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霍安治
夏日炎炎，离不开用电话题。说起来，广州是中国第三个兴建发电厂的城市，仅次于北京与上海，还是全国第一个为老百姓办电厂的城市。北京最早的电厂设于颐和园与东交民巷，上海的电厂设于公共租界服务外滩，而广州的发电厂在起步之初，就为普罗大众服务。
发电厂最初的功用是专为供应电灯，一般是小本商办，电费计价常以电灯的“盏数”为单位，规模偏小，常陷入亏损僵局，因此，中国电业停滞不前长达30年。而在这30年间，发电厂功能大增，已成为创造文明不可或缺的要件——农业使用电力灌溉，工业使用电力发动，日常生活出现了电扇、电熨斗等家用电器。而国内各地的小型发电厂却故步自封，无法追上时代。
到了1930年代，电业升级已成为救国的重要项目之一。南京政府倾江南财赋之力，兴建首都电厂与戚墅堰电厂，分别作为城市供电与工业电力建设的模范区。同一时期，主政广东的陈济棠以一省之力全力推动电力建设，广州电厂的发电量超过了首都电厂，广东工业区大型电厂计划的规模也超过了戚墅堰电厂。广东更是大踏步实现了电网现代化，不但充足供应城市用电，更燃起发展大规模工业区的雄心，与南京一起成为中国电力建设的两大模范区。
今日，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上有一处名为“粤垣电灯公司旧址”的古迹。这里就是广州电力传奇的起始之处——五仙门发电厂。
五仙门发电厂
五仙门发电厂的故事，起源于一场异国恋。
广东是侨乡，民间视野宽广，建设常开风气之先。1879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同步首创商用发电厂的新概念，发电专为供应电灯所用。1882年，爱迪生照明公司建立纽约珍珠街发电厂，成为全球首个商用电厂，以6组100千瓦的发电机组发电，供应街灯与家户用电，照亮了纽约一个街区的夜空，轰动全球。
爱迪生式的小电厂专用于电灯，国内俗称为“电灯厂”。1880年代，欧美城市卷起兴建电灯厂的热潮。春江水暖鸭先知，广州城迅速接受电灯厂的新观念。两广总督张之洞开风气之先，于总督衙门安装小型发电机组与100盏电灯，更鼓励民间推动电厂新事业。1890年，檀香山华侨黄序珊返国，于省城同德大街（今大同路）开办“广州电灯公司”，这是全中国第一个商办电厂。
电灯厂的特色是小本经营。只要准备一个小车间，安装小型动力机，搭配发电机，沿着马路架设电杆拉电线，就能架设街灯、安装民宅电灯，开始营业收费。只是营业规模太小，风险过大，广州电灯公司只接灯700盏维持了9年，便关厂了事。
办电灯厂的成本主要是燃料，其次为电线、开关、保险丝、电表、电灯泡等电力耗材。小型动力机的燃料以柴油为主，当时国内不产柴油，电力耗材全部无法自制，仰赖进口，成本高昂。因此，电灯厂的营业必须达到相当的规模经济效益，才能赚钱存活。
黄序珊创业失败，却打响了电灯厂的创业理念。广州城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不少微型电灯厂，却都不成气候。1900年，美国旗昌洋行于省城五仙门开办粤垣电灯公司，装配4部发电机组，装置容量为546千瓦，达到了电灯厂能盈利生存的基本规模。但洋人办电厂侵害了国权，官府联合商人合股粤洋150万元收购，将之改为广东电灯公司，俗称“五仙门发电厂”。只是，绅商空有资金，苦无技术。在这踌躇时刻，一场异国爱情带来了一举升级至美国尖端电网水平的技术。
