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凤莲
古往今来，文化的不可分割在时间长河里沉淀为一种共性，便构成了文化共同体。荔湾是构建岭南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共同体富足、多彩、美丽、丰饶，既是旧时宫苑地，也是繁华生意场；既有渔樵耕读的田园风光，也有丰衣足食的欢乐时光，从千年羊城内满溢出来的排场，加上广州人天性中的勤劳肯干，与珠江口顺流逆流都通畅的交通，混合在十里花田的基调上，这就是西关印象、荔湾风情。
城外的桃花源
有人说，中国人创造了两个理想，一个是山中的桃花源，一个是墙内的大观园。中国人念念不忘对桃花源的梦想，如何在尘世之中回归自然？最直接的办法是营造园林，将桃花源搬入家中。不过，即便如海山仙馆一样的园林也只是小桥流水，规模有限、结构简单，去哪里寻得天地间真正的桃花源？
对于城内的文人雅士来说，西关就是这样的桃花源。
说起西关这一地名的由来，我们不妨翻一翻明末清初广东大儒屈大均的名作《广东新语》。屈老夫子写道：“逾龙津桥而西，烟水二十余里，人家多种菱、荷、茨菰、蕹（音wèng，即空心菜）、芹之属，其地总名西园矣。”方圆几十余里，以园名之，可见当年西门外的旖旎风光。不过，读书人把这里叫西园，老百姓就直接叫“西关”了。清朝南海人罗元焕在《粤台征雅录》里提及：羊城西郊外，其地统名西园，即俗称西关也。”
士人追慕五柳遗风，在喧嚣的五羊城中渴望一片安乐的净土，于是走出城外，看到淼淼烟水、暧暧远村，就视“关”为“园”，以为寄放心灵之乡。在文化道统上可以说是情怀，在私人享受上可以说是情结，表面上标榜出世、无为，实则入世、有为。
追寻桃花源并非易事，一是要有骨子里最深刻的依恋；另外，也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最后，还要有一片“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阡陌交通”的村庄，如此风光可以鸡犬相闻，可以往来种作并怡然自乐。中国人对于故乡的想象多半与农业、土地有关，山川河流、稻田麦浪、碧波池塘、草木森林，在我们深刻的情结里，故乡就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是炊烟袅袅的村庄。
时光回溯数百年，出太平门向西，今天的荔湾旺地是旧日的羊城西郭。从广州城楼向西而望，一派田园风光的西关是南汉芳华苑故地，乃皇家享受水乡风情的园林，所以屈大均才会说“故名西园”。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最质朴的男耕女织乡村生活的描写，从佛山南海的田间地头向东看，这一带是珠三角桑田池塘的延续，土地沃美，适宜稼穑。屈大均说当年的西关还有浮田，这是我们祖先向水面索食的结果。
穿越千年时光，广州走到了光绪年间，绅商相率在西关购地建屋，“数十年来，甲地云连，鱼鳞栉比，菱塘莲渚，悉作民居，直与泮塘等处壤地相接，仅隔一水，生齿日增，可谓盛矣”。
广州过往的名园选址在荔湾，与此地的地理环境有关。古代广州，北门之外是体验登峰之乐的户外运动场；出南门是珠江，海珠桥建成之前，去南岸还是要靠行船；出东门，车陂、杨箕、冼村一带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唯有向西，桃红柳绿、荷塘月色，因此，造园之梦便落户西关，在荔湾实现。
