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以鲜
以“驿”为地名
1921年初春时节，鲁迅短篇小说《故乡》（初刊于《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1号）最后一段说的话，对于龙泉驿而言，具有别样的意味：“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寻寻常常的几句话，由希望引出道路，成了百年来的箴言。道路是人——还应该包括别的生命，比如家畜、野兽甚至飞鸟——趟出来的。我们还应该记得，李白和杜甫都曾提及鸟儿的道路：“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其实，一切存在均有其行走的道路，比如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鱼蚌虫蚁的往返踪迹，只是有的壮丽、有的细小，有的灿烂、有的隐晦而已。
人类不仅走出道路，还会修筑和维护道路。对于人类来说，道路既用于交通、交流，亦关乎节奏、速度与美学。于是，古老的驿站出现了。中国古代的驿站，既是道路某一刻的休止符，亦是道路的加速器，还是道路的喉与舌。
龙泉驿区，现隶属于成都市。据说，在全国数千个县级及县级以上行政区中，以驿命名的，只有成都的龙泉驿。翻开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有对“驿”的注释：“驿站（今多用于地名）：龙泉驿（在四川）。”
在中国，能代表驿、说明驿、呈现驿文化的，再无出龙泉驿之右者。古往今来数不胜数的官驿中，龙泉驿堪称“天下第一”。这个称号含金量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重，不可谓不耀眼。
要知道，自秦汉置驿道以来，历朝历代不知兴废了多少座驿站。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驿站，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来，比如君王与美人生离死别的马嵬驿，掀开大宋篇章的陈桥驿。但是，这些显赫的驿站，要么被历史的尘埃遮掩得无踪无迹，要么因其悲伤、血腥与阴谋的细节，而为人们所刻意淡忘。
只有龙泉驿，带给人们的是阳光、欢乐、财富和梦想，是成长、变幻和远方。千百年的沧桑，丝毫没有消减龙泉驿的人性之淳、风物之美。
龙泉驿就像是人们用马蹄、车轮、行囊、诗歌和五光十色的物资搭建起来的一座蜿蜒而壮丽的戏台，一座永不落幕的东方戏台。穿梭往来其间的官员、将军、战士、诗人、词人、美人、商人、侠客、成功者、落魄者，都是这座戏台的编剧、演员或看客。
千年龙泉驿
这座戏台的主演场足够壮丽：由一条南北纵贯的龙泉山脉，与一条东西横穿的巴蜀古驿道交构而成。这座戏台的分场足够蜿蜒：晚清学者傅崇矩曾沿着成渝古驿道“东大路”5至8尺宽的石板路徒步千里，途经龙泉驿、简州、资阳、资州、内江、隆昌、荣昌、大足、永川、璧山、九龙坡等地。
从东大路延伸出去的，以龙泉驿为首驿的巴蜀古道，大大小小的驿铺委蛇而东，每一驿每一铺都是一出精彩纷呈的折子戏。
龙泉驿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所保存的各种图像或文字，生涩的，圆润的，完整的，残缺的，优美的，粗疏的，高蹈的，市井的，现实的，幻想的，熟悉的，陌生的，快乐的，落泪的……就是这座奇妙戏台上回响着的唱词或唱腔。
龙泉驿区政府最近推出了一部扎实的《龙泉驿区历史文献集成》，里面收录了一出名为《春花走雪》的川戏。为了自己的爱情，简州大家闺秀刘春花和奶妈踏上艰险的龙泉山道。主仆二人的对话，让人想起另一出川戏《秋江》中的妙常和艄翁。一个发生在雪花纷飞的山道上，一个发生于碧波如镜的秋江中，场景不同，机趣和目的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追上心中的爱人，蕴含着蜀人特有的坚韧和幽默感：
旦唱：时才离了阳安县，自古十里不同天。正行走目观看，不觉出现一座山。这座山才算山，高有数百丈，路才巴掌宽。莫道人难走，猿猴也难翻。莫不是春花大数满，要过此山难上难。
老唱：主仆正在把话谈，抬头又见一座山。这座山才算山，高有数百丈，路才巴掌宽。我还都勉强，她又怎样翻。说句大语壮她胆。尊声小姐听我言，这座山不算山，老奴权当扒坎坎。老奴今年六十满，赛得过十七八少年男。小姐不信你来看，一口气扒上山，足不软腰不酸。扒着老奴肩，权当石栏杆。