江门青年赵冠山赴美打工，抱得美人归，返国兴办电厂。他的妻子露斯毕业于加州大学电工系，家族于屋仑（奥克兰）电厂工作，是商办电厂专家，更有10万美元巨款充作创业资本。1913年，赵氏夫妇入股五仙门发电厂，省城电厂快步起飞。
1910年代的电厂已不再是爱迪生式小区域经营的直流电小厂。新式电厂讲究高压输电，变压馈线，布建交流电电网，电网布建是电业的成败关键。赵氏夫妇主办五仙门发电厂，第一步就是建立电网：由露斯主持经营增建厂房，添置发电机，在市内树立电杆，敷设电线远及偏僻街道，注意厂内开关调压馈电种种设施，罗致有能力的管理人员，电厂颇具规模。”
五仙门发电厂原是一个使用油渣机（柴油发电机组）的小型电厂。旗昌洋行兴办时，装置容量只有546千瓦，官商合办后陆续增加了6个柴油机组，但总装置容量只增至1966千瓦。这是因为柴油价格昂贵，只适合一般的小型动力机，用于大规模发电成本过高。
赵氏夫妇接手后，大手笔将油渣机改为燃煤的“蒸汽吹转机”（锅炉汽力发电机组）。1919年，首次扩厂就新增了5000千瓦的装置容量。其后8年间，增建两套燃煤机组，再增1.1万千瓦，五仙门发电厂跃升为与当时欧美同步的发电厂。只要按照露斯的发展策略，稳步扩张，供应城区电灯照明是绰绰有余的。
五仙门发电厂使电灯成为广州市民的日常必需品，却也遭遇了大城市商办电灯厂难以突破的瓶颈。大城市权贵满街，龙蛇混杂，政府机关与士绅豪强不缴电费，不肖市民下手接线窃电，接电的用户也要偷电或拖延缴费。规模越大的城市，电灯厂越难办。这时需要的不是电力专家，而是能驯服各方地头蛇的人。露斯不会讲中文，无力应付，只能退股。
只有社会朴素的中小型城市，才能办好商办电灯厂。赵氏夫妇于五仙门发电厂投资港币30万元，拿回了25万元。回到家乡江门开办新光电灯公司，一部水冷双缸煤气发电机组，装置容量1800千瓦，按灯数收电费，电灯事业办得红红火火。
五仙门发电厂继续在光怪陆离的大城市里苦苦挣扎。历年虽有扩充，业务却一塌糊涂，亏累不堪，电灯光度昏暗难堪。广州城有俗谚：“广东市政三不：电灯不明，自来水不清，马路不平。”
1929年陈济棠开府岭南，派委员进驻五仙门发电厂整理，成效不彰。1932年，陈济棠毅然将五仙门发电厂收购官办，总算步入正途。
泥城电厂
在收归官办之时，五仙门发电厂已陷绝境。政府机关普遍不付电费，抬头看大街小巷的街灯与电线杆街线，触目皆是私自接电的杂乱电线，不但造成电压不稳，灯光不亮，更经常引发火灾，“用电漫无节制，电流滥耗，既碍邻近光明，甚则变压器以逾量被焚，尤贻莫大危险”。已经申装的用户则普遍私调电表，“各户电表，向设于门内，偷电者遂乘夜深重门关锁后，对电表施以种种弊端，或使行度迟缓，或使完全不行，或竟引使倒行”。五仙门发电厂每年供电200万度，电表实抄度数不到1/4。
拯救电厂的第一步是要求政府机关缴电费。陈济棠亲自出马，下令官府电费半价优待，但“如迟一日不交，割线，负责事务官受处分”。雷厉风行，不给情面，才有底气严管偷电风。老实缴电费的用户给予九折优待，电表异常而有盗电可能的用户，将电表迁到门外公开展示，以利监管。大街的私驳电线一律剪除。陈济棠更将电力管理升格为军事任务，由广州市公安局与广东宪兵司令部联合执行。再有拒缴电费或驳线偷电的事，宪兵上门抓人，果然令行禁止，一举平息偷电之风。
营运步入正轨，五仙门发电厂放手扩建全市电网。广州城区于陈济棠主政时期快速拓展，城东开辟东山新区，河南（今海珠区）成为工商闹区，西村兴建工业区。1930年代初，广州全市尖峰负载电量最高为1.8万千瓦。五仙门发电厂的装置容量在接收官办时为1.6万千瓦，1933年添购6000千瓦，达到2.2万千瓦。
