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焕坚
【“曲裾”与“直裾”深衣】
1972年，当为期三个月的考古发掘结束时，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的考古队员们仍然兴奋不已。在随后展开的清理工作中，他们发现了十几件保存完好的西汉服饰，从而为后来者打开了一扇窥视两千年前古人服饰穿着的审美之窗。考古队员们清理的这座古墓遗物，来自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辛追墓。
据记载，两汉及先秦时期，中国古人的主流服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上衣下裳”，上身和下身的衣服并不相连；另一种则是上衣和下衣相连成一体的“深衣”。深衣分为两种，一种是“曲裾”深衣，一种是“直裾”深衣。“曲裾”深衣的边角是尖角状，穿衣时要将衣襟在腰部弯曲盘绕，然后用腰带固定；“直裾”深衣的衣襟则是直角的，穿上后衣襟有一条边与地面垂直。这两种类型的深衣，在辛追墓中都有出土，其中一件朱红菱纹罗丝绵袍，就属于“曲裾”深衣，它至今保存完好、颜色鲜艳，显得雍容华贵。
辛追墓中出土的也有几件“直裾”深衣，其中一件重量仅有49克的素纱禅衣，它的款式是“直裾”深衣，样子真正是薄若蝉翼，折叠后甚至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由此可见古人的纺织技术之精巧。
曲裾深衣在魏晋南北朝以前，长期流行于中华大地，是正式场合着装，但是它的设计扎绕复杂，并且用料很多，在衣饰设计上并不简洁，但为何能长期流行呢？对此，有专家在研究后，得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生活秘密——古人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基本不穿内里，深衣之所以复杂，是为了遮羞考虑。考古人员在清理辛追保存完好的不腐尸身时就发现，辛追的外衣里面，并没有穿裤子的痕迹，古人对于敛葬极度重视，是以“视死如视生”的方法敛葬遗体的，因此不太可能存在生前穿、死后不穿的道理。
与曲裾深衣相对，直裾深衣是两汉及先秦时期古人的日常服饰，但不做正式场合穿着，原因就是因为直裾深衣不够保险，稍微一下蹲或步伐过大、跑起来之类，便很容易有暴露隐私之嫌。
公元前2世纪，尚未成名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前往临邛（今四川邛崃）富豪卓王孙家里做客，没想到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竟然看上了司马相如，并与司马相如一起私奔外逃。卓王孙为此大怒，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理会女儿和女婿，搞得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只能在市场上开了家酒店，此前养在深闺的卓文君甚至当垆卖酒、抛头露面亲自掌管店务。为了节省成本，司马相如经常穿着“裈”跟店员们一起洗刷锅碗瓢盆。
司马相如穿的这种裈，在当时也被称为“犊鼻裈”。“犊鼻裈”之外，古人也穿一种“袴”在身体里面保暖，这种“袴”的形式有两种，一种叫胫衣，但是仅仅套在小腿上，还有一种“袴”，形式有点类似现代人所穿的裤子。
【服饰的“南北融合”】
其实早在战国的赵武灵王时期，赵国为了军事战争需要，就曾经在骑兵部队中，仿照北方骑马的游牧民族，制作起了中国古代版的裤子，以方便骑马打仗。但随着赵国的灭亡和秦人的一统天下，赵国的胡服改良随之昙花一现，尽管这种仿照北方胡人，穿着上衣下裤的形式，在汉代的军人和劳动者中间广泛流行，但上层社会和普通士人阶层，仍然流行深衣和上衣下裳的服装形式。
真正大规模穿裤子，要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建立后不久，就发生了“八王之乱”，随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五胡乱华”，随着北方胡族的相继南下，汉人服饰开始受到影响，中原汉人开始向游牧民族学习，大规模穿上了裤子。
前面提过，两汉及先秦时期的华夏族（汉族），在深衣之外，另外也穿着“上衣下裳”，但是随着裤子的大规模普及，中华大地上，这种服饰普遍改成了“上衣下裤”。根据北魏常山王元邵古墓中出土的一尊陶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男俑身上穿着一件束腰宽袖的及膝长袍，下身则穿着一条大口裤，这就是南北朝时期，北朝广泛流行的上衣下裤的裤褶装。裤褶装是一种学习北方胡人衣着、实行上衣下裤，同时又融合了南北朝时期南方流行的褒衣博带的服装风尚，真正做到了“南北融合”。
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裤褶装从军队中传播到朝官集团，后来甚至发展成为参与朝会的正式礼服，这种衣着形式，也深刻影响到了此后千年的国人穿束。
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动荡，政治松弛之下，人们崇尚自由开放，这就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装也追求宽博舒适。当时上至朝廷王公，下至黎民百姓，都以宽衣大袖为时尚，除了劳作的民众穿着短衣长裤外，其他阶层的人都喜欢这种轻松而随意的服饰。比如在东晋顾恺之所绘的《列女仁智图》（宋代摹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画中人物无论男女，都身着宽衣大袖，显得飘逸神然。
隋朝从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西魏—北周”一脉而来，隋唐的统治家族本身就带着胡人血脉，这就使得唐人的服饰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众多北方胡人的服饰因素。例如在胡服的影响下，中原地区原本宽衣大袖的男服，也出现了小袖和圆领的鲜卑服饰因素。
隋唐时期，古人的头冠装饰也在起变化。秦汉时期，贵族和官僚阶层戴着冠弁，当时的平民百姓不被允许戴冠，包头发只能用头巾，也就是“帻”。由于平民的帻都是黑色或青色的，因此秦代指称普通百姓为黔首（黔，黑色的意思），汉代把奴仆称为“苍头”，意为头上包着青色头巾的人。头巾起初是平民庶人所戴，进入魏晋南北朝后，由于战乱频繁，军队中许多士兵为了方便行军打仗，也经常用头巾包扎头发，然后在脑后扎成两脚，让它两边自然下垂，这就是“幞头”最早的由来。
