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雄文
游击队初建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中共中央电示广东省委，“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战”。
10月13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召集吴有恒和曾生，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党中央早已掌握日军要在广东沿海登陆的动向，鉴于国民党军队缺乏坚决抗战的意志，估计东江地区将会很快沦陷，要求我们迅速在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我们要尽快从香港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由市委或海委一位负责同志带领回去。今天找你们两位来就是研究这件事。”吴友贞是中共香港市委书记，曾生是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廖承志身份极特殊，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都是国民党著名元老，自己则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他和曾生一样，都是惠阳人。
“我去！”曾生脱口而出。
“我合适！”吴有恒有些着急，声音陡然高了不少。
最终，曾生说服了吴有恒：“老吴，回东江打游击我比你适合。第一，从个人来说，你是恩平县人，语言不通，人地生疏；我是惠阳县人，语言通，了解情况。同时，我在家乡坪山地区进行过抗日宣传工作，团结了一批青年，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第二，从组织上来说，惠阳县淡水、坪山地区的党组织是由我们海委直接领导的，我从任海委组织部长到任海委书记期间，负责指导他们的工作。现在家乡沦陷，乡亲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有责任回去组织群众，开展救国救民、保家保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廖承志点着头，同意了曾生的理由。随后，他谈到了任务的艰巨性，对曾生说：你们的第一站可以放在家乡坪山，有什么困难，现在可以提，组织上会尽量解决！”
于是，曾生从香港市委、海委抽调干部，组成了中共惠（惠阳）宝（宝安）工作委员会，带领仅有两把手枪、几百元经费的工作组到达坪山。工作组由60来位共产党员、进步工人和学生组成，是开辟敌后游击区的全部“本钱”。
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成立，外界惯称“曾生部队”。随后，王作尧对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等武装重新整编，成立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外界惯称“王作尧部队”。两支队伍互相呼应、并肩作战，开辟了惠宝沿海游击区，初步打开了东江抗日游击战的新局面。
起初，战士们的武器只有几支土枪、土炮，是曾生与族人商量后，从家族祠堂拿来的。部队缺乏粮食，曾生“带人回来磨自己家的谷子，然后煮一顿‘油盐饭’吃了，每人带一袋米走了”。到后来实在没办法时，曾生说服母亲，将自家田地卖了，钱款充作军费。母亲知道儿子干的是保家卫国的大事，但拿出家中唯一生活来源的田地地契时，还是忍不住哭了。
随后，曾生带领游击总队活动在坪山、龙岗、横岗和淡水一带，神出鬼没打击日寇。迫使日军仓皇撤出淡水后，游击总队进驻城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迅速恢复了生产、生活秩序。老百姓终于见到了自己的队伍，像年节里一样喜上眉梢，奔走相告。三个月后，游击总队发展到200多人，拥有100多支枪，编成两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曾生和游击总队威名远扬，香港、南洋报纸纷纷报道收复淡水的事迹。
为了便于合法开展活动和部队的发展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惠宝工委与国民党东江当局进行谈判，为游击队取得了统一番号，曾生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王作尧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属第二大队”。两支抗日武装虽然改变了番号，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的原则。
曾生指挥部队屡屡与日军交锋，捷报频传：收复葵涌、沙鱼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500多名日军气势汹汹前来报复时，曾生又巧妙设伏，将日军打得落荒而逃；在广九线横岗鸡心石，曾生再次成功设伏，日军一个大队被游击队包围，死伤30多人后狼狈溜走；1940年1月，曾生又率部一举收复深圳墟。
因蒋介石下令“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广东国民党军排挤东江地区的中共武装，1940年9月，曾生与王作尧的部队奉命抛弃国民党军的番号，统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此后，再次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像八路军、新四军一样，建立和健全了规章制度，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秘密大营救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抵抗十余日后，总督杨慕琦率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几年来，像浪潮中的平静孤岛，香港汇聚了大批从内地辗转而来的文化界名人，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交通要道搜捕他们，妄图将其一网打尽。