电网是城市建设的基本功，陈济棠火速推动新电网建设。1932年1月，海珠桥水线开始输电，河南自此电灯明亮，1933年2月河南发电分厂完工，装置容量2000千瓦，打稳了工商发展基础。1935年1月，“五仙路变高压电力分配所”与“西关变低压电力分配所”完工，两个变电所串接，大幅增加输电能力，更同步筹建老城与东山等两个变低压电力分配所。只要按原定计划，稳定拓展电网，城区供电是绰绰有余的。然而，陈济棠的雄心远超过一个五仙门发电厂。
1930年代的中国，电力建设仍停留在电灯厂小本经营的格局。主持南京政府电力建设的专家陈中熙分析道：自营中小电厂设施，多是因陋就简办起来的，尤其在小城镇，一般装置数十千瓦，至多一二百千瓦柴油机组。取其设备简，投资少，管理易。但柴油机都需仰赖国外装机，配电和用户器材基本上亦需来自外洋，加上发配电效率低下，这就造成电价高昂，周转困难。”
电力建设与工业建设脱节，小电厂无法供应工业用电。当时的工厂老板不得不自备发电设备，电业与工业反而呈现互相拖累的怪状：“小工业建立不起来，大工矿亦难兴办发展。反过来，电业亦不能得到工矿用电户的滋养，难以壮大起来。”在民间富庶的江苏与浙江两省，办电厂蔚然成风，却全是小型电灯厂。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调查记载道，江浙“小厂如林，一县之中有电厂5～6所”。如此密集的电力建设，对江浙的民间工业却没有什么帮助。
陈济棠在接办电力之初，就注意到电力建设与工业建设应该相辅相成。因此，五仙门发电厂的改善重点之一，就是“推广工业摩打用电”。
“摩打”只是小作坊的小型电机，若要供应大型工厂，必须进一步扩充发电配备，五仙门发电厂的扩张却有其局限性。在建厂时，广州尚未拆除城墙，五仙门外是龙王庙，不是居民密集社区。斗转星移数十载，五仙门一带已是繁华西堤，燃煤电厂煤炱（音tái，意为烟气凝积而成的黑灰煤屑——编者注）造成空气污染，“于市民卫生影响极大”。当局安装“煤炱凝捕器”，每日“可吸收煤炱一千担”。但锅炉老旧，煤屑捕之不尽。正本清源之计，唯有另建新厂。
1934年2月，广东省政府选定于广州城郊西村工业区旁的泥城，新建燃煤火力发电厂。泥城位于河畔，蒸汽锅炉取水便利，船运煤炭成本低廉，而且位于城郊，远离居民稠密区。
泥城新电厂斥资海关金130万元（折280万银圆），安装西门子发电机组，装置容量高达3万千瓦。今日电厂供电以MW（兆瓦）计算，3万千瓦并不出色，但在1930年代已属大型电厂。同为燃煤电厂，同时期东京电灯株式会社的“千住火力发电所”，装置容量2.5万千瓦。然而，泥城电厂的目标，只是并入五仙门发电厂电网，完全用于增加广州的城市供电，使“电力之供应，必能及于本市四郊乡村而绰有余裕”。
两厂并联，广州城区电力的总装置容量超过5万千瓦，同时期香港的两个电力公司，总装置容量也就是3.9万千瓦而已。输电任务沉重，电网也得按照高标准翻新。广州市政府着手淘汰电线杆，进行电线地下化，供电规格也要一口气达到当时南京政府规定的统一规格。交流电周率由60赫兹改为50赫兹，电压由110伏特改为220伏特，引起不小争议。
市政府公开解释，统一使用新规格，使馈线的电流减少，能避免电线超负荷，有效改善电灯昏暗的状况。而深层原因则是当时建军抗日，部队用电与工厂用电都是220伏特，改新规格“利便国防设计”。
有了超越日本的城市电厂，陈济棠兴致勃勃，规划民生新政。广东缺柴火燃料，陈济棠试办热力供电，“俾代燃料，而免析薪运炭之劳，及燎汽熏蒸之苦”。增埗自来水厂拓建，不再自行扩建发电机组，而是拉起高压电线网，由五仙门发电厂供电。
城市供电只是电业的第一步，陈济棠继续兴建更大型的新电厂，准备用于新颖的工业用电。
滃江水电厂