从古至今，绵延数千年的龙泉驿大戏台上，无数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折子戏在编写，在彩排，在粉墨登场。我很喜欢《春花走雪》这出戏的名字，似乎在说龙泉驿这座蜿蜒而壮丽的戏台上的花朵——东汉的李尤，晋代的李密，北周的强独乐，隋代的褚信相，唐代的朱桃椎，五代的牟羽宾，宋代的欧阳修、张栻、苏洵、苏轼、苏辙，明代的杨升庵，清代的费密、李调元、杨锐、傅崇矩，现代的廖平、郭沫若、贺麟、周太玄、刘子华、沙汀、艾芜、王叔岷、周克芹、陈子庄、石鲁等人。他们都是龙泉驿道上无所畏惧的花朵，盛开在霜雪中，行走在白色世界中，绽放出生命的艳丽本色。
古蜀文明
龙泉驿大戏台上演的折子戏，第一出从蜀王蚕丛开始，构成一部早期蜀人迁徙的史诗大戏。
龙泉山脉的主峰长松山耸立在柏合镇长松村周家梁子，海拔并不算高，只有1000米多一点。很少有人知道，这儿曾经修建过一座祭祀蜀王的蚕丛庙。在成都主城区东边的龙泉山脉主峰之上，为何会出现这样一座发源自西边岷山深处的古蜀部落的祭祀庙呢？
1929年春天，广汉农民燕道诚在自己住宅旁边挖掘沟渠时，意外发现几块从未见过的远古玉器，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的序幕由此渐次拉开。1986年，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发掘出两个大型殷商祭祀坑，大量形态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和金玉器惊艳世人。时间进入2021年的春天，三星堆再一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引起人们强烈好奇和论争的，是三星堆文化本身散发出来的神秘性和独特性，异质的文化色彩迥别于中原，以至于有人怀疑是不是一种外星文明的遗存。确实，无论是硕大的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或青铜太阳轮，以及黄金面具、黄金权杖，无一不在提示世人：充满无穷想象力的三星堆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里面蕴藏着浪漫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火焰。
学者们推断，大约5000年前，古蜀先民遭遇强烈的寒冷气候，已经无法在岷山一带生活，先后兵分两路出走。前者创造了一个神灵的世界——三星堆，后者则建造了一个宜于人居的烟火空间——宝墩。
最早离开的古蜀人富有冒险精神，越过九顶山进入成都平原北部的什邡、广汉一带，成为桂圆桥和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这群山民崇拜神灵和天国，骨子里透着一股仙气。
另一群人相对保守，眷恋家园，实在待不下去了，才沿着岷江河谷向成都平原南部进发，以河畔台地为理想的栖居之地，创建了辉煌的宝墩文化。这群逐江而下的蜀人身上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世俗胸怀，与部分溯江而上的长江中下游文明（如良渚文化）融合，更加关注水利工程和城市建设，为后世李冰治水提供了宝贵经验。
蚕丛氏部落人民的足迹，一定到达过东边的龙泉山脉，尽管今天已经寻不到太多可资考据的痕迹。在那儿，还保留着出生于龙泉驿的民国风云人物田颂尧的长松山舍，这座位于群山之巅的中西合璧式别院始建于1936年，又名“唯仁山庄”，缘于田颂尧写过的《唯仁论》。
唐代隐士朱桃椎
第二出折子戏的主角，是朱桃椎朱真人。
两《唐书》中均有朱桃椎的资料，《旧唐书》附载于“高士廉列传”，《新唐书》则载录于“隐逸列传”。综合两个小传记，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朱桃椎是成都人，澹泊不仕，披裘带索隐居于龙泉，人莫能测其为。
武德年间，大将窦轨镇守益州，召见朱桃椎，并准备好了官服，想让他当个乡正。朱桃椎一句话也没说，弃衣于地，逃入山中，结庵涧曲。山中的生活简朴得接近原始人，夏则裸形，冬则树皮自覆，人有赠遗，一无所受。
但是，再高的隐士也要生活，朱桃椎的生计来源除了大自然的馈赠之外，还有草鞋营生——用草鞋换米。“每为芒履，置之于路，人见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为鬻米置于本处，桃椎至夕而取之，终不与人相见。”他做的草鞋质量很好，“环结促密”，用草柔细，“人争蹑之”。
后来，成都又来了一位大官——深受唐太宗器重的高士廉。听说了朱桃椎的大名后，高士廉以礼致之，降阶与语。朱桃椎不答，直视而去。每当使者来拜访，朱桃椎就避入山林躲藏。
高士廉打从心眼儿里佩服，恭敬地对朱隐士说：您这样做，是在暗示我要以无事治蜀吗？”于是，“简条目，薄赋敛，州大治”。然而，苏轼评论道：“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他并不认为高士廉真的明白了朱隐士的意思，或者说，朱隐士压根儿没有这层意思。
