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戡
丝绸之路发轫于汉代，贯通欧亚大陆，延伸到非洲北部，以商贸交往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丝绸”是一个象征。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率先提出这一概念，后世学者循章发散，将宋代兴盛于泉州的海洋贸易网称为“海上丝绸之路”。2021年，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名世界遗产。
茶马古道作为连通云南、四川与西藏的国内传统商业路网举世闻名。这条成形于唐代的商路，最重要的货物是茶叶，最主要的经营团体是马帮。如同丝绸之路衍生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遥远的北方也有另一个“茶马古道”——从张家口到库伦的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兴起于清代，以茶叶贸易沟通内陆农耕文化与边疆游牧文化，影响抵至俄国，对中华多民族融合国家形成的影响，不逊于另外几条商路。
茶叶需求催生贸易
茶叶是成瘾品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它是，任谁也很难将这些遍布街头巷尾杯中壶内的“中国树叶”，与烟草、酒精、槟榔之类的成瘾之物相提并论。相反，清心、提神、助消化，甚至醒酒、减肥等健康功效，才是属于茶叶的标签。
说它不是？诸多现象将无法解释。早在16世纪，欧洲人就从中东得到茶叶，最初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消除伤寒和疼痛的药品。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先是远洋东亚的葡萄牙人带回了少量茶叶，继而由“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作为商品大举进口。
这种“滚烫的饮料”作为奢侈品令上层社会着迷。1650年，法国国王路易八世的首席大臣马扎林主教就是一个带头人。“没有一种植物可以和茶相媲美。人们之所以饮茶，完全是出于一个原因：远离疾病侵害，延年益寿”，荷兰医生尼古拉斯·蒂尔普如此评价。
随着贸易增长，茶叶价格平民化，饮茶风潮席卷欧洲。《绿色黄金》一书的作者麦克法兰夫妇摘取了许多18世纪的记录：“在整个英格兰，喝茶是很普遍的事情。人们可以一天喝两次，尽管价格不菲，最下等的农民也像阔佬一样一天喝两次茶；茶的总消费量是惊人的。”“喝茶已经普及到这种程度：不仅绅士和富有的商人经常喝，就连所有缝纫工、给衣服上浆的女工、卷垛布料的女工都要喝茶，每天早上都要美美地喝上一番。”
如此狂热而普遍的需求，从荷兰、英国这样的海上国家，一路扩展到欧洲内陆。西到葡萄牙、东抵俄国，茶叶都成为上至宫廷、下到平民的日常饮品，而这种“无害的成瘾品”在19世纪前却只有一个来源——中国。
茶叶在欧洲引发浪潮的时代，正逢中国清朝初年。17世纪初，清政府虽然奉行“片帆不许下海”的锁国政策，但仍然保留广州、福州、宁波、松江4个口岸与洋人通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由于英国商人詹姆斯·弗林特（中文名洪任辉）到宁波贩卖枪炮与官员发生了冲突，乾隆帝弘历下令封锁其它口岸，仅保留广州粤海关作为唯一对外贸易管道。一些商行被指定在此从事对外贸易，亦即日后大名鼎鼎的“十三行”，茶叶是它们最重要的出口货物。
“一口通商”不利于广东以外的其它省份，但对依靠远洋货轮开展贸易的英国、荷兰影响并不算很大。只是，在欧洲的东部，俄国苦于缺少出海口、商路被西欧和奥斯曼帝国垄断，正在继续向东扩张，试图在亚洲大陆上寻找另一条商路，为自己的货物输出、也为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打开大门。
机会很快就将到来。
明清易代带来商机
沙皇俄国兴起于16世纪，建国之初就不断向西伯利亚扩张，商人和探险家是其中的主力。此时，中国还处于明朝，虽然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开展海上贸易，但北方的草原商路还没有成型。
彼时的明政府与北方草原蒙古各部落不时发生冲突。在双方保持和平往来的日子里，沿长城开设的“马市”是彼此之间重要的贸易管道。“以茶易马”是明政府与蒙古王公各取所需的交易范式，明政府获得了稀缺的战马，蒙古人得到了解乏的饮料。
蒙古人对茶叶的热爱丝毫不逊于欧洲人，大量的需求使“管控茶叶外销”成为明政府羁縻边疆的本钱。活动于青海西北部的蒙古安定王，一次进京就要求购买3000斤茶叶，明政府认为数量过大，只批准了500斤，但是“官为运去”，提供物流服务。对于经常冲突的部落，则以严禁向其出口茶叶作为惩罚。俄国人若在此时与明政府接触，恐怕也无法称心如意地买到大宗茶叶。
这一点上，俄国人是幸运的。他们出现在中国边界时，已经是清朝时期。清朝崛起于边疆，入主中原之前已将部分蒙古部落编入其八旗体制。明清易代后，长城不再是边疆界限，“内外归于一统”。17世纪后期，清政府与蒙古准噶尔部展开了长达70年的战争，既拓展巩固国家版图，也催生了一个新的商业群体——旅蒙商。