由于幞头简单方便，从南北朝后期开始，也开始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到了唐朝初期，我们在当时画家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中，可以看到画中坐在步辇之上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及穿着红色礼服的典礼官，都戴着这种幞头帽。
有着胡汉混合血统的李世民家族，心态开放包容，到了李隆基时期，唐玄宗就很不喜欢穿着当时较为正式的裤褶装，他平时最喜欢穿着便装、戴着幞头。一次，李隆基见到宰相张说戴着冠弁、穿着裤褶装，还特意赐给他一个幞头。
在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影响下，裤褶装在唐代社会逐渐退化消隐，改而流行起了戴着幞头、身穿袍衫、脚穿靴、束腰带的便服，正如《步辇图》中的红衣典礼官一样。
【棉花：催生服饰的原料革命】
豪爽之风，也深刻影响了唐代女子的着装。当时上层社会的女子，喜欢穿着短衫、长裙，上身再披一条像长围巾一样的“帔”，这些长裙子经常拖到地上，裙腰则高到胸部。
商品经济比唐代更为发达的宋代，其时代风气也沿袭了唐代遗风。宋代女子喜欢里面穿着抹胸，外面套一个褙子，这种褙子不系带也不用纽扣，两边衣襟自然敞开，中间豁然露出女子所穿的抹胸，但宋代女子习以为常，并且穿成了一种风尚。例如南宋图画《歌乐图卷》中，就描绘了一群宫廷歌乐女伎演奏、排练的场景，其中几位女伎都穿着红色窄袖褙子、里面穿着抹胸，虽然比起唐代有所收敛，但风韵犹存。
1279年，十万不甘投降的南宋军民集体跳海殉国，至此，宋人的服饰风流陨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随后，蒙古人将大元帝国境内的人群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原北方金国境内民众）、南人（原南宋民众），与之对应，这四个等级的民众，衣装服饰也各有规定，例如蒙古人可以衣着华丽，但南人就只能穿最普通的服饰。
尽管元代的官场盛行蒙古衣装，但在民间，老百姓仍习惯穿着南宋的衣装服饰。例如在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创作，由王绎执笔画人物、倪瓒补景的《杨竹西小像》中，画中人物就明显一派宋代遗风，显示出在南方，汉人仍沿袭着宋代的衣冠遗风。
明朝光复中原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恢复汉族礼仪，并禁止在朝堂中着胡服。
在服饰所用材料上，与前代不同的是，明代在丝绸、麻料、毛织品之外，开始广泛地应用棉布，棉花虽然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内地，但真正在南方开始流行传播，却是到了南宋。进入明代后，棉花种植广布全国各地，明代邱濬就在《大学衍义补》中说，棉花“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
棉花的广泛种植和使用，也催生了中国人衣着服饰的原料革命，并带动了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当时有说法：“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今浙江嘉善境内）纱。”此前，中国的普通百姓大多衣着麻料，但麻料的上身舒适性没有棉布好，随着棉布的普及，极大地改善了普通百姓的着装舒适度。
明代初期，朝廷对民间百姓的服装禁令很多，例如规定商人不能穿细纱，只能穿绢和布，平民衣物不能用黄色、大红色和鸦青色等，并禁止用金绒装饰靴子等，尽管如此，在明代江南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在晚明时期仍然逐渐兴起。
但晚明的风流即将戛然而止。1644年，就在李自成的农民军即将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皇帝召来自己的三个儿子：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永王朱慈照和9岁的定王朱慈炯，让兄弟三人速速去逃命。当看到三个儿子还衣着光鲜时，崇祯不由埋怨了一句：“都什么时候了，还穿成这个样子！”于是，他亲自动手，和宫人们一起，帮着给三个皇子换上了平民服饰，改穿“青布棉袄、紫花布袷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鞋、戴皂布巾，作民人装束以避难”。这些服饰，显然是明代末期普通百姓的装束。
清人入关后，强力推行剃发令，汉人保留了数千年的束发扎巾戴冠的习俗被彻底改变，另外清人为了彰显其马上得天下的优越感，还下令把当时人们的袖口都做成了“马蹄袖”，这种设计，是以往未曾出现过的。
进入清代后，长袍马褂成为普通平民男子的主要穿着，这种装束，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后。民国期间，北洋政府还曾颁布《服制案》，将其列为男子常服之一，至今，在民间一些重要传统民俗场合，有些老人仍会穿着长袍马褂举办仪式。
1919年，英国军官庄士敦进入北京紫禁城，开始教授末代皇帝——溥仪英文、数学和世界史、地理等课程。在庄士敦的影响和鼓励下，溥仪剪掉长辫，穿上了西服。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因为他剪掉长辫，紫禁城里的太妃们痛哭了几场，师傅们则有好多天脸色阴沉。
但溥仪不以为然。后来，他又穿上了西装，他说：“（我）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眼镜，浑身散发着蜜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跟着两条德国猎犬和一妻一妾。”
那时，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服饰妆容，也进入了变革的时代。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