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邦良
早年生活
1902年3月5日，曹诚英（字珮声）出生于安徽绩溪旺川村。其父曹耆瑞是当地有名的儒商，重文化，擅经营，生意兴隆。曹诚英出生时，其父已是70岁高龄，她3岁那年，老父撒手而去。
生母谭氏重男轻女，出生三天后，曹诚英被送到一户胡姓农家寄养。胡姓夫妇老实本分，为人忠厚，将曹诚英视为己出，疼爱有加。回顾寄居在奶妈家那段时间，曹诚英满怀深情：“1902—1908年，在奶妈家，是他们全家的宝贝，那是本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段。”
曹耆瑞去世前留下遗言，曹家后代，不分男女必须读书。胡家赤贫，无法供曹诚英读书。长子曹继发当家，虽是继子，也不敢违抗父命，便将妹妹接回家读书。
10岁那年，曹诚英被许配给当地大户少爷胡冠英。16岁那年，迫于家庭压力，她不得不和胡冠英完婚。两人性格不合，且缺少感情基础，婚姻并不幸福。曹诚英不甘做一个整天围着灶台转的家庭妇女，拼死去杭州读书。曹诚英晚年曾跟一位晚辈讲，她当年是手拿一根绳子跪在地上，以死抗争，让家中长辈允她读书。胡家最终妥协，丈夫胡冠英提出去杭州“陪读”，曹诚英也没有理由拒绝。
曹诚英喜欢文学，在杭州读书时参加了“晨光社”，汪静之、柔石、冯雪峰、魏金枝等都是成员。胡冠英获悉汪、曹一直书信往还，心生不快，一日偷偷撬开汪静之的课桌抽屉，搜走了曹诚英给汪静之的信件和相片。汪静之为此写了一首诗《你已被他霸占》表示不满。曹诚英则向丈夫解释了她和汪静之的特殊友情：“静之是我多年的同伴，我们一起长大，有着很深的友谊。但我们谊分姐弟、礼分姑侄，你不必多心。”
1922年，胡冠英在家乡另娶，与曹诚英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此后，她再也没有去过婆家。不过，曹诚英和胡冠英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在当时的乡下，哪有办离婚手续的地方呢。
曹诚英给汪静之介绍了多位女友，最终，汪静之与曹诚英的同窗好友符竹因携手走入婚姻殿堂。后来，汪静之的儿子这样评价父母和曹诚英的友情：“曹诚英是我父亲青梅竹马的知心伙伴，是我母亲的同窗好友，又是他们俩的介绍人和婚姻促成人，而且他们三人始终保持这肝胆相照的关系。”
在汪静之心中，曹诚英是绩溪难得的才女，文才在自己之上。他为这位才女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而惋惜。晚年病榻上，汪静之说：“我要用湖畔诗社的名义……为曹诚英整修坟墓。没有她，就没有《蕙的风》，也就没有20年代的那场论战。”
不当老师去学农
1925年，曹诚英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没有选择就业，而是决定去南京中央大学攻读农学专业。晚年的她道出原因：“在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人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苦况。小学教师本是神圣的职责，但处处被人鄙视。今天要你，把你唤来；明天不要你，可以把你一脚踢开。要混这碗饭就得东跑西颠地找门路。当时我想，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拜土，决心自耕自食，不求闻达。因此，在师范毕业后，不去当小学老师，而去学农。”
学农很苦，班上只有曹诚英一个女生，但她不怕吃苦。实习课需要插秧，男同学光脚下田，她也毫不犹豫脱下皮鞋和袜子下田，同学对此很是敬佩。她的毕业论文十分出色，被译成英文，发表于美国学术期刊。1931年从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后，曹诚英留校担任助教。之后，她自费赴美深造，费用大多来自哥哥曹诚克及胡适的资助，还向挚友胡承真借了200美金。
胡适曾写信给美国友人韦莲司，请她关照曹诚英：“我冒昧地向你介绍我的表妹曹诚英。她要到美国来进修遗传学，很可能会到康奈尔两年。她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作了有关棉种改良方面的研究。她的老师多半是康奈尔毕业的，鼓励她来康奈尔进修。她是自费生，资助她的，是她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的哥哥。她必须省吃俭用，而且也必须学习英文口语会话。不知能否请你在这几个方面给她帮助和引导？”
1937年，曹诚英完成了论文《棉花几种特质遗传学上的研究》，获得硕士学位。怀揣一颗救国心，曹诚英放弃国外舒适的生活环境，启程回国，以所学知识报效饱受战火蹂躏的祖国，成为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
曹诚英回忆，最初在安徽大学农学院任教，“受尽了冷遇和排挤”。后来抗战爆发，她不得不迁居大后方，费尽周折来到四川大学任教两年，但始终没有固定职位，只是“特约教授”，校方可随时解聘。
那段时间，曹诚英频遭失业，“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她一气之下跑到峨眉山，打算带发修行。哥哥曹诚克赶赴峨眉山苦苦相劝：“你回来吧！社会不要你，我们要你；你找不到工作，我们想办法给你找地种。就是典当东西，也要给你买台显微镜……”
