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修荣
【从私塾子弟到留洋博士】
1897年9月19日，朱光潜生于安徽省安庆桐城县岱鳌山下一个世代书香人家，父亲是个私塾先生。朱光潜在私塾一直读到15岁，1913年春考入安徽省最富盛名的桐城中学。这个学校由桐城派著名学者吴汝纶创办，是当时桐城唯一的中学，师资力量雄厚，教材用的是桐城派经典文选《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早年的苦读和八股文训练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朱光潜的作文常常被当成范文在班上朗读。
1916年初，朱光潜从桐城中学毕业，这年他19岁，被介绍到离家不远的大关私立崇智高等小学堂教书。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朱光潜已经不满足做一个“孩子王”，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半年后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朱光潜的梦想是考北京大学，但北大一年要二三百元学费，家里无力承担，只好报考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师是当时全国少数几个公费师范学校之一，不仅免收学费，还给学生零花钱。
翌年秋，朱光潜前往武汉求学。入学那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选派一批优秀学生到香港大学学习教育，以提升国内的师资水平，从全国四所高等师范学校通过考试选拔20名学生，由政府提供生活费和书籍费。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朱光潜凭着过硬的实力入选了。
1918年9月初，朱光潜等人进入香港大学教育系，被人统称为“北京学生”。由于英语不合格，朱光潜补习了一年，1919年才正式考入香港大学教育系。朱光潜特地请桐城中学校长方守敬给自己写了“恒、恬、诚、勇”四个字作为座右铭，朱光潜曾说：这四个字我终生恪守不渝。”
香港大学的教育方式完全是西化的，除了学习还有许多文体活动，朱光潜与朱铁苍、高觉敷三人既不喜欢运动，也没有太多业余爱好，于是散步便成了他们每天固定的活动。三人每天形影不离地漫步，被人们戏称为“港大哲人”。
港大毕业后，朱光潜来到上海，经同学介绍先后到中国公学、春晖中学和立达学园担任老师。经过大学生活的熏陶，朱光潜希望继续深造，很快机会来了。1925年夏，朱光潜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出国资格，安徽省教育厅每年提供20英镑学费。朱光潜按照香港大学老师辛博森博士建议，去博士的母校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海外留学生涯。
到英国后，夏丐尊、叶圣陶等人希望朱光潜给《一般》杂志写文章，恰好这时朱光潜教过的一个学生因遭遇人生困境自杀，联想到自己的恋爱婚姻和海外留学的孤独，结合人生体验与感悟，朱光潜拟了12个题目，以谈心的形式写了12封信，回答青年应该如何面对人生中的一些问题。这些书信体文章在《一般》杂志陆续发表后，受到国内读者的广泛欢迎，在青年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夏丏尊将这12封信集结出版，更名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并亲自作序，称赞道：“如今看来，最好的收获第一要算这十二封信……”有读者来信说“差不多每封信都可做青年的导师”。朱光潜回顾道：“我把上海的这段经历说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一生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和后来一些活动的起点。我的大部分著述都是为青年写的……”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成为朱光潜最畅销的一本书，常销不衰。
1928年7月，朱光潜顺利拿到硕士学位。为扩大自己的视野，1929年起，他又到伦敦大学学院注册，选修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课程。艺术之都巴黎也令朱光潜十分向往，于是又到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这时正在讲艺术心理学，这是一门新型学科，朱光潜深受启发，后来他结合这段时期的学习撰写了一部《文艺心理学》，奠定了他作为美学家的基础。
【美学家的真性情】
在登上大学讲坛前，朱光潜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教学经历，但他真正的教学生涯是从港大毕业后开始的。
