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珺（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主任，第十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导）
2018年初，我被任命为第十二届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当时，“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正好开始筹办第二次会议。从那时开始到2022年2月卸任，我一共参与筹办举行了8次座谈会。回顾近5年来的心路历程，感触良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的全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广东省政协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广东协商民主建设。
2017年初，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上任伊始的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到广东省政协走访座谈时，与省政协主席王荣达成了充分发挥政协平台作用、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提振粤商发展信心、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思想共识。在这样的共识下，“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孕育而生。这种以省政协搭台、省长与企业家对话协商的模式，在当时引起了全国政协和许多省市政协的关注。
从“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这个名字看，把“粤商”放在“省长”之前，看起来是一个小细节，但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新型政商关系，表明政府谦虚而进取的态度，以及政府对企业家的充分尊重，体现了广东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定位和决心。
可以说，筹办之初，省政协就致力于把“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打造成一个政府和企业公开交流的平台。这不是一个大家见面相互寒暄、发言走过场的座谈会，而是共同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场合——企业直面所遇、所见的主要问题，省长深入了解问题存在的原因，职能部门解决问题、给出建议等。一些参加过这个座谈会的企业家曾对我说，这种座谈会就是“省长的现场办公会，很接地气、很管用”。这一协商民主方式自创建之日起，就被多家媒体称为新时代助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广东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
调研内涵渐丰富
回想起参与筹办举行这8次“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工作，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对政协工作的认识与理解得以不断深化。
2018年上半年，我开始接手筹办工作。这一次座谈会的主题是“促进我省民营经济发展”。主题是根据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结合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以及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共同协商等因素来确定的，也是马兴瑞和王荣同志见面商定的。
主题确定后，接下来就要通过调研、形成研究报告，在座谈会上作引导性主旨发言。当时我觉得，作为一名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工作者，通过调研，撰写这样一份研究报告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一方面有省政协的强力支撑，政协与各职能部门和地市之间的沟通、协调十分便利，围绕主题，想去哪些地市和企业调研，想寻找哪些有关数据与资料，各职能部门和地市都会大力配合。如果没有现成的数据与资料，他们也会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另一方面，政协的研究报告是从问题出发，摆清楚事实和问题，讲清楚道理就可以了，无需像撰写专业论文一样，使用各种复杂的数学工具进行量化计算和证明。
更让我兴奋的是，我也愿意到企业去调研，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从而启发自己的理论思考，矫正理论认识。因此，我以为，只要省政协经济委联系好调研的地市和企业后，带几个懂行的研究人员，在系统调研的基础上，梳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这个任务基本上就完成了。
但是，真正开展工作后，我发现省政协对调研工作是高度重视的。每次座谈会主题确定后，王荣主席都会亲自带队深入基层，有针对性地实地调研。每次调研都由分管经济委工作的袁宝成副主席或李心副主席带队，与此同时，邀请几位政协委员和与主题相关的职能部门分管领导参加。
随着调研工作的持续，我对省政协重视调研工作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从资政建言的角度看，虽然政协看起来似乎与一般性智库具有类似使命，但不同的是，一般性智库的调研更多是结果导向，因为调研过程所付出的努力主要反映在调研报告的质量上。换句话说，调研报告的质量体现了调研组的水平与下功夫的程度，所以参加人员通常是从结果出发进行选择与安排的。
而政协的调研工作是既重视结果，也关注过程。之所以如此，首先与政协的工作性质相关。调研过程就是一个动员不同群体的代表深入实际、发现问题和为解决问题集思广益的过程。围绕主题，从不同角度思考、交流、争论与碰撞，从而聚焦重点、形成共识。
其次，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与各市政协组织的领导同志、职能部门和企业接触，一方面就“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的主题深入实际、了解问题，梳理各地经验、做法与建议，形成报告。另一方面，在听取一些地市汇报和企业提出的问题后，我们也会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把自己所看到的其它省市的相关经验和做法拿出来分享。比如，针对粤东西北地区企业普遍遇到的招工难、招技工更难的问题，潮州和茂名等一些有研发能力的民营企业纷纷在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然后以这个分支机构招收技工，再根据工作需要将他们派往潮州和茂名等工作一线。当我们把这种做法提供给其它地市的企业时，一些企业就反馈，“听了这样的案例，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再有就是挑选企业家参加座谈会的过程。每次调研都会走访当地政协推荐的3～4家有代表性的企业，然后召开一个有当地市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商会以及企业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在座谈和走访中，一些企业提出的问题是比较尖锐的、有普遍性的，经过讨论，在有共识的基础上，我们会向这类企业代表发出参加“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的邀请。因应主题的变化，每次挑选的企业代表也不相同。5年来，参加过两次或以上座谈会的企业代表大约不到总数的10%。
