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邦良
主张男女平等
蔡元培成年后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一是源自对母亲的尊重与敬爱，二是受俞理初文章的影响。
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提及：
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清代儒者中，蔡元培崇敬黄梨洲、章实斋、戴东原和俞理初四位先生。黄、章、戴赫赫有名，自不必说，俞理初为何也跻身其间？
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中，蔡元培道出，自己崇敬俞理初的原因在于其“认识人权，男女皆人也”的思想，其《癸巳类稿》《癸巳存稿》蕴含男女平等意识，对他影响很大：
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
在婚姻方面，蔡元培也主张男女平等：“夫妇之事，当由男女自择，不得由父母以家产丰俭、门第高卑悬定。”“男子而胜总办与，则女子之能任帮办者嫁之可也；女子而能胜总办与，则男子可任帮办者嫁之亦可也，如赘婿是也。”
与发妻王昭结婚之初，蔡元培常常干涉她的行为，夫妻感情难免受到影响，“余于时持既嫁从夫之义，时有以制裁之，君虽不能不相让，而心滋不悦”。后来，蔡元培“深绎平权之义，自由之界，乃使夫人得一切申其意……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王昭病逝后，很多人劝蔡元培续娶。蔡元培提出5个条件：女子须不缠足；须识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子可改嫁；夫妇不合，可离婚。在那个保守思潮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男尊女卑仍大行其道的年代，蔡元培提出的这几条充分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男女平等思想，堪称空谷足音。
倡导女学教育
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曾强调办好女学的重要性，认为女子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自立自强，改变地位。
1902年元旦，蔡元培续娶黄世振女士，随后夫妇暂居上海。那段时间，他与好友林白水、陈范时常聚谈，“众议教育之根本在女学”。1902年底，蔡元培和友人正式创办爱国女学，校舍位于登贤里，办学经费由犹太富商哈同之妻罗迦陵资助。
1917年1月，蔡元培在爱国女校发表演说，再次强调女子受教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蔡元培说：“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蔡元培申明，教育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养成完全之人格”，而“完全人格，男女一也”。
蔡元培认为，女子受教育后，即可自立。他还指出，女子接受了教育，对治理家庭也大有裨益：“益以学校中之新知识，则治理家庭各事，必较诸未受过教育者，觉井井有条。”
爱国女学的创办，对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一记重锤。由于种种原因，爱国女学中途停办，但它的创办让国人认识到女性入校读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1917年12月，蔡元培又兼任北京孔德小学校长，该校男女兼收，且女生多于男生。
就职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主张平民也可以入校读书，在北大开办了平民夜校。1920年，蔡元培在平民夜校开学日发表演说：“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唯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
接着，蔡元培画龙点睛，强调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大学生为什么要办这个平民夜校呢？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了学问，看见旁的兄弟姊妹没有学问，自己心中很难过！好像自己饱了，看见许多的兄弟姊妹都还饿着，自己心中就很难过一样。”
蔡元培打了一个比方说：“一个人不但愁着肚子饿，而且怕脑子饿。”所以，“大学生看见许多弟弟妹妹的肚子饿，固然难过；他们看见你们的脑子饿，也是很难过的。因为人没有学问，不认识字，是很苦的一件事”。
只有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如蔡元培者，才会在大学开办夜校，让引车卖浆者也得以走进堂皇的高等学府接受教育，且不论性别。
夜校开办之后，即有9名女生以旁听生的身份入读。同年暑期，这9名女生通过考试，正式成为北大学生。在蔡元培的努力下，北大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河，学者誉之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
当蔡元培允许女生旁听时，教育部即致函北大予以劝阻：“国立学校为社会观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致于女学前途转滋障碍。”曹锟、张作霖则扬言要把蔡元培“看管起来”。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北大开放女禁后，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女性阻挡在高校门外了。男尊女卑的观念盘踞中国多年，蔡元培敢为人先开放女禁，足见男女平等的思想早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燕京大学男女两校举办联欢会，请蔡元培出席并发表演说。蔡元培在简短演说中，着重讲了一句“笑话”：“今日我承司徒校长招与男女两校联欢会。我知道这个会，是为要实行男女同校的预备。我得参与，甚为荣幸，甚为感谢。但秩序单上却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说句笑话，我似乎不好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几个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如在法文专修馆，我是挂名的馆长，馆中有女生两人。在孔德学校，我是挂名的校长，校中一百多学生，女生比男生占多数。我所专任的国立北京大学，现在也有女生九人。这几个学校，可以叫作男校么？”
