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一尘
马海德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出色的民间外交家、妙手仁心的苍生大医。他不但帮助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消灭了性病，而且改变了中国数十万麻风病人和数百万麻风病人家属的命运，把治疗麻风病的经验推向世界，让全人类受益。马海德为实现童年时就树立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一生，赢得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尊敬。
放弃高薪，医学博士来中国做慈善
1918年，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年份。在这年，发生了两个影响世界的著名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世界流感大爆发。被称为“杀人流感”的流行性感冒感染规模巨大，而且死亡率高，造成无数家破人亡的悲剧。年仅8岁的美国男孩沙菲克·乔治·海德姆的人生，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影响。
1910年9月26日，海德姆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海德姆的父亲祖籍黎巴嫩，是布法罗市钢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母亲是勤劳的家庭妇女，家中有4个孩子，一家人过着穷困的日子。
后来，海德姆的父亲被钢厂裁员，失去了微薄的收入，日子更加艰难。大流感的传染性极强，海德姆全家6口人不幸都被感染。致病菌已经侵入海德姆的胸腔，造成脓胸。家人一边工作，一边完成课题研究，一年之后再回到美国和家人团聚。远在美国的父母得到消息，由兴奋而失望，但无可奈何。没想到，他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1933年秋天，海德姆在地中海乘船，经苏伊士、科隆坡、香港，抵达上海滩。海德姆与相邀而来的医学院同学雷文森、克士两人一起，在美国人、英国人开设的慈善医院工作。他们发现，来治病的穷人几乎都是走投无路，临死前才无可奈何地来慈善医院“死马当做活马医”，结果可想而知。
有一天，海德姆给一位阑尾已经溃烂、腹腔充满脓水、生命垂危的患者做完手术，对雷文森和克士感慨道：“这个病人要是再迟来一点时间，就有生命危险。一个小小的阑尾炎，竟然有可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我实在有些想不通。”在旧中国的这个繁华城市，有人花天酒地，更有饥寒交迫的人看不起病。
海德姆几人供职的医院属于慈善性质，本身收费很低廉，这里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属于志愿者，工资不高。他们自己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不得不去医学院兼职，为学生们上临床课，挣点讲课费。即使如此，他们的生活也常常捉襟见肘。
在上海开诊所，外国医生接近共产党
学医的目的是治病救人，但医生首先需要养活自己。为了让穷人能以比较低廉的费用看病，也为了使自己的课题研究继续下去，海姆与雷文森、克士商量之后，想方设法在上海九江路开设了一家诊所。但还没有坚持满一年，两位同伴就先后离去。
海德姆拒绝和他们一起离开中国。他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小时候那位主动上门、免费为全家人治病的医生的形象。“穷人为什么缺医少药？这里难道就不应该有为穷人治病的医生？”年轻的海德姆陷入了沉思：我要留下来，看看这样的状况会持续多久，这样的社会究竟会发生怎样的转折？”海德姆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
中国正遭受日寇铁蹄肆无忌惮的践踏，加之国民党实施白色恐怖，上海充满血雨腥风。海德姆发现，越是穷困的人，干的工作越辛苦；越是工作劳累的人，越是穷困。他们吃不饱饭，看不起病；而那些衣着风光、生活潇洒的人却不用辛苦工作。他很是苦闷。
平常的日子，海德姆喜欢去一家书店看书，书店经理艾琳·魏德迈开始注意到他。通过魏德迈，海德姆认识了在公共租界任职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艾黎带领海德姆参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性质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的成员还有革命记者汉斯·希伯，美国共产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和夫人格雷斯·格兰尼奇、美籍革命作家艾格丽丝·史沫特莱等人。在这里，海德姆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生，海德姆发现，被病毒侵蚀的身体有治愈的希望，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却会消灭更多人的生命。哪一种制度才能让更多人免于痛苦？哪一种制度才能让更多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海德姆拼命想从书里找到答案。
艾黎得知海德姆在上海考察热带病，便邀请他去工厂进行职业病调查。在镀铬车间，海德姆惊讶地发现，工人们差不多全是裸着双手操作的儿童。他们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条件下工作，几乎人人都患有眼睛充血、鼻子结痂的铬性皮炎病。有的童工甚至手上的肉都被铬水烧掉，露出白骨。
根据考察的情况，结合自己的医学知识，海德姆拿起手中的笔，愤怒地写出了《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的报告，希望当局只好把海德姆送进一家慈善医院，也许是病人太多，医生只是给海德姆做了局部冷冻抽脓，就让他出院。很快，海德姆病情复发。
如果不进一步治疗，死亡很快就会到来。在全家人都感到绝望的时刻，一位50多岁的医生主动来到海德姆家中。这位好心的医生不但免费治病，而且还经常给他们带来一些土豆、面包之类的食物。在这位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海德姆起死回生，一家人也转危为安。海德姆虽然才8岁，但对这位挽救了他们全家人性命的医生感激涕零。“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名医生，专门为天下的穷人看病。”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海德姆学习成绩优良，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尽力帮家庭减少开支。17岁那年，海德姆考入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医学预科。两年后，他又转入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美国医科大学继续深造。