私家园林是南北家居文化的差别之一，黄河以北少有园林，大部分名园都建筑在长江以南。对于出世、入世八面玲珑的成功人士来说，园林不可或缺。近代以来，解任归田的巡抚、告别京城的进士、留洋归来的医生、南洋发达的富商都选择定居荔湾。西关，恰好就是处于城市与荒野之间、似游离又结合的地带，于是成为岭南人心中的桃花源。
古往今来，风景与雅士相互成就，“羊城八景”之一的荔枝湾也一样。以荔枝湾为核心的方圆数十里地带，没有建园之前，不过是河流、池塘、树林、农田等自然要素的组合，来此游玩贪图的是旷郊野趣。园林落户荔枝湾之后，荔湾家园“一湾春水绿，两岸荔枝红”的意境从此确定，按照两广总督阮元的说法，风景绝佳之处便在于“白荷红荔泮塘西”。
红荔还是那个红荔，白荷还是那个白荷，但是，经过众多文人雅士歌咏之后的荔枝湾，人文味道更加浓郁，它已经酝酿成我们心目中那个能消解烦恼与喧嚣的世外桃源了。
市民的消夏场
湾区的名字就源于此。广州濒临珠江，六脉通海，东有东濠，西有西濠，中有玉带濠，古往今来，多少人家的门口就是一脉春水向南流，荔枝湾的长度、水量在羊城都不算是傲视群雄、独领风骚，为何独享流芳百世的美名？
对于荔枝湾的魅力，我们可以从老市长朱光的一首《望江南》中体会：“广州好，夜泛荔枝湾。击楫飞觞惊鹭宿，啖虾啜粥乐余闲。月冷放歌还。”在这里，上至市长，下到百姓，都可以平等地享受旷野水系的游船乐趣，还可以喝粥吃虾，直到夜深才依依不舍而去。
荔枝湾是一个有千年历史、闻名天下的消夏游乐场，南汉末代国主刘鋹（音chǎng）所经营的昌华苑就建在荔枝湾边。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半塘为南汉刘王花坞故地，有桃、梅、黄、莲之属。”清朝仇池石编纂的《羊城古钞》亦说：荔枝湾在城西七里，古图经云广袤三十余里，南汉创昌华苑于其上，今皆居民。”
“白荷红荔泮塘西”，荔枝湾的美景千百年来让人流连忘返，荔枝湾的发展走势是更加大众化，普通市民的参与性更强。20世纪初，西郊泳场、海角红楼相继出现，从荔枝湾出发去海角红楼的游艇如过江之卿，江面上、河面上、涌面上来往穿梭着各种提供服务的大艇小艇。有“老九记”等豪华版的紫洞艇和酒菜艇；有“生记”“小神仙”等只卖艇仔粥的快餐艇；还有叫卖海鲜、荔枝、西瓜、香烟、糕饼的杂货艇；甚至有出租留声机或卖唱的音乐艇，荔枝湾的特色就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道光三年（1823），两广总督阮元携夫人游荔枝湾，在荔亭休息，得诗一首：“荔枝湾中水几湾，荔枝仙成十万丹。我独棹船出江关，穿林拂叶来河干。羊城六度荔子殷，昌华故苑今才看。亦霞绛雪何斓斑，就树颇有游人餐……”阮元任两广总督9年，6次兼署广东巡抚，主修《广东通志》334卷，倡办学海堂书院，对广东的文化教育建设有很大贡献。他公务繁忙，来穗6年后才有时间与家人慕名前来游览荔枝湾，享受夏日清风、穿林拂叶的闲散时光。
曾有一段时间，乡土教育是小学重点课程，民国时期的《广州市乡土教材》有一课是专门写荔枝湾的：“荔枝湾在市西，由多宝路可以直达，是南汉昌华苑遗址。邑人潘仕成曾在这里建海山仙馆和荔香园。红荔在林，绿荫如画，蝉声夹岸，流水不湾。每当暑天，人们都来消夏，盛极一时。珠江游船，有所谓横楼紫洞，孖舲沙艇，多载游客，游憩其中。有些自棹舢板，轻挠短棹，此往彼还，一叶扁舟，顺流容兴，也是一件快乐事。可惜每交冬令，水流骤竭，游客便稀少了。”
广州举办第16届亚运会前，荔湾区开展荔枝湾揭盖复涌工程，重新规划建设荔枝湾涌，勾起人们“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美好记忆。当时，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复涌一期工程，在城区环境改造史上写下了亮丽的一页。
岭南第一花乡