自称说了一句“笑话”，其实是委婉批评把学校分为男校、女校很不妥。演说的最后，蔡元培干脆表明态度：“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别。”
振兴学术与整饬风纪
1916年12月，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任职期间，遵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蔡元培认为，大学乃“研究高尚学问之地”，故十分重视学术，选聘教师的第一标准就是其学术造诣。
为激发师生学术研究的兴趣，蔡元培创办了国学研究所，主要成员为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和两名学生。研究所还定期举行学术活动，三位教师分别作了《论短篇小说》《中国之下等小说》《日本近代小说的发展》等学术报告。
与此同时，蔡元培和张元济商议，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北京大学丛书”，出版北大教师的学术著作。第一批丛书有陈大齐《心理学大纲》、陈映璜《人类学》和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
1918年，蔡元培推出《北京大学月刊》，专门发表北大师生的论文。这是中国最早的学报。蔡元培以上举措，为振兴北大学术奠定了坚实基础。历史学家吕思勉称赞道：
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是蔡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绩。
除了振兴学术，蔡元培还着手整顿校风，培养师生的道德品质。早在南洋公学任教时，他就在小范围内倡导三不主义：不嫖，不赌，不娶妾。
在德国游学阶段，蔡元培主持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这本教材上篇注重实践，下篇注重理论。他认为“修身以实践为要”，故上篇内容较多较详。总论写道：“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为其所当为者，是谓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
对于道德的重要性，蔡元培也予以强调：夫道德之方面，虽各各不同，而行之责在己。知之而不行，犹不知也；知其当行矣，而未有所以行此之素养，犹不能行也。怀邪心者，无以行正义；贪私利者，无以图公益。未有自欺而能忠于人，自侮而能敬于人者。”
蔡元培指明，道德之教，“其本则在乎修己”。至于修己之道，蔡元培的看法是，“体育、知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也”。
任职北大校长后，蔡元培进一步重申道德的重要性，发起成立进德会，一扫北大此前的颓废散漫之风，使得教风、学风均有很大改观。在弘扬正气、打击歪风、立德树人等方面，进德会功不可没。
出版《越缦堂日记》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理解并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当局拘捕学生，他多方奔走予以营救，为保护北大学生尽心尽力。但随后，蔡元培也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北大学生欲进一步与腐朽顽固的当局抗争；另一方面，当局欲更严厉地镇压学生。
蔡元培左右为难，心力交瘁，于是提交辞呈，离京赴津。他在给北大学子的一封信里吐露苦衷：“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一国民，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5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
之后，蔡元培离开天津，暂居西子湖畔。但脱离公务的他并未恣情山水，而是忙于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推动《越缦堂日记》的出版。
晚清政坛名流李慈铭长达40年写作不辍，留下数百万字的日记，内容涉及风土人情、人际交往、读书札记等，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沈曾植、缪荃孙、刘翰怡等人都曾擘画出版这部卷帙浩繁的日记，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此时的蔡元培听说，李慈铭后人将出售包括这套日记在内的大批藏书。他立即找友人筹划，决定仿照曾国藩日记的出版形式，影印出版李慈铭日记。经多方寻求，蔡元培找到一笔赞助，然后与张元济接洽，商谈出版事宜。李慈铭日记共有64册，经蔡元培整理，定名《越缦堂日记》，出版了51册，时间跨度为1863年到1888年。出版方为商务印书馆，浙江公会负责印制，从交稿、审定到商定书价，蔡元培全程参与。没有他的积极谋划，这套享有盛名的日记的出版工程或许胎死腹中，或许推延数年方能问世。
《越缦堂日记》有助于我们通过李慈铭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游，认识晚清的历史。书中大量读书札记也予读者诸多启发。这套日记还间接促成《胡适日记》《钱玄同日记》的问世，可谓意外收获。详情可见钱玄同写于1922年的一则日记：
我想近七十年来，中国有两个人，都是天天不间断的写日记，写了一辈子，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李慈铭……他们这种“勤”与“恒”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去年胡适之买了一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他忽然观感兴起，大做起日记来。半年之间，已经做了七八百页（每页约四百字），他这半年之中的“读书录”尽载其中，而每每所办之事，亦详记无遗。他是看了李氏日记而兴起的，我又是看了胡氏日记而兴起的。我平日有两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懒惰”和“无恒”，活了三十五岁，不但一件正经事也没有做过，就说读书罢，也从没有好好的看过一部书。所以我对于国故，如文字学，如辨伪之学，如白话的文学，心里都很喜欢研究，但是一点成绩也没有。固然，我这几年来神经衰弱，精神郁伊，不耐久坐，不耐多思，但是“懒惰”和“无恒”究是根本痼疾。
钱玄同说得很清楚，胡适是读了李氏日记而开始写日记的，他本人又继而受到胡适的影响。胡适、钱玄同能克服“无恒”，日记不辍，为中国近代史保留下丰富的史料，蔡元培推动出版的《越缦堂日记》功不可没。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