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兴无
2022年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三强院士逝世30周年。在中国的核科学发展史上，他的名字熠熠闪光。他是大名鼎鼎的科技界“三钱”之一（另外两位是钱伟长、钱学森）、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奠基人，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
【“从牛到爱”】
1913年，钱三强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钱玄同是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曾与陈独秀等人一起编辑《新青年》。那时的钱三强叫钱秉穹，他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和影响，7岁时就读于孔德学校。
钱秉穹喜欢运动，身体强壮，同学送给他一个“三强”的外号；给他写信时，也称呼他“三强”。钱玄同说：‘三强’这个名字不错，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智、体三方面都进步。”从此，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
1929年，钱三强中学毕业时，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关于国家建设的六大实业计划让他激动不已，他决心报考上海交通大学，当一名工程师，投身国家建设。钱玄同给他提示：上海交大用的是英文教材，而你学的是法文，将来能否跟得上？于是，钱三强决定先到北大读预科，提高英语水平后再考上海交大。
钱三强在北大读理科预科时，还旁听了本科课程。那时，清华大学的名教授常到北大兼课，吴有训教授讲授的近代物理学让他大开眼界，使他转变了志趣，并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求学于吴有训教授门下。
1933年，钱玄同题赠钱三强“从牛到爱”4个大字，鼓励属牛的钱三强要鼓牛劲，学习牛顿和爱因斯坦。钱三强一直把这4个字当作座右铭，终生挂在室内举目可及的地方。父亲的鼓励给了他极大的精进动力。
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经吴有训推荐，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给所长严济慈做助理员。一个周末的下午，钱三强在实验室里做分子光带分析，严济慈进来看他分析的数据结果，点点头，问他：“你会法语吗？”钱三强答：“初中学过，借助字典能查资料。”严济慈递给他一本法语杂志：“你念一段，再翻译过来。”钱三强按着导师的话做了。严济慈满意地笑笑，告诉他中法教育基金会要招考公费留学生，让他集中精力备考。不久，他便考取赴法留学生资格。
1937年8月，钱三强带上父亲“从牛到爱”的条幅，登上了去巴黎的邮轮。到巴黎后，适逢导师严济慈在巴黎参加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在严济慈的引荐下，钱三强进入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这个实验室是居里夫人创建的，她逝世后由她的大女儿伊雷娜·居里主持，人称“小居里夫人”。伊雷娜和她的丈夫约里奥因为“研究并合成人工放射性元素”，双双荣获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钱三强凭借聪慧和勤奋，很快得到导师伊雷娜的赏识。
钱三强在实验室里主要从事“物理”工作，而放射源是要用化学方法制备的。因此，他利用课余时间疯狂学习放射源的光学知识，因为回国后这些都要他自己做。伊雷娜非常理解他，还特地介绍他跟随著名的化学专家葛勒黛夫人学习放射源的制作，这为他后来回国进行铀矿分析打下了坚实基础。
伊雷娜又提议钱三强到约里奥主持的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研究所学习。不久，伊雷娜夫妇邀请钱三强参与证明核裂变理论。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钱三强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并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这是法国设置的最高学位。
此时，学有所成的钱三强想尽快回国效力，但二战的爆发阻断了他的回国之路。1942年底，钱三强再次回到居里实验室和原子核化学研究所做实验研究。在法国留学和工作期间，他一共发表了研究论文近40篇。
在巴黎，美好的爱情亦悄然来到钱三强的身边。1943年，他和在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何泽慧有了书信往来，两人曾是清华大学同班同学。爱情的种子在二人心里生根发芽，他们很快结为夫妻。
1946年7月，钱三强、何泽慧应邀出席在英国剑桥举行的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一张照片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以往的二裂变照片，是从一个点开始射向两边的一条直线，而这张照片出现了一个呈现三叉形状的径迹。回到巴黎，他们经过数百次的实验分析，发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现象。
1947年1月，钱三强、何泽慧等的论文《铀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的能量与几率》发表。约里奥在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三分裂”的发现，赞扬它是二战以来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法国和中国的多家媒体对这一实验成果做了详细报道，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钱三强也因此荣获法国科学院颁发的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
【回国效力】
把从西方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是钱三强留学的初心。到了1947年，钱三强在法国科学界的学术地位已令人瞩目。他说：“我和泽慧都很清楚，继续留在巴黎，对自己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渴望着回到离开了十年之久的故土，决心为祖国的富强、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8年初夏，钱三强向伊雷娜夫妇郑重提出回国的打算。他们虽然不舍，但理解和赞成他的选择，并把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他带走。伊雷娜临别时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带着恩师炽热的情谊和殷切的期望，钱三强夫妇怀抱半岁的女儿，登上归国的邮轮，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于1948年6月10日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8月，钱三强进入清华大学，负责将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改组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并任所长，成为国内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先驱。他同时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每周都要主讲一次原子物理学，为的是普及原子能科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顶住压力和威胁，拒绝“南迁”，在北平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迎接解放。
1949年3月，钱三强准备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主席是他的导师约里奥。钱三强提出可否带些外汇托约里奥购买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同意拨出5万美元专款供他使用。钱三强拿着这笔“巨款”，感慨良久：“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托约里奥购买的仪器和图书资料在中国早期的原子能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7月，钱三强应有关部门邀请，参与起草了关于“设立国家科学院”的提案，建议以苏联、法国科学院为雏形，设立中国“国家科学院”，勾画了科学院的基本框架。10月25日，政务院第二次会议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
11月，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负责调查和统筹规划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繁忙的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让他无暇兼顾他热爱的科学研究，在个人的科学研究与组织工作之间，他坚定地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在12月3日写给约里奥的信中，他坦露了心路历程：
