目标，又便于隐蔽。
贺敏学派出部分人员专门从事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群众发动起来后，为游击队当向导、作侦察、搞情报、购买食品和用品，为坚持游击战争发挥了很好的支援作用。
生死关头识奸计
大庾山脉横跨粤赣两省，从山顶帽子峰望去，贺敏学眼里的世界是草丛树海。山脊不时从乳白色轻纱般的云雾中露出头来，隐约可见绿色的森林、褐色的山谷、荒芜的梯田以及一群敌军“搜剿”队伍。
阴雨连绵，草竹编就的蓑衣难以抵挡雨水的浸透。游击队员们早已习惯，一天天熬过了这种缠磨人的日子。在这个风雨交加的下午，贺敏学的队伍接到群众的密报，及时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发生在堡垒内部的危机，倒叫人防不胜防。
1935年10月中旬，贺敏学率游击队转移到了天井洞对面山上，驻天井洞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向他转交了粤赣游击队后方办事处主任何长林的信件。信上说，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已来北山，要召集红军游击队和北山区委干部、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开会，并传达重要指示。何长林也不知项英、陈毅的现住地，所以信上还要贺敏学“并转项、陈二同志”，龚楚“这次是来与项、陈联络报告情况”。（《贺敏学自传》，未刊稿）
失联多时的龚楚终于有了消息，贺敏学感到高兴，但心头很快就掠过一丝疑云：眼下斗争形势恶劣，各游击队又分散活动，在此情况下集中主要干部开会，意义非同寻常。而且龚楚失去联系太久，革命信念是否起了变化？随即，他又觉得自己多心了。他对龚楚和何长林都极熟，尤其是龚楚，1925年入党，先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担任过红四军军委委员、中央军区参谋长，在井冈山斗争中多有接触。秘密交通员赖文泰也是项英、陈毅信得过的人，他说曾在隐蔽场所对龚楚率领的这支队伍跟踪观察了两天，亲眼看见他们与前来“清剿”的周文山匪部打过仗，击溃了反动武装。
贺敏学心中的疑团总难以消解，耳边油然回响起陈毅的嘱咐：“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性。”送走赖文泰后，贺敏学作了一番思忖，决定还是先派人去看看。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没有异常，而且游击队的指导员也来信说没有问题。贺敏学最终决定前往，但还是考虑，待见到龚楚、切实摸清情况后再斟酌是否给项英、陈毅转达开会通知。临走前，他部署了必要的应变措施，并把驳壳枪压满子弹。
爬上山头，到得天井洞，何长林站在洞口招呼他：“贺大队长，快进来呀，不少同志都来了，龚参谋长正等着开会呢。”两旁的守卫只放贺敏学进洞，而把警卫员拦在外头。一打照面，细心的贺敏学忽地一惊，这些守卫个个脸色红润，衣服簇新，头发梳得油光水滑，除少数几支长枪外，几乎都挎清一色的快枪和驳壳枪。游击队员生活艰苦，哪会是这些人的模样？而且，游击队武器杂乱，以长枪为主，又哪会有如此整齐的装备？
贺敏学感到情况不对，为什么这次开会戒备如此森严，如临大敌？而且树丛中和石头后也隐约埋伏着人，隐藏着一股杀气。他马上意识到：不好，有情况！但不容打住脚步，龚楚已在里头唤他了。贺敏学硬着头皮不远不近地搭讪，就在一问一答中，贺敏学瞥见龚楚四周的人员都虎视眈眈，而且面孔生疏到自己一个也不认识。
肯定出现了叛徒！贺敏学转念间已作出判断，并为自己没有把开会通知转达项英、陈毅而暗自庆幸。却又想，万一项英、陈毅从别处渠道得知此讯而赶来，岂不坏事？事不宜迟，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项英、陈毅和后续的同志们进洞。
