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基宁
1943年暑假，苏州城外西南的石湖上，有4名少年划船嬉水，他们本不擅长操船，一不小心，船翻了，4人又都是“旱鸭子”。危急时刻，周围乡民循声来救，其中3人先后脱险，但有一名少年却永远留在了石湖。
这名少年叫张范武，是张謇的孙子、余觉和沈寿的外孙。此时张謇和沈寿已过世多年，余觉也年近八旬。外孙带弟弟和同学从南通来外公家玩，刚好余觉外出。
外孙夭折后，余觉写了一篇《感痛记》，写完后，锥心之痛并未减少半分。余觉遂将悲恸灌注于刻刀，勾画出两块砖刻：一曰“有情”，一曰“无语”。时至今日，这两块砖刻仍保存在苏州石湖的余觉故居“渔庄”的墙上。笔者的大学母校距“渔庄”不过1公里多，20年前曾多次前往，不过当时年纪轻轻，如何能体会这4个字中所包含的情感……
“针神”
同治十三年（1874），沈寿出生在苏州阊门外的海宏坊，原名沈云芝，字雪君，晚号雪宧（音yí）。她的家境不错，父亲沈椿做过盐官，后来回苏州开了一家古董店，收藏了不少古董和字画。沈寿的母亲宋氏，娘家在木渎镇，那里是“闺阁家家架秀绷，女子人人习针巧”，而沈寿的外婆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是木渎镇上有名的“宋三元”绣庄的庄主。
从小受母亲和姐姐的耳濡目染，沈云芝幼时便展现出刺绣天赋，7岁就能劈丝分线，分绷独绣。12岁又去木渎外婆的绣庄“深造”，很快便乡里闻名。而她的水平让人称叹，不仅在于技术，更在于眼光和审美。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8岁的小姑娘和一群绣娘一起飞针走线，绣娘们绣鸳鸯、绣蝴蝶、绣花草……再看沈云芝的绣绷，顿时目瞪口呆：一只鹦鹉老气横秋地斜眼瞥过来。如果不是家学浸润，八大山人的神韵如何能飞到绣架之上。就这样，十六七岁时，沈云芝已经“绣艺至精，名亦最著”于姑苏了。
一家女儿百家求，心灵手巧的沈家姑娘当然会让媒人踏破门槛，其中求婚意志最坚决的便是绍兴人余兆熊。
余兆熊是余觉的本名，字冰臣，余家是书香门第，祖辈从商来到苏州，父亲早逝，余母带着余觉和两个妹妹住在离沈家不远处，两家多有交往。有种说法是，沈父起初并不同意余家求婚，但余兆熊颇为坚持，甚至为此改了八字，只为让男女八字相合。
不管中间经过怎样的波折，光绪十九年（1893）初夏，余觉最终抱得佳人归。如今看沈云芝的照片，娇小，羸弱，不过中人之姿，谈不上美人。相比之下，照片里的余觉当真是相貌堂堂，丰神俊朗。
两人婚后和睦，余觉书画皆通，一度竟半日废书而随妻子研绣，两人一个以笔代针，一个以针代笔，画绣相辅，相得益彰，沈云芝的绣品境界也有了新的提升。
光绪二十五年（1899），余觉去上海教书，沈云芝随夫同往。在上海，油画和摄影这些西方艺术让夫妇俩开了眼界。光绪二十八年（1902），余觉回原籍浙江应乡试中第。显然，这个举子是经过十里洋场熏陶的，一是无读书人的迂腐之气，二是善于抓住机会。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节之后，余觉的同窗好友单束笙给他带来一个重要信息：慈禧太后很喜欢刺绣，建议他明年（1904）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诞时进献寿礼。余觉闻此正中下怀，他考中举人后，还没讨到一官半职，倘若能让老佛爷开心，必然会青云直上。
余觉对此事非常重视，他不仅找到著名画家来画绣品的底稿，同时还计划了十几件进贡绣品。他素来知道官场习气，如果不打点好朝中大臣，再好的东西也进不了宫。果然，在单束笙的帮助下，那幅经过沈云芝4个月精心绣制的《八仙上寿图》绣屏，通过农工商部尚书载振，最终送到了慈禧太后的面前。
慈禧太后大喜过望，不光是因为绣工精美，更因其中“何仙姑”的面容酷似她本人，手持佛尘、颈佩佛珠，活脱脱就是“老佛爷”的形象。她当即拿起御笔，写了“福”“寿”二字，分别赐给余觉、沈云芝夫妇；农工商部也因此颁发“双龙宝星”的最高勋章给夫妻两人。这在当时算得上是至高无上的殊荣，而沈云芝也因太后赐字而改名为“沈寿”。
慈禧太后赐字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沈寿的绣名从苏州传播到全国，学者俞樾更是将她誉为“针神”。而后农工商部借机奏准开办了绣工科，并派余觉、沈寿夫妻二人赴东洋考察，学习先进艺术手段和刺绣教学方式，等等。回国后，余觉被任命为绣工科总理，沈寿则任总教习。
踌躇满志，琴瑟和鸣，夫妇二人携手东游。用余觉的话说，那段时间他们夫妇俩成了天上地下最风光的神仙。
享誉世界