探索创新成规则
为了高质量地开好“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提供一份有质量的调研报告是很关键的。在把握基本理论工具的情况下，对数据、资料和案例的掌握程度决定着调研报告的质量，调研越广泛、越深入，掌握的材料越充分，可选择、可应用的数据和事实越多，就越容易启发思考、拓展思路。这也是省政协从高质量要求出发，强调要把更多时间用于下基层调研的原因所在。
比如，在准备前两次座谈会的调研过程中，我们还是围绕主题，选择相关地市进行重点调研。随后，在总结经验时，我们主动提出，只要时间允许，每次为座谈会准备的调研报告都要建立在对全省21市进行系统调研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更好地从省级层面分析问题、把握走势、提出对策。所以，为准备一年两份的调研报告，在省政协的领导下，经济委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省内外调研，上半年和下半年大约各用两三个月时间。
2020年初，新冠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了极大冲击，下基层调研也受到了明显影响。但正是在疫情的冲击下，企业对于按时召开座谈会的心情更为迫切。因此，这时就需要我们另辟蹊径开展调研，及时了解市场一线信息和企业感受。
比如，2020年上半年“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的主题是“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促进我省外贸企业稳定健康发展”。广东经济的特点是外贸占比大，电子产业占比大，产业链和世界市场联系紧密，一旦外部环境不好，对广东的冲击要远远高于内地省份。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为珠三角企业察实情、谋实招、出实策、求实效，是我们想要做的。
经过商量，大家认为可以通过问卷的方式及时获取企业的具体感受。由谁来发放和收回问卷呢？我们找时任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省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刘军。鉴于业务需要，建行也有同样的需求，因此我们一拍即合。2020年上半年，我们出问卷，通过1000多家建行的分支机构网络，面向全省发放了几千份问卷，收回完整问卷1989份。当时，袁宝成副主席拿到问卷后，明确指示，省政协这样一个平台，必须要有2000份有效问卷。于是，我们进行了二次问卷调查。此后，2000份以上的有效问卷调研，成为经济委问卷调查的基本门槛。
从这次开始，我们基本定下不成文的规定：每年上半年为座谈会准备的调研报告需要做一次问卷调查；下半年的调研范围要争取从广东局部扩大到广东全域，在条件许可下还要到相关外省市调研，跳出广东看广东。
这几年，经济委组织的团队马不停蹄地奔波，今天刚回来，明天又要出发。比如，由于疫情影响，2021年上半年的调研工作从3月中旬才开始，但5月初就要结束。为确保报告的质量，调研组分为12个批次，完成了对全省21个地市以及江苏、江西两省的实地调研，一共与127位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走访了61家不同产业集群的企业。调研组经常利用途中的时间，在中巴车上展开头脑风暴，及时把新鲜的想法和火花记录下来，形成第一手材料。
其实，王荣主席、袁宝成副主席、李心副主席从来都是鼓励我们，并没有给予更大的工作压力。只是在总结每次座谈会的经验时，我们自己都会提出下一步要改进的方向，特别是这个座谈会作为省政协专门打造的协商品牌，已引起兄弟省市乃至全国政协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有时到外省市调研，对方都会询问座谈会的背景与机理等，无形之中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只能自加压力、自提标准、精益求精。这就是经济委上上下下形成的共识。
2020年11月，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正式出台，标志着这一协商民主品牌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这将使得政协协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并为广东各级政协建立完善本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与企业家面对面协商机制提供示范和指引，有力推进我省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成效之一。目前，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政协都建立了企业家与市长面对面协商制度，畅通了政协沟通渠道，健全了企业家参与政府涉企政策制定的协商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市政协会参考省政协的做法，同时也给我们以反馈和启发，这就实现了一点带动全面，省市互动、联动，共同提高水平。
成果转化收获多
参加过“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的人都知道，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与会人员都经过认真遴选，确保他们有较高的协商议政能力和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能形成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高层次协商成果。除了政协委员，还会邀请人大代表、粤商企业家、行业商协会、专家学者等代表参与。先后参加过座谈会的知名粤商代表有：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正威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美的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比亚迪创始人兼CEO王传福，顺丰控股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卫，华大集团董事长、联合创始人汪健，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广州市华德工业有限公司总裁李志明，大族激光董事长高云峰等。
座谈会从座位安排到发言程序，无处不体现着平等沟通、坦诚交流的思维。时任省长马兴瑞多次提到，自己来参会就是为了多听企业家和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座谈会开始时，主持人王荣主席往往会“千叮万嘱”，大家发言务必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把握时间。为什么？因为企业家们抢着发言。每次座谈会大概会请来10～13位企业家，每人发言10分钟，再留一点时间给省长和职能部门提问和回应，会议一般计划到下午5点半结束，但常常超时，大家临走还意犹未尽。