他飞快地给已先行来到的部下使了个眼色，然后对龚楚一语双关地说：“龚参谋长带了这么多陌生人来呀！”龚楚支吾着，忽说肚子疼，得出去方便一下。贺敏学知道这是龚楚欲行动的暗号，遂当机立断对部下说：“我走得也急了些，也想去小解一下，你们去吗？”说罢疾步向外冲出，但四个汉子挡在洞口，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贺敏学镇静地笑笑说：“自己人，干吗这样？”边说边瞅准机会，用力猛地推倒其中两人，随即抽出驳壳枪撂倒两个，率领部下突围。身后枪声大作，夹杂着“不能让他们跑了”的狂呼。贺敏学以树木、险岩作掩护，东旋西转，在射出一梭子弹击中数敌后，身上也中了弹。他见情势危急，不假思索就地滚下山崖。
北山事件
贺敏学跌落在齐腰深的茅草丛里，迅速从衣服上撕下几块布，包扎住流血的伤口。敌人紧追而来，他赶紧一瘸一拐地泅过一条河，忍着伤口进水的剧痛又走了一程，钻进芦花密布的塘内。不一会儿，就听见敌人在不远处大喊大叫：“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再不出来，我们就开枪了！”贺敏学知道这是敌人的花招，埋伏在塘内芦苇丛里，屏声息气，毫不理睬。
敌人施尽诡计，还是什么也没得到，只好骂骂咧咧撤走了。贺敏学断定敌人走远了，才从塘内抽身出来，全身几乎都麻木了，活动了一下，“慢慢地勉强走到休养所，通知部队立即转移，同时又派人通知项、陈二同志及后方特务队转移”。
后来才知，龚楚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已投敌叛变。为了邀功献媚，他酝酿了一个阴谋，将部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前来北山，煞有介事地与周文山匪部交战，“英勇”赶跑了对方，随即贴出标语，宣称湘南的红军回来了，以此骗取游击队的信任，伺机捕获项英、陈毅，一举端掉游击队的指挥中枢。何长林不知龚楚已叛变，又缺乏必要的警惕性，未经请示特委就听信龚楚的话，擅自通知游击队干部和后方办事处人员集中在天井洞开会。
贺敏学在生死关头识破奸计，猝然搅乱了龚楚布下的迷局。龚楚见已无法隐瞒，也就撕下了画皮。在敌人预伏的火力封锁下，突围的战士们多数当场牺牲，只有七八人带伤冲出会场，逃离虎口。何长林在这场变故中吓坏了，被逮住后，经不住威胁利诱，也跟着龚楚叛变了。
项英、陈毅在接到贺敏学等人的报告后，立即布置指挥部转移。但龚楚、何长林已率队开始了搜捕，并挟持了途中偶然遇到的游击队侦察员吴小华。何长林认识吴小华，假惺惺地声称，龚参谋长是刚从湘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向周同志（项英化名）和刘同志（陈毅化名）汇报，企图诱骗他带路寻到项英、陈毅驻地。他们唯恐吴小华生疑反抗，缴去了他的驳壳枪。吴小华却抗议说，红军为什么还缴自己人的枪，你们恐怕是反动派吧。为了取信于吴小华，敌人给了他一支枪，可这偏偏是一位在突围中牺牲的游击队队长的枪，吴小华认得，立即明白了实情，并设法应对。
快到营地时，吴小华先是故意“透露”指挥部有重兵和数挺机枪把守，哨兵看见人多就要打枪，促使敌人暂停在近百米外，而让他先到哨位报告。一到哨位，吴小华立即放声大喊“他们是反革命”，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急率指挥机关和警卫战士离开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脱险后即向油山转移。（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为了抓住项英、陈毅，龚楚和何长林一伙在北山天井洞、龙西石一带严密封锁，日夜搜查，并将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抓去拷打、杀害。北山地区的游击队、交通站和党组织先后遭受了严重破坏。此事被称作“北山事件”，影响甚大，被项英写进了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其中专门提到了贺敏学。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