幸运的是，《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御定历代赋汇》里还保留着朱桃椎唯一传世的《茅茨赋》。在这篇著名的隐士赋中，朱桃椎对自己的居处、衣着及日常生活状态等，均进行了诗意的交代。他的心中还住着一位更古老的隐士——陶渊明，其文亦有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潇洒风神：
若夫虚寂之士，不以世务为荣。隐遁之流，乃以闲居为乐……削野藜而作杖，卷竹叶而为巾。不以声名为贵，不以珠玉为珍，风前引啸，月下高眠。庭惟三径，琴置一弦，散诞池台之上，逍遥岩谷之间。逍遥兮，无所托，志意兮，还自乐。枕明月而弹琴，对清风而缓酌。望岭上之青松，听云间之白鹤。用山水而为心，玩琴书而取乐。
《花间集》编者赵崇祚
第三出折子戏，与一部传世千年的浪漫词集相关。
2010年11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文物勘探过程中发现一座大型砖室墓，进行了半年左右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是发现了墓主人赵廷隐近3000字的长篇墓志铭。
赵廷隐为甘肃天水人，是后蜀开国大将，深得后蜀高祖孟知祥及后主孟昶的信任，官至太师、中书令，封宋王，谥号“忠武”。在欧阳修和薛居正所修的新、旧《五代史》中，偶尔能看见赵廷隐的身影。略晚于薛居正的北宋人路振，亦在《九国志》中为赵廷隐立传。
从墓志铭中可以得知，赵廷隐娶有3位夫人，育3子7女。子女中最有名的并不是在《九国志》中亦有传记的次子赵崇韬，而是其长子赵崇祚——《花间集》的编选者。这部收录有温庭筠、韦庄等18位花间派词人的词选，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为这出龙泉驿折子戏提供了最为迷人的唱词与对白。
大蜀广政三年（940）初夏时节，西蜀词人欧阳炯为《花间集》写下一篇影响深远的序言，首次梳理了词这种新兴文学样式的迢遥而隐秘的文脉：
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赵崇祚，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序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
北宋画家高克明
第四出折子戏的主角，是一位身后“移民”成都的画家。
2017年8月，龙泉驿区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发现宋代墓葬群。结合出土的墓志、买地券等文字材料判断，这片家族墓群的主人为渤海高氏后裔，北宋时期居于山西绛县，南宋初年为避战乱南迁成都。
其中一位墓主人为北宋山水画家高克明。他在宋真宗景德年间游历京师汴梁，大中祥符年间进入皇家画院。宋仁宗时，“命其画壁以试才，后迁至待诏，守少府监主簿(正六品)，赐紫衣”。高克明的代表作有《三朝训鉴图》《溪山雪意图》《高寿图》《立会图》等，其绘画艺术生前便已得到很高的评价，北宋刘道醇的《宋朝名画评》就将其列为“妙品第一”。
考古人员推测，高克明的墓葬应该是他的后代从北方迁至成都的。画家高克明的枯骨“移民”成都时，已经无法看见繁华的成都风物，不然，一定还会画出几幅传世的成都风物图，比如“龙泉山雪意图”。
也许，高克明还会为一群猫画像。简阳位于龙泉山东侧，《简阳县志》的“土产”条目中，记述了一种被称为“四耳神猫”的简州猫，耳廓重叠，两大两小，合成四耳。遗憾的是，这种奇妙的动物据说在清朝中后期即已绝种，人们只能在售卖的神猫版画（置于家中避鼠）中一窥其大体面目。
如果四耳猫能一直繁衍下来，一群大大小小、毛色鲜亮的猫或奔跑在龙泉驿的古道上，或在驿站的露台上晒太阳、打滚、撒娇，人们用一口好听的方言把它们唤来唤去，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
这几出折子戏，不一定是其中最精彩的，但一定是有意味的。
蜀王蚕丛的折子戏，代表着位处成都东边的龙泉驿，虽历经风霜摧折，其根柢仍然存留着古蜀文化的强劲基因；朱桃椎朱真人的折子戏，昭示着作为古代巴蜀交通贸易枢纽的龙泉驿身上，葆有珍贵的超越世俗羁绊的风标；赵廷隐与赵崇祚父子的折子戏，为龙泉驿的磅礴文脉注入源头活水；“移民”高克明及其子孙的折子戏，则代表着蜀地尤其是龙泉驿地区的包容、安逸和艺术的底色。
还有很多折子戏可以观想，比如杜甫与鹿头山的折子戏，段文昌、段成式父子的折子戏，前蜀开国皇帝王建义子王宗侃的折子戏，还有牟羽宾的传奇折子戏。它们或深或浅、或长或短地在龙泉驿这座蜿蜒而壮丽的戏台上浮过光、掠过影，彰显了某段历史的炫目踪影，启示、润泽今天和未来人们的心灵。
（作者系诗人、随笔作家、四川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