如果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余觉和沈寿这次历时两个月的海外考察非常重要，回国前他们还采购了大批教学参考书、西洋画、图集、照片等百余册，以及各种绘画工具，这些都带回了苏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创始人、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颜文樑就曾说：余冰臣（即余觉）是我们家的常客……当我开始学习油画时，第一幅临摹的油画稿，就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
由此可知，中国油画的开端之一，恐怕就源自这次考察。而对刺绣艺术而言，更是质的飞跃。沈寿考察后曾感慨地说，当地的“美术绣千形万态”。于是，她将学到的“肉入针”“虚针”等技法，融入到传统的刺绣工艺中去，同时吸收了西洋美术中重视光影明暗、透视肖神等优点，刻意求真，最终集大成创立了“仿真绣”。
毫无疑问，思想开放、交游广阔的余觉，能够迅速吸收新的思想和审美潮流，在帮助沈寿攀登艺术高峰的同时，他还承担了“经纪人”的角色。可以说，在对沈寿绣品的推广上，他是至关重要的人。
一幅《八仙上寿图》，让沈寿在国内“封神”。而此时，睁开眼看过世界的余觉似乎已不满足于在国内名闻遐迩，他开始谋求让沈寿的绣品走向海外，拥有国际声誉。1909年，他托出使意大利的朋友带回了两张照片，分别是意大利的国王和王后像，他亲自将照片放大，然后描摹在很薄的缎料绣片中，再涂上颜色，成为绣稿，然后由沈寿用仿真绣的技法绣成。
这两幅《意大利皇帝像》和《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先是在1910年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上展出，引发轰动，获得了一等奖。当时的意大利公使斯弗尔扎闻讯专程前往参观，惊为神作。清政府乐得做顺水人情，便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意大利国王和王后。意大利国王和王后收到绣品后，同样感到震惊和荣耀。国王亲笔致函感谢清廷，颂扬中国的刺绣艺术，给沈寿颁发了最高级的“圣玛利宝星”勋章，并赠她一块嵌有皇家徽章的钻石金表。
1911年，在意大利的都灵万国博览会上，这两幅绣像再次展出，又获得“卓绝”大奖，当届世博会，全世界获此奖项的展品只有3件。至此，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国际上第一次获得至高荣誉，沈寿的绣品在余觉的精心策划下，开始走向世界。
不过，时局已发生重大变化。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很快就土崩瓦解。绣工科当然解散了，余觉和沈寿顿失生活来源。他们后来在天津开设了女工传习所，对外招收学徒、承接业务，但利润寥寥，生活窘迫。
也就是这段时间内，夫妇二人和张謇的关系密切起来。事实上，张謇认识沈寿可能比余觉还要早一点。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张謇担任总审查官，一鸣惊人的《意大利皇帝像》和《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给张謇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有一幅绣有董其昌书法的顾绣，张謇无法鉴定真伪，于是便请来沈寿一看究竟，沈寿只看一眼便断定为真品，并言：一看针法，不难辨出。张謇因此对她的专业能力大加赞赏。
同样，张謇对余觉的最初印象也非常好。1911年，张謇因事进京，曾到绣工科走访，与余觉晤面洽谈。后来有人问他，这次来京有没有发现人才，张謇坦言“绣工科余冰臣也”。
那么，在天津的余觉怎么想起来要找张謇呢？原来，此时新成立的民国外交部人员找到余觉、沈寿夫妇，让他们领取此前意大利国王颁发的勋章和纪念金表。这一下让经济困难的余觉有了主意，此前清廷把两幅刺绣品作为国礼送给意大利，为国家争了荣誉，却没有给他们任何报酬或奖励。此时张謇是农商部总长，余觉便希望借此关系讨回一笔酬金，缓解经济压力。
张謇收到余觉来信后，很同情他们的遭遇，也希望找到一个契机拨款补偿给夫妇俩。后来，他曾计划在巴拿马博览会后给款，最终却因为他辞去了北洋政府的职务而未果。不过，在此期间，为了缓解余家生计的窘迫，张謇力邀二人去南通办学，传授刺绣技艺。余觉、沈寿夫妇考虑到南通距离家乡苏州不过一江之隔，于是便举家南下。
1913年，南通女工传习所尚在建筑工程中，余觉、沈寿夫妇便先回苏州小住。在这期间，余觉在从海外带回的油画中，挑出了一幅《耶稣像》，将之摹入绣片，交给沈寿绣制。这是余觉为参展巴拿马博览会准的，他敏锐地把握到这可能是博览会上受欢迎的题材。1915年，美国为庆贺巴拿马运河开凿成功，在旧金山举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当时，民国政府刚刚成立，作为农商部总长的张謇很重视这样一个展示中国传统技艺的机会。