有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还可以重新从事我的研究工作。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知道人民的胜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获得彻底的胜利，每一个人都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这将也是 “为胜利而牺牲”（这是约里奥二战时为拯救法兰西提出的口号——原著编者注）。
1950年，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次年接任所长。他秉持着“为胜利而牺牲”的理念，一心扑在新中国的核科学事业组织和谋划上。在他的组织下，一批科学家从国内外向他聚集，短短5年时间，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人增加到100多人。他们日后都成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而钱三强为此作出的“牺牲”是，在国际物理学的学术刊物上，再也没有一篇署名钱三强的论文了。
1955年1月15日，钱三强和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应邀到中南海，参加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毛泽东笑着对钱三强、李四光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
在李四光汇报了我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后，钱三强根据周恩来“通俗易懂”的要求，先用所里自制的盖革计数器对铀矿标本作了放射性演示，“咯啦”“咯啦”的响声引得大家阵阵笑声。然后他从什么是原子、原子核、原子能讲起，用自画的两张草图细致地讲解原子弹和氢弹的大体构造，并介绍了几个国家研制“两弹”的近况。领导人问了不少问题，钱三强如实汇报。
【核弹元勋】
党中央作出发展本国核力量的重大决策后，钱三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开创新中国原子能的事业中。1956年，主导核武器研究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钱三强为副部长。他是副部长中唯一的科学家。
早在1953年2月，钱三强率团前往苏联，考察在杜布纳市新建的原子核基础研究实验中心。交谈中，钱三强提出中国需要建设一座研究用的核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简称“一堆一器”），希望得到苏联帮助。后来经过谈判和签署协议，苏方同意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一台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
7月，国家成立专管“一堆一器”建设的建筑技术局，钱三强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主抓技术业务。他带人跑遍京郊选址，最后选定北京房山坨里地区。10月，他又率领由39名科技人员组成的“热工实习团”赴苏，参加审查“一堆一器”的初步设计，并对口学习和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和技能，时逾半年之久。1958年6月，“一堆一器”建成，昔日的荒滩野岭间崛起了一座原子科学城。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和设备搬迁至此，改名原子能研究所，代号“401所”。一堆一器”投入运行后，为多项研究如研制原子弹、氢弹等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9年6月，苏联毁约，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继而又撤走专家。中央决定集中一切力量研制原子弹，并将原子弹研制项目定名为“596”工程，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九所”）牵头，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攻关。
九所首先急需一批重量级科学家填补空缺，这一重任落到了钱三强的肩上。在他的组织协调下，一批理论与实验物理的顶级科学家，从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调到九所，承担起核弹研制各个环节上的攻坚任务。
钱三强最先向九所推荐的，是时年34岁的邓稼先，由他担任原子弹研发理论组组长。继而推荐朱光亚，协助所长李觉少将工作，参与领导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及其武器化的工作。接着又将世界级人才王淦昌、彭桓武招揽过来，王淦昌带领年轻人在长城脚下进行爆轰物理试验；彭桓武在原子弹设计、氢弹原理上不懈探索。
原子弹武器化需要顶级力学专家，钱三强找到钱学森协商，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郭永怀到九所后负责原子弹、氢弹的动力项目研究，加快了原子弹武器化的进程。钱三强还鼎力推荐青年物理学家周光召做邓稼先的副手，共同推进原子弹理论的突破。他同时申请将物理学家程开甲调入九所，成为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在研制“两弹”的进程中，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14人，为二机部所属各院、所、厂培训科技人员1706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坚力量。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7人由钱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的第一线。
与此同时，钱三强还承担了二机部的重要攻关任务。1961年7月，他亲自前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安排有关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攻关任务。9月他南下湖南，落实铀矿采选和化学冶金联合攻关。3个月后，他在衡阳主持召开现场会，就铀水冶厂生产及设备中的148个技术问题进行“会诊”。
为了清除原子弹研制中最大的“拦路虎”——气体扩散分离膜技术，钱三强先在原子能所组织研究小组进行前期探索，接着组织上海冶金所、北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单位60余人联合攻关，终于在1963年秋完成实验室试制，年底实现工厂化生产，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独立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试爆时，钱三强虽然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时刻，但这一天却正好是他的51岁生日。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而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5年零2个月，苏联用了4年。世界惊呼中国人创造了奇迹，但却不甚了解奇迹背后的艰辛。
由于钱三强在“两弹”研制中的卓越贡献，他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但他并不认同这个称号，更愿意以“卵石”沙粒”自居：“我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铺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途上，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壮心不已】
1978年，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业务和国际学术交流。此时他已近古稀，仍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自勉，为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增加中国科学界与世界的交流而四处奔波。
出于对国家发展的关心和职业习惯，钱三强就事关全局的重大事项积极向中央建言。1986年春，时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的钱三强与83人联名提案，呼吁建立国家最高工程技术的学术机构，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1990年2月，钱三强和李觉、姜圣阶、王淦昌联名就如何加快发展我国核电事业，向中央提出建议，后来国家发展核电的决策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病去世，享年79岁。
1999年，国家召开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追授钱三强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获奖后，钱三强生前最好的朋友、“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来到钱三强的墓前，郑重宣读了获奖证书。
在原子能研究所（院）那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矗立着钱三强的雕像，他仍默默祝福着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展……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