企业家提到的多是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时候，时任省长马兴瑞会马上回答，他对相关政策和经济数据非常熟悉，甚至会追问个别企业的经营情况，双方互动频繁，场面生动活泼。政府充分表现出努力帮助企业解难脱困、转型提升的诚意。这种氛围密切了政府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沟通，有助于增强企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部分企业家曾在会上表示：座谈会的氛围非常宽松、民主，企业家都直抒己见，省长的回应很坦诚，含金量很高。”“能与省长零距离沟通，彼此以诚相待，体现了广东人务实包容的精神。”
每次座谈会后，省政府和省政协办公厅都会根据会议情况整理形成会议纪要，专报省委。根据《规则》，承办单位一把手对办理落实负总责；省政府办公厅及时跟踪督促落实情况；省政协通过民主监督，推动协商成果落实落地。
至2022年上半年，已有150多位企业家参加过“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会后梳理的意见建议有161条，涉及44个方面。这些协商成果被充分吸纳到省委、省政府出台的重要政策举措中，使涉企政策的制定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诉求，更有效地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协商民主的形式广泛凝聚推动广东改革发展的合力。
比如，2017年“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的主题是“优化我省实体经济营商环境”。省政协聚焦实体经济营商环境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企业税费负担较重、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提出构建公平竞争环境、规范税费管理、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18条建议。这些建议被充分吸纳到同年8月出台的“实体经济十条”（即《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根据测算，这一政策在2017年至2020年间，为广东企业新增减负2600亿元以上，其中制造业企业新增减负620亿元，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发展后劲。
承办单位对于座谈会上的协商成果，还会以书面形式向与会代表反馈。在2018年下半年“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的现场，企业家们就收到了《2018年上半年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意见建议办理情况》。这是根据时任省长马兴瑞的批示和省政府办公厅的办理意见，由省工信厅和省发改委等16个单位，对上半年座谈会梳理的13个方面的意见建议进行研究后，所作出的回复。这一做法得到了现场企业家的一致好评。
影响深远意义大
2022年，上任伊始的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中就紧凑地出席了两次“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围绕不同主题，与粤商企业家代表、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协商交流、凝聚共识。他寄语广大粤商，要坚定信心、把握机遇，在服务全省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展现更大作为。
“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从探索性筹办到《规则》的出台前后已有5年。5年来，这个协商平台逐渐深入人心，不仅在资政建言和凝聚共识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协商成果和良好的社会反响，而且各市区县在省政协的示范和指导下，也都根据自身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搭建了常态化协商对话平台。
这个成绩的取得与省政协领导高度重视、精心指导，特别是亲力亲为率队调研的务实作风是分不开的。同时，也离不开职能部门提供的经验典型和具体建议，以及各市区县在安排典型调研、座谈会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这也是经济委政协委员、省社科院、中山大学等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倾注心血、努力奉献的成果。
2018年5月，全国政协要求广东省政协就举办“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的有关情况专门提交报告。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同年第7期刊发了两篇特稿，对座谈会的价值内涵进行解读，得到了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充分肯定和重要批示，使我们深受鼓舞。
对于我个人来说，经过参与“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等工作实践，有三点深切体会：
一是任何一件事情要做好，都要在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地打磨、完善，把每一次调研工作中有遗憾的地方，变为下一次努力的方向。这种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外部的“要我怎么做”，而是内生的“我要如何做好”的驱使。
二是做好组织内的任何一件工作，都是团队每个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要把领导者意识中的“我要做好”的理念传递给每个成员，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对整体工作的贡献。
三是作为一名学者型领导，在讨论思路与工作方案中，往往容易出现自以为是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放下架子，吸收成员发言中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使他们感到被认可的喜悦。坦率地说，这几年来，经济委组织的那些几乎无休止的交流、争论乃至碰撞，贡献了许多好点子和好建议，我很感谢经济委这个团结向上的团队给予我工作的支持。
要说“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在未来发展中如何进一步完善，我觉得，过去10场座谈会，受邀者大部分来自大中企业。这对于稳定与增强产业链是十分重要的，抓住龙头，才能纲举目张。与此同时，广东的小微企业数量庞大，将来可以更多邀请专精特新的小微企业代表参会，他们反映的情况与诉求可能与大中企业不同，了解他们的想法也很重要；或者以产业链治理为主题，邀请链主企业和中小供应商一起参会；还可以从行业角度出发，组织专题座谈会，这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是有帮助的。
（本文由本刊记者刘淑君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