1923年6月，朱光潜与高觉敷一起离开香港来到上海。经张东荪介绍进入中国公学任英语老师，同时兼校刊《旬刊》主编。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北洋直系和皖系军阀混战，爆发江浙战争，中国公学被迫关闭。
很快，夏丏尊向他伸出了橄榄枝。1924年9月，夏丏尊邀请朱光潜到其家乡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执教。同来任教的还有朱自清、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可谓人才济济。朱光潜在这里写下了散文处女作《无言之美》。
在春晖中学的时光对朱光潜来说异常宝贵，在这里他结识了一生中几个最重要的师友，包括匡互生、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人。
春晖中学当时具体负责教学的是匡互生，匡主张教育自由平等。1924年11月，一个学生上体育课喊“一二三四”时，因声音超过了体育老师，引起体育老师不满，要求学校严肃处理该生。学校站在体育老师一边，认为该生不尊重老师，应该开除。匡互生与朱光潜极力反对，校长经亨颐听说此事后，为树立权威坚持要开除该生，由此引发一场风波。匡互生以辞职表示抗议，退出春晖中学，朱光潜也跟着离开了。不久，夏丏尊、丰子恺等人也相继离开。
1924年冬，匡互生和朱光潜等人到上海后，邀请叶圣陶、胡愈之、夏衍、朱自清、刘大白、章克标、郑振铎等人成立了“立达学会”，会员多达42人，可谓阵容强大。1925年2月，成立了“上海私立立达中学”，由匡互生、丰子恺、刘熏宇、陶载良、朱光潜等五人创办，朱光潜起草创办学园宗旨。朱光潜曾说：“不久，江湾校舍建成了，我们就迁到江湾，以立达学会的名义宣布了创办立达学园的宗旨。这份宣言是在匡互生授意下由我执笔的，公开提出了教育独立自由的主张。叫做‘立达’也有深意，来源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句话。‘立’指脚跟站得稳，或立场坚定，‘达’指通情达理，行得通。”
1933年，朱光潜以《悲剧心理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顺利回国。此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武昌高师同学徐中舒已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朱光潜通过徐中舒向胡适表示想到北大工作的意愿，并把《诗论》初稿转呈胡适审阅。朱自清等也鼎力推荐。1933年5月，朱光潜接到北大电报，如愿以偿地被聘为北大西洋语言文学系教授。
1934年，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请朱光潜给清华大学研究班讲《文艺心理学》，深受学生欢迎。不久，徐悲鸿也请朱光潜去中央艺术学院给学生讲《文艺心理学》。朱光潜虽然是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季羡林回忆说：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我那时是二十岁上下。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吧。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季羡林《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著名外国文学学者杨周翰回忆说：“我上过朱光潜先生讲的欧洲名著。朱先生这时刚到北大来授课，他从史诗、悲剧一直讲到歌德的《浮士德》。他不是空讲，而是读作品，用的都是英译本，他也用英语讲授。朱先生最善于在纷纭的现象中提炼出本质的东西。”（转引自朱洪《朱光潜大传》）
北大时期，除了教学，朱光潜在作家圈子里也十分活跃，还担任了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杂志》的主编。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朱光潜《自传》）
不久，随着抗战爆发，朱光潜和其他学人一样，辗转来到大后方。1937年8月下旬到达成都，应代理校长张颐的邀请，担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因反对国民党二陈支持程天放取代代理校长张颐，1938年12月朱光潜愤而辞职，到乐山武大执教。从1940年起，他在武大讲《诗论》和《莎士比亚》，同时用《英诗金库》做教材开设英诗课。
关于朱光潜在乐山武大时期的教学生活，其两个学生的回忆最具代表性。一个是齐邦媛，一个是杨静远。1944年夏，齐邦媛考取了武大。当年她报考武大时，原来报的是哲学系，朱光潜发现她英文很好，考了全校第一名，便通知她来见自己。朱光潜认为当时武大缺少有名的哲学教授，而她的性格多愁善感，“没有读哲学的慧根”，建议她进外文系。如果读英文，他可以教她。齐邦媛和家人商量后，最终听从了朱光潜的建议，选择到外文系读书，做了朱的弟子。