陈济棠于1936年6月兵败下野。在他离粤前夕，西村工业区欣欣向荣。他筹资兴建一座西村工业区火力电力厂，专为工业区供电。当时，国内工厂向电厂接用外电还是件新鲜事。但陈济棠迫不及待，要一举赶上工业用电的全球潮流。
要撑起工业用电，必须大幅扩张现有电厂规模。1930年代，全球流行以便宜的水力发电建造大型电厂，日本电厂建设“水主火从”，水电为主，火电为辅，省下沉重的燃煤成本。广东早在1920年就有开发水电计划，择定粤北英德县（今英德市）滃江上游的狮子口建坝，只是成本过高，限于纸上谈兵。陈济棠重拾滃江水电厂的建厂案，准备用于工业发电。
滃江水电厂的位置，与工业发展是天造地设的。由狮子口架设高压线路到广州变电所，全长只有93英里（1英里约为1.6公里——编者注），而这条线路与粤汉铁路平行。若线路开通，只要在沿线设变电所接电，整条路线就能改造为工业区。广东省政府的评估报告提出沿粤汉路发展工业区的美好前景：“由发电厂起，沿粤汉铁路架线至广州，可以供给广州市电力及沿途各地方之需求，并拟建设各种直接需用电力之化学工业制造厂。利用此廉价之电力，以制成各种廉价之工业品（如火柴工业之红磷绿酸钾）。此类工厂之建设，实为当今第一急务。”
短短一段话，就是工业救国的胜利基础。广东当时已站上经济起飞的起跑线，民生轻工业发展火热，关键原料却无法突破自制技术关，尤其是高耗电的化工业制品。因此，大多数产品总有一两项关键原料必须进口洋货，受制于人。例如，一根火柴，明火（火柴棒上的点火剂）的主要材质是氯酸钾，而氯酸钾是由食盐电解而来的。缺了氯酸钾，中国的火柴工业就不能自主。
高耗电的化工企业是民生轻工业的成败关键。广州的五金业积极制造电线，但是，国内没有任何炼铜厂具备足够的电力来制造电解而成的紫铜（纯铜），电线厂委屈沦为“拾荒户”，回收废旧电线取出紫铜，才能制成电线中的铜芯。
只有毅然兴建工业用电厂，才能使工业脱离拾荒困境，真正自主。1932年，广东省建设厅技正（官名）文树声提出详细评估报告，指出滃江水电的平均装置容量约为3.6万千瓦，不但能供应工业区，更有余力推动粤汉铁路电气化，开发北江矿产与推动农业灌溉耕植等梦想项目。然而，水电厂必需建水坝，所需资金非常可观。1930年，广东省政府聘请加拿大非利沙比利斯公司（Fraser-BraceEngineering）评估建厂。加拿大公司报出1000万美元的天价，当时广东财政困难，“实无余力可以举办如此伟业”。
当时正在兴建的泥城电厂，经费由广州电费摊派。每度电费2角2分，加征3分“建设新厂附加”。1000万美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直到陈济棠下野，仍未筹出滃江水电厂的启动资金。
滃江水电厂虽未实现，但民营电灯厂已经闻风而动，大胆向未知的工业供电领域挺进。
回到江门办电灯厂的赵氏夫妇，经营电灯20年，有声有色，并将业务扩展至新会县城。江门、新会两厂的总装置容量达到1200千瓦，电灯明亮，民生用电充裕，颇有口碑。为时潮所驱策，两家电力公司毅然增股筹资，摸索着向工业电厂转型。抗战军兴前夕，会城电厂安装400匹马力德造四缸立式柴油发电机一组，装置容量虽只有区区294千瓦，却指定用于工业发电，招揽工厂用户，要为新会创造工业发展新机遇。
广东的工业发电已成官商共识，经济即将起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报告评价道：广州市（电业）在精神上及组织上皆焕然一新，电气事业方面，亦当不久即有新成绩，可以告慰国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