在中央大学一位老师的介绍下，1943年，曹诚英终于在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谋到一份稳定的教职。但微薄的薪水、恶劣的居住环境让她不胜其苦。房屋简陋不堪，一旦刮风下雨，曹诚英就赶紧往别处跑，害怕瓦片掉下来砸破头；房间里终年挂着蚊帐，不是防蚊子，而是怕屋梁上的老鼠掉下来。曹诚英以一阕《临江仙》自嘲：
瓦薄椽稀墙短，尽多孔隙留全。恰宜群雀筑巢居。不妨多结伴，来去且休拘。
但有一言相约，从今须切遵之。莫遣粪草污衣书。只为人病发，艰苦费清除。
曹诚英当时的薪水只能维最低的生活标准，连一件冬衣都买不起。1943年11月，天气突然变冷，曹诚英赶紧缝补破旧的冬衣，而隔壁的教授则忙着用纸糊窗户，以御风寒。曹诚英再次以《西江月》词自嘲：
昨日阴寒水涨，今朝下打江风。天低云暗浪腾空，树吼墙摇瓦动。
检点冬衣欲试，残襟破袖须缝。渠知邻室客由穷，剪纸补窗医冻。
抗战胜利后，复旦迁回上海，但曹诚英的处境并未好转。其时，通货膨胀严重，教师薪水更不顶用。那段时间，曹诚英病魔缠身，却不敢请假，因为不上课就没有薪水。下面这段话道尽了她那时狼狈不堪的生活：“拖着病上课，在讲台上常常因肚痛而站不稳，只得扶着讲桌，忍着痛熬过每个50分钟。课间休息可贵的时刻，下课铃一响，赶紧躺在几条板凳搭起的‘床’上休息。可是10分钟的时间是极短暂的，气还没有喘过来，上课的铃又响了。只得勉强爬起来，再挨一个50分钟。”
献身农学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后，曹诚英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政府重视人才，曹诚英感受到了领导、同事以及学生们对她的关心：“同志同学们也真是再好没有：他们开会、上课常来我住所举行。偶尔在学校开会或上课，总是有许多人等着送我回宿舍，怕我跌倒。”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并入沈阳农学院。当时，曹诚英年过五十，可以留在上海，但她一则不想放弃自己的专业，二则不愿搞特殊化。就和其他同事一道，乘专列赶赴东北。抵达沈阳农学院当天，当地领导就去看望她，嘘寒问暖，让她十分感动。
曹诚英一直想从事马铃薯研究工作，以前没有条件，“到了沈阳农学院不久，我这理想就得以实现了”。在沈阳农学院，曹诚英全身心投入马铃薯退化研究和品种选育工作，她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理想的事业。”在文章里，她以欣喜的口吻写道：“我热情地进行马铃薯退化研究和品种选育工作。每当播种或收获时期，哪怕是在病中，也要拿个板凳坐在田里亲自照顾。”言为心声，可看出曹诚英在沈阳农学院的生活充实而愉快。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沈阳农学院在培育农作物新品种的一些研究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其中当然有曹诚英一份功劳。
曹诚英身体不好，农学院相继为她配备了好几个助教，曹诚英像关心亲人一样关心她们。多年后，助教们忆起曹诚英，话语里充满温暖和怀念。第一次见面，冯雅琴就感受到了曹诚英的和蔼可亲。曹诚英对她说：欢迎你为我助课，听说你没学过这门课，这本书你先拿去看，再去听我的课，每次上课前请你在黑板上为我写好标题，并准备好7支等长的粉笔，再接我去上课。”一次，冯雅琴拔了牙，吃不了食堂饭菜，太硬。曹诚英请她来自己家吃面条：“你来我这儿吃饭，我很高兴，我反而可以多吃点儿。”
另一位助教生病住院，曹诚英“冒着零下二三十度严寒，特地到医院探望”，带着奶粉和十几个大橙子。因医院不许探视，曹诚英留下礼物，还有一张令这位助教一生难忘的字条：你在病中定会想念母亲，你有什么要母亲做的事，就让我来做吧。”
除了自己的助教，对农院的所有青年教师，曹诚英都很关心。有些青年教师古文底子差，读不懂韩愈的《师说》，曹诚英就认真为他们解释，还要求他们背诵这篇名文。有人回忆说：学习《师说》一文，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在师生关系中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有一位青年教师出国深造，临行前，曹诚英以一枚珍藏多年的奖章相赠，勉励对方努力学习，为中国女科学家争光。这位青年教师一直珍藏这枚奖章，始终铭记曹诚英对自己的鼓励：“她的教诲指示成为我后半生在国外的奋斗目标。如果说我今天稍有成就，我不能不归功于她的鼓励。”
曹诚英是三级教授，工资高，经常在物质上资助有困难的年轻教师，他们也经常在生活上帮助曹诚英。曹诚英60岁生日时，一位青年教师提出为她办生日宴，几人分头准备食材。一位教师用拆下的旧毛衣绒线和一支色彩斑斓的孔雀羽毛粘成一个大写的“寿”字，做成一个可挂在墙上的画”；同时准备了两支大红蜡烛和一张“寿”字生日卡。这位热心的青年教师还腾出自己的房间作餐厅，向食堂借来大餐桌，再下厨做了一桌佳肴。祝贺者太多，大家只能轮流入席。就这样，曹诚英度过了她一生中最隆重的一个生日。
当时，胡冠英之子提出扶养照顾曹诚英，尽一点孝心。曹诚英婉拒了他的好意，执意回自己旺川老家安度晚年。曹诚英不穷，她只是习惯了过节衣缩食的生活，省下的钱全捐给家乡，抗洪救灾、修缮桥梁，为村民购买碾米机、拖拉机，贴补民办小学教师。临终前，她把所有积蓄全捐了出来。当听说有关部门接受了她的捐款，曹诚英欣慰地笑了：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