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端木赐香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他是清末状元，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乃至书法、戏曲等诸多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书法家，“江苏五才子”之一。
在国家贫弱、时局动荡的清末民初，张謇创办了数十家企业、数百所学校，“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并多次在历史紧要关头力挽狂澜。
儒者标杆
张謇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天下事皆吾儒之事，吾儒不任事，谁任事也？”此语出自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元的《存学编》：“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
在颜元看来，孔圣虽为布衣，但心系国家、民生，以天下事为己任，行诸实事而不满于“载之空言”。真正的儒，应该胸怀“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之志，以“经世济民”为本业，辅世泽民，促进社会繁荣，让百姓安居乐业。
张謇就是这样的儒者标杆。
为获取功名，张謇在科场浸淫26年之久，进出考场20余次，直接消耗在考场上的时间有120多天，还经历过牢狱之灾。年届不惑才“大魁天下”，张謇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状元。
但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几罄中国之膏血”，允洋人内地设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一旦尽撤藩篱……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国家岌岌可危，民生行将不保，张謇不能容忍自己只当一个空言书生，他要尽儒者之担当，“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张謇辞去翰林院编修官职，开始创办大生纱厂。没有一定的勇气，是走不出这一步的，从地位最高的“士”变为四民之末的“商”，他引来众多不解和嘲讽。张謇“忍侮蒙垢，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大生纱厂终于走上正轨，有了赢利。
有了过优越生活的资本，但张謇首先想到的却是失地的农民和盐民。失地农民为生活所迫，到上海拉洋车、卖苦力，生活艰辛不说，还随时有因争活而打架受伤的风险。盐民住的房子无窗，通风不畅，更有潮汐时至；吃的是咸菜和螃蟹酱，长了蛆还舍不得扔掉；衣着上，有些人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张謇早有帮扶之心，稍有能力就迫不及待地冒着风险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以改善百姓生计。
鼎革之际
张謇是想要集中精力办好实业的，可时局的发展又迫使他不得不涉足政治。
1900年，张謇的纱厂刚有起色，却遭遇时局动荡，眼见列强即将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西安。与此同时，为保在东南利益，列强的军舰驶入吴淞，战事在即。为保东南平安，张謇力促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东南互保。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1911年5月，令张謇期待许久的内阁名单终于公布。遗憾的是，13人中，有9人来自满洲贵族，立宪派不满，革命党当然更不满。眼见为之奋斗多年的成果极可能功亏一篑，张謇联名同仁上书摄政王载沣,劝其万不可为满清一己之私而失天下。
为说服清廷、化解危机，1911年6月，张謇进京行最后之忠告。他建议摄政王周咨博询，集思广益，尽快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并就内政外交等诸多问题给出了建言。在铁路干线国有问题上，张謇提醒载泽、盛宣怀等人要“以达为主，不当与民众屑屑计利”。可惜清廷不为所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张謇的预料，短短数日，十数省纷纷宣布独立，革命已成势不可挡之势。
吾儒不任事，谁任事耶？为国家计，张謇等人努力斡旋，清廷与革命党人、北洋势力达成了共识，实现了政权的交接，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走向了共和。
在此过程中，张謇“一手托南北”，用心良苦。
实业兴衰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缓解其财政困境，张謇在江苏商会已资助政府20万元的基础上，又以大生纱厂作抵，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帮政府渡过难关。
问题是，财政缺口太大，南京临时政府欲与日本方面合办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便从日本获得贷款。张謇坚决反对，并辞去了实业总长的职务。
棉铁是国家经济命脉，张謇历来持“棉铁主义”，亦深知日方企图。“其它商业，可与外人合办，铁厂万万不可！如若不得不与外人合办，日人亦万万不可！”这是张謇不容突破的政治底线。
北京政府成立、唐绍仪内阁辞职后，袁世凯邀请张謇组阁。张謇无意为官，但作为实业家，他深感法律法规之缺乏对营商环境之不利，最终出任了农林工商总长，主持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矿业条例》《森林法》《狩猎法》《商会法》等经济法规。
当袁世凯解散国会、内阁辞职时，按惯例，张謇应该共进退，但为了成有用之事，他选择了留下。“统一”“共和”同样是张謇的政治底线，袁世凯欲称帝，他多次苦劝无果之后，就如同当年离开南京一样，弃袁而去。
张謇回到南通，全心建设自己的新世界。大生纱厂就是张謇的航空母舰，其它建设事业依次从这个航母起飞。他把自己在大生多年的分红拿了出来，以实业为基础，兴教育，办慈善，搞自治，创办大中小学370多所，企业数十个，且门类众多，涵盖交通运输、水利、盐垦、金融、通讯、城建……硬是把一个偏居一隅的贫弱小县，治理成了没有乞丐、小偷的享誉中外的“模范县”，吴良镛院士称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在他的努力下，一切都欣欣向荣。
可惜，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代，南通想要偏安一隅、建设理想家园亦不可长久。张謇看在眼里，愁在心头，即便如此，他也任事依然，尽力在军阀间调停，努力保一方平安。在纱厂濒临破产、资金异常紧张的情势下，他宁可长期卖字，也要保障养老院等民生工程的运转……1925年，大生纱厂被作为债权方的江浙财团接管了。
张謇生活在转型与动乱时代，想要做事、成事相当不易，但他却始终以“成有用之事”为准则，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着精神，时刻将国家装在心中，将社会责任扛在肩上。他是一个杰出的建设者和先行者。
1922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以最高票当选。1926年，张謇去世，南通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幼自发走出家门，夹道送葬。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书读到最好，事做到最精，张謇是真正做到了。他这一生，没有袖手谈心性，而是脚踏实地做好每件事。
梁启超曾寄语女儿梁思顺：“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张謇便是这样的“第一等人物”。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