长期的战争需要海量的物资。米面肉菜、盐油酱醋、服装被褥、顶戴靴袜这些衣食必需品自不待言；烟酒茶糖、针头线脑，也是保障官兵生活乃至维持士气所必需。战线绵延数千里，路途漫长不说，运输线也随着战场不断变化。这样复杂的供应管理，仅靠农业社会的政府力量是无法支持的。
于是，清政府招募随军商人办理供应，为奔波在前线的官兵采买物资，也允许他们在当地与蒙古人交易茶叶、皮货作为回报。一座座军营外面，出现了满足官兵个人所需的“买卖营”，既有大小物件售卖，也有剃头修脚、缝衣补鞋的服务。利之所在，无所不趋，草原上出现了一批拥有多处号栈和大规模驼队的商人，山西人成为其中主力。路遇商队稍一接谈，准会发现是一伙“老西儿”。
清准战争越打越向西。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战场在北京以北800里。到18世纪50年代，主战场已经转移到距离北京7000里外的新疆伊犁。其间，清政府恩威并施，围绕羁縻笼络蒙古王公，方略百出。
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玄烨挟乌兰布通之战胜利的威风，在战场不远处的多伦诺尔，与内蒙古四十九旗和外蒙古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三部王公贵族会盟，以“诸蒙古恪守侯度，奔走来同，犹江汉朝宗于海”之意蕴，在当地兴修起规模庞大的汇宗寺。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帝胤禛又在多伦诺尔增建了一所善因寺。
草原上缺乏木材、铁器、灰浆等营建物料，要靠商人从内陆运输供应。聚集而来的工匠和常驻寺庙的喇嘛，也要通过商人供应粮食、布匹、器皿以及茶叶等生活所需。于是乎，明代受到严格管制的物资，逐渐畅通于草原。
旅蒙商承接军队供应，办理营建所需，手持清政府授予的贸易凭证“龙票”，对草原上的水土通道越走越熟，也越走越远。每一座蒙古王府周边，每一处喇嘛庙附近，每一个水草丰美部落聚集的地方，都会出现旅蒙商的身影。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12家旅蒙商随清军抵达外蒙古库伦。军队兴修办事大臣衙署和兵营，商人则架起帐篷开办商号，继而营建货栈。日后拥有8条街道的库伦买卖城初见雏形。这12家旅蒙商也将成为买卖城商会的领袖“十二甲首”。
商路已经蹚开，远方的俄国将成为这条大道的重要客户。
疆场对峙变商场交易
明末清初，蒙古人曾是中国内陆与俄国贸易的中间人。据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创者米哈伊尔一世第一次喝到的茶，便是从蒙古商人手中买到的武夷山茶。与清朝作战的蒙古准噶尔部，从俄国进口了大量枪械弹药。乌兰布通之战时，清军将领佟国纲就是被俄国制造的滑膛步枪击中阵亡。
1652年（顺治九年），从西伯利亚继续东扩的俄国人出现在黑龙江，继而在尼布楚、雅克萨修筑要塞。17世纪80年代，康熙帝玄烨两次派兵攻打雅克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9月7日，清政府与俄国在尼布楚签署条约，划定边界，其中一条便是“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为两国贸易打开了大门。
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明确两国可以通商，俄国商人每三年可以进京贸易一次。此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
100多年后，马克思撰写《俄国的对华贸易》，对恰克图的贸易形式做了介绍：“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贸易，由十二个中间人经管，其中六个是俄国人，六个是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由于贸易完全是以货易货，还要决定双方所应提供交换的商品比例。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毛织品。”
门禁一开，商贸随之而来，原本奔走于内地与草原之间的旅蒙商，纷纷投身于中俄贸易。清政府在张家口设立税关，要求往来草原的旅蒙商在此纳税，四方商旅货物云集于此，这座由上下两个堡子组成的城市，重要性很快超过了它所隶属的百年雄关宣化府。
恰克图地处偏远、管理严格，而库伦作为外蒙古藏传佛教领袖的驻跸地，住寺喇嘛众多，佛事活动往往能吸引上到王公、下至百姓参与，于是，旅蒙商聚集此地经营，以兼顾对俄国贸易和对蒙古官民的买卖。库伦成为外蒙古草原上首屈一指的贸易节点。
起点、终点固定下来，张库大道就此成形。络绎不绝的驼队，输送着茶叶等物资，从张家口前往库伦。每隔三年，还有俄国商队出现在这条大道上。俄国人终于能从中国直接买到茶叶，质量还超过了海上贸易的商品。马克思说，“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
茶叶席卷了俄国，同渗入英国一样渗入了俄国民间。俄国学者瓦西里·帕尔申描述，在尼布楚（俄称涅尔琴斯克），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不论你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