奉周恩来之命，正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紧急投入营救工作。他们召集多方面负责人会议，决定乘日军立足未稳、不大了解香港情况之机，以最快速度帮助文化界名人转移出去。
东江特委书记兼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委尹林平也奉命到会，接受任务后，他来不及歇口气，又匆匆赶回宝安龙华的白石龙村，召集游击队负责人曾生、梁鸿钧、王作尧等人开会。
几人商议后，确定在香港湾仔和宝安白石龙村设两个指挥部，通过水陆两条秘密交通线展开营救。水路由九龙至西贡渡海，经大鹏湾至惠宝沿海；陆路由九龙至元朗，渡深圳河至宝安。
白石龙村指挥部也做了明确分工：曾生坐镇白石龙，负责接待工作；梁鸿钧负责游击队的军事指挥；王作尧则负责从港九至游击区交通线的警戒和护送任务。
港九大队很快将廖承志等第一批人员营救了出来。1942年1月13日傍晚，日影倾侧，云朵泛红，白石龙村骤然热闹起来，又一批40多人的文化界人士熙熙攘攘到了村口，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唐装衫裤，装扮成商人。护送的人一一介绍：邹韬奋、茅盾、胡风、宋之的、沈志远、戈宝权、胡仲持、胡绳……
这些文化人士长途奔波，三天急行100多里路，此时却毫无倦意，像回到家里一般兴奋。他们东瞧西看，谈笑风生，向曾生和尹林平回顾这次虎口脱险的情况，夸奖游击队员们的神通和机敏。
曾生将邹韬奋、茅盾等人领到指挥部，举行欢迎宴会。第二天清早，派出战士和民兵到附近山林里突击搭建了几座山寮，寮内有通铺，铺上金黄的稻草，可住几十人，邹韬奋和茅盾等人被转移到此居住。山寮隐蔽而安全，不远处有一条浅浅的山涧，清流见底，鱼虾潜跃，风景也不错。邹韬奋等人闲时可到四处逛逛，很有“诗情画意”。
曾生又找到尹林平商议，安排三四个中队驻在附近山头，负责安全保卫。住在山寮的日子里，每个作家、学者都把自己当作了游击队的一员，对游击队的所有活动都很感兴趣，总想接近他们、了解他们。
五六天后，曾生安排可靠的部队，将茅盾、胡仲持等人护送到惠阳，转往国统区。邹韬奋也想同行，曾生没有同意，他说：“蒋介石正在通缉韬公，现在去国统区不安全，等我们请示周恩来同志后再定行止。”随后，曾生与尹林平商量，为了长期安全，必须把邹韬奋和其他十几位文化人士送往更隐蔽的阳台山根据地居住。
邹韬奋离开白石龙村时，曾生给他送行。经过这些天的朝夕相处，邹韬奋已很了解眼前这位大学生出身的游击队负责人，他要来纸笔，题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送给曾生。在纸页的一角，邹韬奋还特意题跋：
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表谢忱。
离开白石龙后，邹韬奋在阳台山一直住到4月21日，才在尹林平、曾生安排的一个加强排护卫下，安全到达惠阳，再转赴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
邹韬奋、茅盾一行只是游击队营救工作的一小部分，全部营救历时6个多月，救出800多位文化界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等其他人士，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夏衍、胡绳、胡风、范长江等人。茅盾称赞这次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简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行动”。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刘少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告捷：“全体同志及朋友，在战争中均已离战区，安全撤退。”
公开党的旗帜，东江纵队正式成立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同意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部队领导人都有了新的职务，曾生为司令员，尹林平为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
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成立宣言》正式发表：“我们东江子弟兵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就是由于有共产党正确的政治主张作指导，以及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与各界的援助，因此我们全体同志一致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内战投降，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一贯政策……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1944年1月1日，又一道电波飞向云端，曾生、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公开发布《就职通电》。
战斗这么多年，部队从无到有，已发展到7个大队、共计3000多人的队伍，曾生知道，东江纵队成立，正式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旗号，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任务也更大了。曾生与尹林平商议，部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武装广大指战员，为敌后游击战胜利提供根本保证。
