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守涛
如磐遥夜拥重楼，翦柳春风导九秋。
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这是1933年6月鲁迅误以为丁玲遇害时写的诗，表达了他对丁玲“去世”的悲痛。丁玲与鲁迅直接见面不多，但深受其影响。
向鲁迅求教
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临澧，四岁时父亲去世，在母亲的启蒙下，她从小便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五四运动爆发时，丁玲正在读中学，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新潮杂志，还剪掉辫子，参加了湖南“驱张运动”。
蒋祖林《丁玲传》中写道：“五四运动对丁玲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她回顾道：‘这次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把我从狭小的天地，即以为读书只是为了个人的成就，可以独立生活，可以避免寄人篱下，可以重振家声、出人头地的浅陋的思想境界中解放了出来，认识到应以天下为己任，要出人民于水火，济国家于贫困，要为中华祖国挣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和摆脱百年来半殖民地的地位而奋斗。’”
鲁迅是《新青年》杂志的“主将”，丁玲那时就读过他的短篇小说，只是还没有引起她的特别注意。后来，丁玲来到平民女学、上海大学读书，认识了瞿秋白、施存统、柯庆施等共产党员。此后，她离开上海，成为“北漂”。在此期间，丁玲开始大量阅读鲁迅作品，她后来回忆道：
“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在我心头闪烁。我寻找过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从那里认识真正的中国……鲁迅，他怎能这么体贴人情，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解剖得这样清楚……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吧！我这样想。如饥似渴地寻找他的小说、杂文，翻旧杂志，买刚出版的新书，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他的文章，我总想多读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当时的丁玲非常苦闷，生活没有着落，不知人生该何去何从，于是便“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写了一封信向鲁迅求教。当时情况特殊，鲁迅以为丁玲的信是某人化名所写，所以一直没有回信。
后来得知真相，并听说丁玲已回老家湖南后，鲁迅很抱歉地说:“她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活不下去了。青年人大半是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鲁迅没有回信，并没有影响丁玲对他的崇拜，她继续阅读鲁迅作品，特别是鲁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并关注着鲁迅和创造社等的论战。她回忆道：眼看着鲁迅既要反对当权的国民党的新贵，反对复古派……还要不时回过头来，招架从自己营垒里横来的刀斧和射来的暗箭，我心里为之不平。我又为鲁迅的战斗不已的革命锋芒和韧性而心折。而他还在酣战的空隙里，大力介绍、传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我读这些书时，感到受益很多，对鲁迅在实践和宣传革命文艺理论上的贡献，更是倍加崇敬。我注视他发表的各种长短文章，我丝毫没有因为他不曾回我的信而受到的委屈影响我对他的崇拜。我把他指的方向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写作的途程中，逐渐拨正自己的航向。”
只有丁玲“始终不屈地保持着沉默”
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等作品后，丁玲在文坛已小有名气。“当我知道了鲁迅参加并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时，我是如何的激动啊！我认为这个联盟一定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作家组织了。”所以丁玲受邀加入了“左联”，主持机关刊物《北斗》。
鲁迅给了丁玲很多支持，给《北斗》杂志创刊号推荐了珂勒惠支的木刻版画，在《北斗》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杂文、译文（包括著名的《答〈北斗〉杂志社问》），还曾将《北斗》赠送给日本朋友。
文学创作方面，丁玲也遵循着鲁迅倡导的现实主义方向，她的早期作品和鲁迅的《离婚》《伤逝》等作品一起探索“娜拉走后怎样”，喊出了女性解放的时代强音。
“左联”作家冯润璋《九十忆旧》中有篇文章写道：1930年冬，左联需要开一次盟员大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没有一个适当的安全地方，我去找鲁迅先生，他给我们在北四川路一条小巷子里借到一家住户院内的一间房子。到会的人不多，大约有二十多人，鲁迅先生也参加了。开完会以后，鲁迅先生亲切地问胡也频（那时丁玲生产不久），母子的健康如何？孩子的奶够不够吃？胡也频同志一一做了回答。”此事虽小，也足见鲁迅对丁玲的关心。
1931年2月，柔石等5名“左联”作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中包括丁玲的丈夫胡也频。1931年5月，丁玲在参加“左联”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鲁迅，50年后她回忆道：
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一双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我不须问，好像他同我是很熟的人似的，我用亲切的眼光随着他的行动，送他坐在他的座位上。
1931年7月，丁玲在冯雪峰的带领下去鲁迅家拜访。鲁迅对她的印象是“丁玲还像一个小孩子”。她曾对鲁迅说，自己有脾气，不好。鲁迅说：“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
鲁迅给丁玲送过自己的书，还向丁玲索要了十多本她大受好评的《水》单行本，并对冯雪峰说：“《水》很好。丁玲是个有名的作家了，不需要我来写文章捧她了。”1933年初，海伦·斯诺提问“最好的短篇小说家是谁”，鲁迅回答说：“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沈从文、郁达夫、田军。”
1933年5月，丁玲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从此被软禁于南京等地达三年之久。丁玲被捕后，鲁迅很愤慨，又联合宋庆龄、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抗争，并且在著作和书信中几次提及丁玲。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说：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哪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
鲁迅一度以为丁玲像外界传说的那样遇害，于是在1933年6月28日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悼念”诗，并公开发表于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周刊。6月30日，他在文章《我的种痘》中写道：“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8月1日，致科学新闻社信中说：“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
1934年，鲁迅与茅盾编选英译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收录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他还建议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尽快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
《母亲》出版后大为畅销，版税颇丰。鲁迅查到丁玲母亲的通信地址，并建议赵家璧“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可见鲁迅之细心。
唐弢在1986年回忆说：我记得鲁迅先生是这样谈到丁玲同志的：他说，按照她的性格，决不会安于南京那样的生活，她会反抗的……鲁迅先生述说这些故事的时候，带着赞扬和引以为豪的口气，双目发光，炯炯有神，仿佛在说：看，我们有多么好的同志啊！”可见，鲁迅不认为被软禁的丁玲如传闻所言“变节自首”，反而还比较赞许她。
“左联”成员吴山《铁篷车中追悼鲁迅记》也记载，鲁迅在谈及几位被捕的作家时说：只有丁玲的态度还算不错，她始终不屈地保持着沉默。”
丁玲的回忆
1936年秋，丁玲逃离软禁后见到冯雪峰，得知鲁迅的关心和信任，她非常感动，“我真感谢鲁迅并没有因为一些谣言或传说而对我有所谴责”。丁玲想去看望鲁迅，冯雪峰说鲁迅身体很不好，不宜见客，她便写了一封信问候。
1936年10月20日，丁玲从报纸上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给许广平写了一封悼念信，其中写道：
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因为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此刻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一颗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这封信署名“耀高丘”，便取自鲁迅《悼丁君》诗中的“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辗转抵达陕北，成为第一位投身解放区的女作家。毛泽东以《临江仙》词作相赠：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41年10月，在鲁迅逝世五周年之际，丁玲写文章纪念道：“今天我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敢说，不怕一切。”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即现在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亦是她和鲁迅的另一种“缘分”。后来，她又详细回顾了自己与鲁迅的“渊源”：“鲁迅先生说他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以至于成熟起来的。”
1981年，丁玲历时近一个月写成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于我》，发表于《新文学史料》期刊，亦收录于同年出版的《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她写道：“鲁迅先生给过我的种种鼓励和关心，我只愿深深地珍藏在自己心里，经常用来鼓励自己而不愿宣扬。我崇敬他，爱他……我想我还是鲁迅先生的忠实的学生。他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这一面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