1933年，海德姆从瑞士日内瓦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性病诊断、治疗的实验方法》。海德姆正式成为医生，这是令人尊重的职业，可以得到很高的社会地位。他无论是去就职，还是自己开诊所，都可以获取很丰厚的收入。
“我暂时不回家。我要和同学一起去中国上海。”海德姆准备去上海考察东方热带病，能够改善童工的生存状况。同时，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治好旧中国的病，就得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海德姆常常和艾黎在一起探讨时事，交流对底层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看法，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深感这个国家的社会弊病，要比人的疾病严重得多。而社会弊病，确实不是我们医生可以治得了的。”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海德姆痛苦地说：“我可以每天治好一个中国病人，可是这个社会制度却可能让成千上万人在同一天死去，所以我考虑再三，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投身革命。在整个中国都处于苦难的时候，个人的问题微不足道。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十分关注。”但当时的海德姆不知道，能够帮助中国人民解脱苦难、承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重担的政党在哪里。
幸运的是，艾黎成为他的革命领路人。艾黎不但带领学习小组的成员一起读书，还带他们去虹桥机场一带“游玩”，那里是专门处决“政治犯”的地方。海德姆看见，被国民党特务押解过来枪决的“政治犯”们充满青春朝气，眼睛里闪耀出希望的光芒。他们没有一丝胆怯，对围观者大声宣讲“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会长久”。临刑前，这些勇敢的人们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容赴死。
海德姆在史沫特莱那里读到《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获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苏区的新风貌。史沫特莱告诉他：“仅仅靠行医救死扶伤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中国人民改变这个黑暗的社会，使广大劳苦大众都能得到医疗照顾。”听了艾黎、史沫特莱等人的讲解，结合耳闻目睹的事实，海德姆深切地体会到，穷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片，更需要的是医治社会的药方。
奔赴苏区，美国青年留在陕北
海德姆渐渐明白，天下需要帮助的穷人实在太多，只靠个人的力量难以扭转现状。从陷入迷茫到逐步清醒、渴望投身革命，海德姆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他想尽快投身“那个不同的世界”，并且以实际行动证明，参加革命能救助更多的人。海德姆有些迫不及待。
史沫特莱邀请海德姆参加舞会，认识了宋庆龄先生。宋庆龄早就了解海德姆，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位有爱心和正义感的医生，你可以为中国做很多事情。”从此，海德姆成了宋庆龄家的常客。
宋庆龄常常请海德姆做些事情。比如，借助他开办诊所的便利条件，购买紧缺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用他的私人汽车，送一些人去码头或者车站。有时，宋庆龄还会通知海德姆，请他把诊所交给一些人开会。海德姆是美国人，很少有人怀疑他的身份。他也知道，自己帮宋庆龄办这些事，其实就是在帮助共产党。但她不说，他也不问，只是尽心尽力，办得一丝不苟。
在宋庆龄领导下，艾黎和格兰尼奇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呼声》，这是一份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的进步英文周刊。中共地下党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鲁迅等进步人士也在这本刊物上撰文，揭露日本侵略东三省的罪行。海德姆受宋庆龄鼓励，也给《中国呼声》写过文章。与艾黎等进步人士接触越多，海德姆就越向往苏区。
“我想去苏区看看。”海德姆想去亲身证实，共产党到底能不能拯救天下的穷苦人民。他不止一次向宋庆龄提出请求，宋庆龄都微微一笑：“你的想法很好，只是要等机会。”
时间转眼来到1936年，毛泽东、周恩来写信给宋庆龄，请她挑选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去苏区考察。按照宋庆龄的通知，海德姆来到她家里。“你准备一下，马上去陕北。”宋庆龄开门见山，平静地对海德姆说。接着，宋庆龄把旅行路线、接头暗号以及注意事项告诉了他。海德姆压抑住内心的兴奋，接过宋庆龄递来的半张面值5英镑的钞票，慎重地点了点头。海德姆不知道的是，他已经通过了宋庆龄的考察，完成了宋庆龄对他的锻炼和培养。
背着宋庆龄准备好的箱子（里面有她捎给红军的医械和药品），海德姆和埃德加·斯诺在西安会合。凭着半张钞票，他们与中共地下交通员成功接头，经过数日旅途颠簸，赶到安塞白家坪红军前沿指挥部。
海德姆清楚地记得，1936年7月9日，周恩来接见了他和斯诺，并为他们拟订了一张考察行程表。周恩来说：“我们知道，你们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到苏区来访问。”
在陕北的3个月里，海德姆陪同斯诺进行了深入采访，对这个生机勃勃的红色政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海德姆看见一群怀着救国志向的年轻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大学文凭，也有优渥的家境，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甘愿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他们无私、热情、崇高，让人一望便知；他们简单淳朴，真实坦率，不计较个人得失，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崭新秩序。
海德姆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决定留下来，再也不回上海。采访结束时，海德姆郑重地告诉斯诺：“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里，和这里的人一起奋斗。”在这些日子里，斯诺目睹了陕北苏区环境之艰苦，他有些不大相信，这位小自己5岁的美国同胞真的能一直坚持下去。“这么多人都能坚持下去，我为什么不能？”海德姆随手指了指那些和他肤色样貌一样、但年龄相差不大的人们。正是这些人，在朝着他梦想的方向努力。陪同斯诺考察苏区的美国青年海德姆，毅然留在陕北。