“现在我东江纵队大大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但是党的发展还远远的落在后头，而且原有党的组织也不够健全和巩固。”尹林平严肃地说。曾生点点头：我们要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现在摆在全军面前的严重任务，就是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加强党的领导和大量发展党员。”
一份《关于目前党务工作的决定》，随即以纵队政治部的名义下发到部队，要求必须“健全支部生活，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要“大量的发展党员”，“连队中一般地要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党员人数。很快，东江纵队的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占到了总人数的29%，完全达到了中共中央对部队中党员人数比例的要求。
曾生和尹林平还决定创办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由王作尧兼任校长，校址设在大鹏东山寺，主要培养连排干部，两期培训了700来人。部队的影响越来越大，前来参军的知识青年也越来越多，曾生和尹林平又决定由政治部负责，在大鹏城开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开设军事知识、游击战术、政权建设等课程。培训班一共办了7期，每期一二百人，结业后分派到基层连队或各个机关部门，成为能挑大梁的骨干。
部队要政治可靠，还得军事过硬。司令部里，曾生又和尹林平商议，在全军开展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四大技术和以班为单位的战斗动作为主要内容的大练兵运动。惠阳大队和第五大队是主力部队，作为练兵的重点，其他部队抽调部分到坪山附近的沙茔村集中训练。
“眼下，八路军、新四军都在开展杀敌立功竞赛，我们东纵也要仿效。”尹林平说。
“政委这个建议好！我看马上让政治部拟出条例细则，然后以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名义颁布，鼓励所有官兵杀敌立功。”曾生高兴地说。
《“游击队之英雄”给予条例》随即颁布全军，规定在战斗和实际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人员，分别授予“游击队之英雄”“战斗英雄”“扩军英雄”“劳动英雄”和“民众英雄”等称号。
这些加强部队建设的举措，使东江纵队官兵们的军政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根据地的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军，前线的捷报也接连飞来：仅广九铁路以西的部队便歼敌20多个连，迫使伪军一个营和一个暂编团投诚；港九大队不断袭击日寇的岗哨、巡逻队和海上船只，炸毁日军启德机场的油库、飞机和九龙第四号火车铁桥，使日军惶恐不安；护航大队和大亚湾独立中队在海上袭击日军，俘获其武装运输船，打垮一个大队；纵队还派出部队到白云山下活动，威胁广州的日寇。
1944年8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以《东江纵队威震港粤》的大字标题报道了东江纵队的战绩：东江纵队上半年与敌伪作战148次，攻克敌伪据点10个，毙伤日军440人、伪军560余人，俘伪军764人，伪军反正144人……东江纵队像一把钢刀插在敌后，威震港粤。”
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鬼子的末日快到了！”曾生和尹林平脸上充溢着欢乐。
这个日子的到来，他们早有感知，也一直在以实际行动迎接它的到来。几个月前，延安飞来电报，中共中央号召“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曾生与尹林平遵令而行，指挥部队发起猛烈攻势。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朱德总司令随即向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发出指令：“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命令冈村宁次投降》，《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曾生与华北的聂荣臻、华东的陈毅和鄂豫两省的李先念并列，成为朱德指定的受降代表，一时名扬天下。各部队遵照曾生的命令紧急出动，火速向日伪据点推进，先后解放了宝安县城南头和沙头角、西乡、横岗、平湖、龙岗等墟镇，路东、路西解放区终于连成一片。
挺过了最黑暗的日子，宝安全境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解放日报》报道：“日本投降后，东江纵队以全力向粤汉沿线敌伪进击，迫使敌伪投降，先后攻克宝安县城及无数大村镇，解放了千万同胞。”
东江纵队这支孤悬敌后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一支拥有11000余人的队伍，组织民兵12000余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面积达到6万余平方里，人口约450万。东江纵队转战东江两岸、港九敌后、粤北山区和韩江地区，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英勇打击日寇控制的海岸线和交通要道，威胁敌占大城市，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这把敌后“钢刀”，名不虚传。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