受张謇委派，1915年，余觉亲自带着南通女工传习所的作品赴博览会参展，最终沈寿的《耶稣像》荣获金奖，其它作品也多有斩获，沈寿正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大师。
毕生心血
沈寿的刺绣事业，单从题款署名来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为天香阁；二为余沈寿；三为雪宧。余觉对她的影响主要在前两个时期，特别是第二个时期，署名都冠夫姓。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耶稣像》标价1.3万美元，是价格最为昂贵的中国展品，当时有国人在博览会的游记中盛赞：“其特色者则有上海余沈寿女士绣耶稣冠荆之像，神采如生。”可见，当时作品署名皆是“余沈寿”。
第三个时期的“雪宧”则多出现在沈寿晚期的刺绣作品上，而让这个名字永载史册的，是一本书的出版——《雪宧绣谱》。因为这本书的传世，沈寿成为一个从艺术实践获得理性升华的绣娘。这一点要归功于张謇，他不仅是这本书的策划者，更是笔录者，正如张謇在《雪宧绣谱》的序言中所说：“无一字不自謇出，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
1914年，沈寿来到南通，担任女工传习所所长，第二年便病倒了。此时，余觉恰好去了美国，幸好当时张謇到南方巡视，顺道回南通一趟，见沈寿生病，为她延请名医诊治。张謇公务在身，没在南通待太久，沈寿服药后也见好转。但大病初愈后，沈寿忙着继续教课没有好好调养，不曾想竟种下了病根，此后稍一劳累就会复发。
沈寿去南通后的7年时间里，与余觉一直处于分居状态。沈寿初到南通，独身住在学校宿舍里，一住就是3年。余觉从美国回来后担任南通贫民工场主任，一度踌躇满志干事业。这段时间，余觉因经常出差，自称无暇营造新家。
后来，张謇以让沈寿安心养病为由，数次把自家的宅邸别墅借给沈寿居住。其间，沈寿的兄姐、侄女、义女，各色人等都曾先后在张謇的那几所房子里住过，唯有余觉，始终一个人住在外面。不难看出，这对夫妇之间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僵，沈寿生病，余觉也很少理会。有一次，沈寿向余觉谈及病情，他回应冷漠：“说此老病，我非郎中。”相比之下，张謇则对沈寿的病情极其重视，甚至把沈寿的病史记入日记中，从1917年一直记录到1921年，前后5年没有间断。正是他聘请名医施用名贵药材，才让沈寿一次次转危为安。其间，为方便照顾，张謇更是安排沈寿住进了他的“濠南别业”。张謇虽然事务繁忙，但每天必去探望，有时候还亲自照料沈寿的饮食以及熬汤煎药。
同时，张謇害怕沈寿精湛的刺绣技艺失传，开始动手整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宝贵经验，往往随着名匠人亡艺绝，张謇对此忧心忡忡，他曾疾呼：“嗟夫！莽莽中国，独阙工艺之书耳。”于是，待沈寿病体好转后，便开始口授，张謇在榻前笔录，“日或一二条，或二三日而竞一条”，前后历经数月，终于完成了《雪宧绣谱》。
1919年，《雪宧绣谱》由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出版，之后还译成英文版，取名为：PrinciplesandStitchingofChineseEmbroidery（《中国刺绣术》）。该书出版后，沈寿精神亢奋，如释重负，甚至说出“绣谱写成，吾志已酬，于愿足矣，虽死何恨”。从某种角度来说，余觉让沈寿攀上了艺术巅峰，而张謇则让她的艺术得到了理性升华。
1920年，余觉正式向张謇递交辞呈，前往上海，靠卖字为生。张謇特意用状元的名望为余觉写了一篇“广告软文”，赞他书法功力深厚云云。而沈寿也为丈夫写了类似的祝词：“外子冰人先生偕寿研究绣法二十余年，俾寿谬负中外盛名，今外子鬻书海上，愿吾夫妻一笔一针为世界佳话。”
1921年6月8日，沈寿久病不治，辞世于南通，终年48岁。弥留之际，依然“镜奁粉盝不去手，衾枕依倚之具，未尝乱尺寸”。绣了一辈子的美，她自己最后也美丽地结束了。
1933年，余觉在苏州石湖边，觅得原南宋诗人范成大“天镜阁”的遗址，遂在此建“觉庵”，亦称“觉庐”沈寿去世后，余觉取号“思雪”，以纪念妻子；又反省自责在妻子生前未尽照顾之责任，遂改名为“觉”，本文为方便阅读，通篇称为“余觉”——笔者注），内设“福寿堂”纪念沈寿。新屋落成后，沈寿侄女沈粹缜和丈夫邹韬奋前来探望，见风景秀丽，大为赞赏。
1951年，84岁的余觉在上海去世。去世前一年，他又去了南通一趟，寻访沈寿的旧日足迹，并写下诗句怀念。在生命的尽头，回望过往，余觉对发妻的思念，情真意切。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