齐邦媛回忆道：“钟声响了，朱先生穿着他的洁净的长袍飘飘逸逸地走进来。他个子不高，站在讲台上恰到好处，声音不高，英文发音有些安徽腔调。但是当他开始在每首诗的讲解里注入他的感情和智慧时，那份乡音就不碍事了。当他讲雪莱的《云雀颂》时，眼睛一直仰望着窗外的天空。在我记忆里那时的天空湛蓝而且透明！有一堂课，我们读的是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忧伤》，朱先生的声音由平稳转入微弱，他取下了眼镜，闭目欲诵读下去，竟至哽咽。当我们再次抬头看他时，他已把书合上，转身疾步出了教室。当时朱先生大约五十岁左右吧，平日多半是一副不苟言笑的神情，而我们却看到了他感情浑厚的真性情。”
即使在战时，朱光潜对教学也一丝不苟，从给学生打分上可见一斑。1943年7月9日，杨静远到文庙看考试成绩，五门功课，除英文80分外，其他都是70多分，十分沮丧。母亲袁昌英听说是朱光潜打的分后，反而安慰女儿：“像……这样的先生，你在他手下得100分也不足为荣，得70分也不足为耻，他的评价不能作标准，反而你能得到朱光潜先生的80分是无上的荣耀，因为他是真正的学者，他的标准不轻易定的。”（杨静远《让庐日记》）
作为一个学者，朱光潜并非不食人间烟火，除了读书写作，他还爱喝酒散步，每天都要饮点小酒自乐。很多年后，张充和还记得，当年在川大时，几位老师请她吃饭，朱光潜在饭桌上一时兴起，大谈喝酒心得，认为有点苦味的酒才是好酒，酒的品位苦为上，酸次之，甜最下。吴泰昌也曾在文章中记录朱光潜的晚年生活：“他喝了一辈子的酒，酒与他形影不离。他常开玩笑地说：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一天也离不开它。’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为酒的神魔所驱使。酒菜很简单，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他说：‘你什么时候见我不提喝酒，也就快回老家了。’”（吴泰昌《听朱光潜先生闲谈》）
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朱光潜依然保持了一种美学家的风度和追求，齐邦媛的一段亲身经历便很有趣味。那时正值日本投降不久，狂欢已过，校方和师生都在打算迁校回武汉的事。十月初，齐邦媛一行四个同学被邀到朱光潜家去茶叙。进门后，她看到的院子里铺满了落叶,一层又一层的黄褐色的落叶遮住了原有的石板路,他们走在上面,叶子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位同学说:“老师,我给您把这些叶子扫一扫。”师母在旁说道:“不要扫,他要把这些叶子都留着。”朱光潜说:“我晚上看书的时候最爱听雨滴到叶子上或者风吹动叶子的声音......”
日常生活中,朱光潜始终保留了一份美学家的真性情。
【文士风范】
和民国时期的许多教授一样,朱光潜既是个教授,也是个作家和文人。朱光潜从国外留学回来,一到北京,梁宗岱就设宴招待他,并请一帮作家朋友作陪,朱光潜很快就进入了北京的文人圈子,成了“京派作家”。他加入的文化圈子主要有两个,一是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主要有张奚若、金岳霖、邓以蛰、陈岱孙、钱端升、叶公超、朱自清、梁宗岱、余上沅、沈从文、李健吾、胡适、卞之琳等人。另一个是朱光潜组织的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一帮作家,主要有沈从文、巴金、闻一多、废名、俞平伯、梁实秋、郑振铎等人。
当时朱光潜与梁宗岱住在同一个院子,朱与梁商量,以自己住的慈慧殿3号为中心,举办不定期的沙龙,每月一次,有时两次,以朗诵诗歌为主,有时也朗诵散文、小说和剧本。
1936年6月初,邵洵美携女友项美丽到北平旅游,杨振声和沈从文设宴招待,朱光潜、叶公超、常风等人作陪。邵提出请他们办一个文学刊物,京、沪两地作家联手,他在上海负责印刷发行。北方一直缺少一份大型文学杂志,大家听了这个提议十分心动,一周后,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与周作人、废名、叶公超、梁思成、林徽因、常风等一起商量办刊事宜。恰好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因为《小说月报》停刊,也想办一份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双方一拍即合。考虑到朱光潜刚回国,于是推举他来担任主编,杨振声、周作人、沈从文、叶公超、废名、林徽因等人组成编委会,杂志取名为“文学杂志”,每月一期。朱光潜在北平负责编辑组稿,商务印书馆负责印刷发行。《文学杂志》于1937年5月正式出版,战前共出四期，成为北方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接到教育部撤退密令，8月12日，朱光潜和杨振声、沈从文等人挤上北平陷落后第一趟去天津的火车，辗转前往大后方四川大学。考虑到抗战时期作家分散各地，联系也不便，杂志只好停办。