苍生大医，外籍专家无私奉献
来苏区之前，宋庆龄就叮嘱海德姆，要把红军急需的医药物资详细列出清单交给她，然后由她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采购、筹集，再想方设法运送进苏区。毛泽东对海德姆说：“乔治·海德姆博士，我想请你帮个忙，把我们这里的卫生情况，做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从医学方面对我们作出建议。”海德姆自然一口答应。
在随斯诺采访期间，做事一向认真的海德姆一边与医生、护士、护理员、伤病员、红军战士、当地百姓连比带画地交谈，了解陕北苏区的卫生状况，一边实地考察前线及后方大大小小的红军医院和门诊部，最后精心写成《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对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毛泽东大加赞赏。
得知海姆德决定留下来加入红军，毛泽东十分高兴，特别任命他为军委卫生部顾问。海德姆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的美国人。
为了便于工作，更为了坚定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根据边区大多数回族人民姓马的习俗，海德姆改名马海德。1937年2月10日，马海德以美国专家身份宣誓入党，成为第一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籍党员。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侵略。随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马海德立即随部队前往山西五台山，在八路军总部工作。他和中国同志一起，为建立健全战地医疗组织、开展战地医疗服务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底，马海德奉命返回延安，负责医院筹建和医学教学工作。他还经常离开医院，去偏远穷苦的地方出诊，骑着马，背着药包，顶风冒雪，不畏日晒雨淋，在陕北高原不停奔走。军营、学校、广场、田野，都是这位外籍专家看病的地方。
马海德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医生不能等病人，要去找病人！”有一次，马海德在出诊途中碰到一名被毒虫咬伤的战士，马上用嘴对着伤口吸出毒液。边区人民都不再把这位洋博士当外国人看待，纷纷亲切地称呼他“我们的马大夫”。据有病案可查的记录，仅1944年至1947年期间，马海德在延安地区诊治的伤病员就达到了4万多人次。
战争年代，马海德不仅救死扶伤，还担任新华通讯社顾问，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并经常为外宣刊物《中国通讯》撰写稿件。他还担任中央外事组顾问，是一位出色的外交活动家。1938年春天，马海德作为八路军的代表，陪同白求恩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前往抗日前线，给他们做向导和翻译。
马海德一直同宋庆龄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向她报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使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能够及时向海内外人士通报边区军民英勇抗日的消息，唤起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从各地募集的经费、药品、器材冲破重重阻挠，源源不断运到延安。
“那时我们一无所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不到十个。”当时，陕北边区从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只有傅连暲、姜济贤、马海德等数人，唯一获得博士学位只有马海德。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我军自行培养了大量医务人员。他们从勤务员、助理护士、急救人员、药剂人员等工作干起，有一定医疗工作经验后送去学习，成为合格的医生。马海德在《我在中国从医五十四年》中自豪地说：“由于我们早就制定了政策、方针，以及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方法，所以，不仅军人享有医疗照顾，军队所到之处，老百姓也都能得到医疗照顾。”
马海德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赞扬。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就称赞过：“马海德是在根据地中共党员、红军战士损失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马海德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他以中国公民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政务院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
1949年11月，马海德加入新生政权组织各部门联合成立的“封闭妓院指挥部”，对北京市全部妓院实行封闭，成立“妇女生产教养院”。“性病是旧社会留下的污秽，新中国决不容许它蔓延。”马海德深知，性病不但伤害人的身体，而且腐蚀人的精神，因此想方设法为她们精心治疗。他与北大医院院长胡传揆等人反复研究，依据国情制定了“青霉素十日疗法”，进行集中突击治疗。半年之后，这些妇女的性病已基本消灭，都开始了新生活。
在对性病进行普查和治疗时，马海德也已经着手攻克麻风病。麻风病几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瘟疫之一，造成大量患者肢体、面部和眼睛残疾。由于受到医疗条件的限制，麻风病人在病痛和受歧视的双重折磨中艰难生存。
从新中国成立到马海德去世，中国基本上控制了麻风病，并向世界提供了防治麻风病的成功经验。马海德晚年身患癌症，但一直顽强地坚持工作，就在去世前的一个月，他依然念念不忘麻风病的防治工作。马海德得到广泛赞誉，国际上认为其业绩非凡，在治疗性病、麻风病和公共卫生方面做出杰出贡献，与黄热病、鼠疫的消灭具有同等重要性。
医者仁心，马海德对天下苍生的爱已经超越了国界。他实现了“为天下穷人治病”的理想，为人类无私奉献了一生。为了传承他的事业，延续他的精神，马海德的家人拿出积蓄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继续推动麻风病防治等工作，为人类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不断奉献力量。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