张库大道留下历史痕迹
传统的长途商路，往往是由一程一程的短途贸易接续组成。汉代张骞在大夏见到了蜀锦，却没有提到有蜀地商人长途而来。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同样如此，马可·波罗留下游记，自称从威尼斯出发往返中国，至今受到一些学者质疑。幸运的是，许多商队贯穿了张库大道，晚清国门大开，往返于恰克图至北京的各国商人、学者和探险家也不在少数。整合他们留下来的记录，能够重现当年的沿途景观。
如今的张家口，以悬挂着“大好河山”四个字的来远堡北门——大境门作为标志。但在清代，这座北大门日常都是关闭状态的，旅蒙商没有进出资格。张库大道之旅，始于大境门东侧小小的西境门。
西境门高2.7米，宽只有1.6米，狭小的设计正是为了便于查验税票，避免商人浑水摸鱼、一涌而过。张家口关税收的户部定额是2万两白银，盈余则交内务府进入皇帝的小金库。随着张库大道贸易日盛，乾隆年间，仅是盈余就已达到3万两白银，甚至超过了正额。
从地图上看，离开张家口后应当取道西北，直奔库伦。清人记载，这条路是可以走的，全程大约需要41天，但要穿过浑善达克、噶尔拜等几个沙漠，驿站又只在雨季水草丰沛时才允许商队使用，行程极其艰苦。所以，大部分旅蒙商宁可选择绕一个大弯，先向东北方向前往多伦诺尔、经棚，再折向西，沿着几处有河有湖的道路前进。这样走下来要花掉几个月的时间，但沿途更轻松安全。
多伦诺尔是典型的草原城市，北面是以汇宗寺、善因寺为中心的大片佛殿和僧侣仓房，南面则是边界分明的买卖城。康熙帝玄烨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在汇宗寺立碑，称建寺20余年来，多伦诺尔“殿宇廊庑，钟台鼓阁，日就新整。而居民鳞比，屋庐望接，俨然一大都会也”，显然有所夸张，但与草原其它城市相比，这里确实要繁华许多。
多伦诺尔是长城以北地区茶叶与牲畜、皮毛贸易的主要集散地，自身也有佛像铸造、制盐等特色产业。法国人古柏察于1840年代抵达多伦，对买卖城里“一大片既简陋又分布不整齐的住宅区”印象深刻。更让他愿意花费笔墨描述的，是这里的商业氛围，“那些流动的商贩们奔走于街头，向过往的行人推销着小商品；那些坐商们则在店铺里甜言蜜语且彬彬有礼地招揽买主”，汉人和蒙古人商队络绎不绝的往来，“使多伦诺尔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和气氛活跃的景象”。
再向东的经棚，是以蒙古克什克腾旗王公家庙为中心形成的城镇，堪称多伦诺尔的微缩版。西拉木伦河流经城边，许多人在附近开垦荒地，使之成为草原上少有的粮食出口集散地，每年从这里输出的粮食不少于3万车。
经棚街上聚居着1万多人，较多伦诺尔最多时10万人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经棚在贸易上自有特点。这里全年都可以买到牛、羊、马，而不是像多伦诺尔会有季度性的短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附近农民较多，对牲畜有更多需求，而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多伦诺尔无此需要。当蒙古人只想出售几只、十几只牲畜时，他们的首选当然是经棚。
从经棚转向西到库伦的道路，相对乏善可陈。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记载了几处有趣的景观。首先是阿尔善矿泉，这里有一股热硫磺泉水和一股冷硫磺泉水，每年都有500多人来这里浸浴，以求治好身上的皮肤病。其次是察罕苏布尔嘎古城遗址，还保留着著名的辽庆州白塔，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颇为显眼。
穿越人烟稀少的草原、高墙壁垒的汉族民居、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和喇嘛庙，翻过桑株达坂，库伦就在眼前。
库伦分为三部分，哲布尊丹巴居住的“佛城”呼勒，其他喇嘛居住的庙城甘丹，和旅蒙商聚居的买卖城。甘丹居住着1万名喇嘛，买卖城里则有近万名商人。清政府的库伦办事大臣也驻在买卖城内，此外还有许多蒙古王公宅邸分布于此。买卖城的旅蒙商以山西人为主，以茶叶换取皮毛为主要的贸易模式。在波兹德涅耶夫抵达的年代，将茶叶、皮毛运到恰克图销售的商路更多由蒙古商人承担，他们将换来的俄国货运到库伦与旅蒙商交易，也有人直接运输到张家口贩售。
与买卖城中以晋商为主不同，呼勒附近市场中聚集了大批北京商铺。它们销售绸缎、棉布以及花瓶、书画、珐琅器等装饰品，还有钟表、温度计等欧洲商品。波兹德涅耶夫说，“北京店铺外表装潢之精致，门窗上的雕刻和图案之美丽，以及油彩的鲜艳，是库伦从来没有别的店铺能比得上的”。它们的顾客对象，显然是前来拜谒哲布尊丹巴的蒙古王公，以及活佛本人。
张库大道的旅途至此告一段落，但茶叶与皮毛的交易远不是这条“北方茶马古道”的全部。从张家口至库伦，以及多伦、经棚乃至草原的许多角落中，商路带来的物资交换，将内地农耕板块与边疆游牧板块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传统商贸模式已经消失的今天，张库大道仍然有特殊意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