1935年8月，任鸿隽代替王兆荣担任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原为中英庚款基金会干事长，担任校长后聘请国内知名教授学者到四川大学任教，极大地提升了川大的教学水平，使川大成为大后方教学设备最为完备的高校之一。1937年初，由于与地方政府的长期矛盾无法解决，任鸿隽愤而辞职，推荐文学院院长张颐接任代理校长一职。
张颐是四川人，曾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在北大时与朱光潜是同事。张颐对朱的教学能力十分推崇，对朱委以重任，不仅请他担任文学院院长，还请他担任出版委员会主席委员、图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国立四川大学学报》主编等。
然而，张颐代理校长并未令官方满意，朱光潜到四川大学一年后就爆发了“易长风潮”。张颐是个纯粹的学者，一心想提高办学质量，却未能疏通好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关系。1938年12月13日，在没有提前告知张颐的情况下，陈立夫就任命CC系政客、“四大金刚”之一的程天放为川大校长，取代张颐。消息传到川大，朱光潜等人非常吃惊、气愤。朱光潜冲冠一怒为川大，于是联合理学院院长魏时珍和农学院院长董时进联名致电重庆行辕主任张群，请求收回成命。
朱光潜性格内敛，不太爱说话，据说每次说话基本不超过三句，但这次为了捍卫学术尊严，他积极奔走呼号，反对校长易人。
12月15日，三个院长又联合法学院院长曾天宇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大家公推朱光潜起草宣言，反对程天放到校。在朱光潜的带头下，五六十名教授在宣言上签名，七十多名教师签名请求张颐留任，八九十人同意第二天开始罢教。同时还在新民报发表《四川大学教授启事》，向全社会呼吁，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但到23日，程天放依然到校任职。27日，见教育部未做任何反应，大家请朱光潜拟公开致蒋介石的电文，77名教授集体签名，再次反对程天放，请蒋另派合适人选。蒋介石对此非常反感，不仅没有采纳，反而要求四川军政当局采取措施，支持程天放主持校务。
这场“易长风潮”虽然未能取得预期目的，但朱光潜的组织才能和号召力得到了广泛认可，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陈立夫为拉拢朱光潜，专门给他致电，希望面谈，朱予以拒绝。经过这场风波，朱光潜在失望之余，选择离开川大，前往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
朱光潜反对程天放一事在国统区产生强烈反响，也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朱光潜向何其芳、沙汀等人表达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希望有机会能去延安看看，沙汀等人把朱光潜的情况向延安作了汇报。不久，周扬专门给朱光潜写信，欢迎他到延安参观。可惜由于战时邮路不畅，接到周扬信时，朱光潜早已到了乐山武汉大学，与延安“失之交臂”。
到武大后，朱光潜埋首书斋，在一段时间里潜心研究陶渊明，还专门请马一浮题写了“欣慨书斋”的斋名，淡泊明志。
抗战胜利后，武大复员回武汉，拟聘朱光潜任外文系主任。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恢复安徽大学，改为国立，任命朱光潜为筹委会主任，拟任校长。但朱光潜拒绝到安大任职，坚持去北大做一个纯粹的教授。
【从包办婚姻到新式爱情】
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朱光潜的个人婚姻也由父母包办，并没有多少婚姻自由。
1922年夏天，朱光潜20多岁时，父亲做主给他娶了附近小陈庄的一个陈姓女子为妻。虽然朱光潜并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只好违心接受了这件“礼物”。
1923年4月，儿子出生。朱光潜当时正在香港大学读书，因香港毗邻广东，便给儿子取名“世粤”。朱光潜对这桩婚姻很不满意，到武汉、香港读书后，与妻子陈氏很少生活在一起，留学后更不愿回国。接受新思想影响后，朱光潜已无意维持这桩包办婚姻了，他要寻找自己的爱情——在中国公学时，一个女生闯入了朱光潜的视野，她叫奚今吾。
奚今吾1906年生于四川南充一个富绅家庭，比朱光潜小了近10岁，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数学还特别好。朱光潜在讲台上注意到了这个眼睛明亮的漂亮女生，而奚今吾也喜欢上了这个学识渊博、英文流利的年轻老师。
朱光潜知道自己是个有家室的人，为争取婚姻自由，曾回家与原配谈离婚事宜。父亲坚决反对儿子休妻，为表达对朱光潜婚变的不满，父亲特地将朱世粤改名为“朱陈”，以示对陈氏的同情。虽然与陈氏没有爱情，但孩子是无辜的，为尽父亲的责任，留学英国期间，朱光潜仍把一部分稿费转交家人供养陈氏和儿子。
1925年，朱光潜考取了英国的留学资格，与奚今吾相爱不久就要分手，这对两人都是一种考验。朱光潜与奚今吾依依惜别，希望她完成学业后争取到英国留学，两人在欧洲相会。
1926年，因为缺少英文教师，匡互生给朱光潜写信，希望他回立达学园帮忙。朱光潜不想放弃学业回国，因此写信婉拒了。也许为了给自己的拒绝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在这封信中朱光潜第一次谈到了他与奚今吾的恋爱关系，希望匡互生能够理解。这是两人的恋情第一次向外界曝光。
1927年，朱光潜到爱丁堡大学后，奚今吾终于与友人结伴来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奚今吾学的仍是她最擅长的数学专业。分别两年后，一对恋人终于在欧洲相聚，这是朱光潜梦寐以求的。英国与法国只隔了一个海峡，朱光潜便经常穿过海峡来看爱人，他们经常在巴黎大学图书馆门前相聚，一起喝咖啡，或者到塞纳河边散步聊天。
1928年夏，朱光潜在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秋天转入伦敦大学继续读书。为了方便与奚今吾见面，不久又在巴黎大学注册学习法文和法国文学，这样可以学习恋爱两不误。
1931年1月14日，吴宓到伦敦游学，当晚拜访了朱光潜。除了学问，吴向朱倾诉他对毛彦文的爱情苦恼，朱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帮他分析两人的爱情心理，吴宓深表赞同。其实，此时的朱光潜也深陷在旧式婚姻与新式恋爱的苦恼之中，正与父亲闹矛盾，与吴宓可谓同病相怜。朱光潜虽然帮吴宓分析得头头是道，轮到自己却束手无策。
此时，朱光潜已经决定致力于美学与哲学研究，而要学好美学与哲学，就必须学习德语。当时国内官费时断时续，而法国生活费相对伦敦便宜，于是他与奚今吾商量，在巴黎住了一年后，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研究所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奚今吾则转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数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在德法边界的莱茵河畔，校园安静，风景优美，可兼用法语、德语，正好满足朱光潜的要求。
1932年夏，朱光潜与奚今吾在伦敦旅游时举行了简短的婚礼，正式成为夫妻。蜜月期间，朱光潜按照《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风格，将《文艺心理学》改写成《谈美》的通信集。朱光潜学成回国后，奚今吾仍在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业。回老家探亲时，父亲已经去世，朱光潜伏在父亲的棺材上大哭了一场。
1943年春天，奚今吾带了六岁的朱世嘉和一岁的朱世乐离开南充来到乐山武汉大学，那是他们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当时，朱光潜与妻子及两个女儿挤在一间卧室兼书房的房间，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拄着一根粗藤拐杖，从城墙的小道步行去上课。多年后，奚今吾回忆：“朱先生是白天上学校处理行政事务，晚上吃口饭以后，我们都睡了，他再开始写作。冬天天气很冷，他坐一阵，手上感到有些僵了，就起身在房间轻轻走动。因为他的书房就是我们的睡房，也是家里的客厅。夏天蚊虫多，朱先生不敢点蚊香，怕熏着我们。他在工作前，先在房间各个角落找蚊虫，用巴掌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打死。打死的蚊虫都放在书桌的一个角上，还要点点数。”第二天，等家人们起来后，朱光潜便会得意地告诉他们昨天又消灭了多少只蚊子。
抗战胜利后，朱光潜谢绝了武大的聘请，回到了北大。两年后，1947年春天，奚今吾带着女儿们从四川乘飞机来到北京，住在中老胡同家中。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回到了北京，迎来了一家人的小团圆。
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书的注释部分完成。这位饱经世事沧桑的美学大师，践行了他“此身，此时，此地”的人生准则和学术信念。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