广州之所以拥有“花城”的美誉，不仅仅是因为春节期间设立花市，更因为千百年来，种花、买花、赏花、逛花市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荔湾芳村花地与广州花城之名有着不解之缘。人日（农历正月初七）游花地，是广州的岁时风俗。岭南春来早，春节期间，牡丹、梅花、桃花、芍药、菊花、月季、墨兰、吊钟都已经开放，正是游花地的大好时节。
关于芳村花地的地位，老作家秦牧生前最后一篇作品是为《岭南第一花乡》一书作的序言。在文中，他做了详细的介绍：
花地原名“花埭”，壅土为堰叫作“埭”，这一带地势低下，花农们要筑起小土坝，才好种花。它被人这样称呼着，逐渐就衍变成“花地”了。该处村野，种花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早在十世纪的时候，地方小朝廷南汉在珠江流域立国，由于寺庙林立，香客们敬神需要大量鲜花，这一带的园艺就颇发达了。以后，从宋代到清代，栽花种果的活动越来越发形成规模。堤岸一带，更有专业的穿花姑娘帮助买花客人把鲜花串成花灯、花篮、花蝴蝶，花璎珞等，更添一番风情。清末，好些士大夫人家都在这个花乡营造园林第宅。张维屏、康有为等人就是例子。康有为留下了“千年花埭花犹盛”的诗句，也足以作为这个花乡历史悠长的佐证。
花地为广州花市供货，遍植素馨花。芳村乡民多以种花为业，花田大者方圆上百亩，素馨花开的时候，花田一片洁白，像是下过雪一样。赏花人从荔湾乘船而来，船只络绎不绝、人流穿梭不息。
农家妇女每日趁天未明，把洁白的花蕊摘下，盖上湿布，运到市区的常年花市销售。那个时候，从花地口到海珠石，运花、贩花的花船随潮水涨落往返，其景况正如德庆举人梁修的《花埭百花诗》所描述的：日暮珠娘不摇橹，沓潮流上贩花船。”广州海珠公园旧址，背面原来有个五羊门，门前有花渡头，便是卖花船系缆之处。
晚清之际，花地各家园圃都会在正月上元节、三月天后诞、五月端午节、七月乞巧节及中元节、八月中秋节、十二月下元节等节日摆设“花局”，类似今天的花卉博览会，展出各园名花及各种接驳的奇异花木，以招徕游客、买主。据说，醉观园的花局经常胜人一筹。
在迎春花市出现以前，广州的花市为常年花市。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明末清初，羊城花市主要位于7个城门口，即大东门、小北门、大北门、西门、归德门、大南门、定海门。在广州历史上，素馨花曾经就是花的代名词，因此是常年花市上唯一的主角，就像洛阳人说起花来，其实就指牡丹一样。常年花市至今仍然散布在羊城的各个角落，与百姓的寻常日子朝夕相伴，只是没有那么集中而已。
到了后来，每逢春节前夕，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在羊城开始登场。早在清光绪年间，除夕花市已基本形成。过去，广州的花市有城门花市、双门底花市、杨巷花市、太平南花市等多处，尤其能代表广州花市风格的是荔湾桨栏路花市。
20世纪20年代，因为要修筑马路，西关十八甫花市迁至桨栏路，从此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将近除夕，鲜花沿桨栏路两旁店铺门前摆卖，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七开市，到除夕深夜12点后结束，有时延长到凌晨两三点。1956年，桨栏路花市迁至太平路（今人民南路），双门底花市也同时迁至教育路、西湖路，花街从上九路口一直延伸到一德路口，花档在马路中间搭竹棚，行人分两边走，街口搭彩牌，与今天的迎春花市形式非常接近。后来，广州的城市人口渐增，各个区便分设花市。
“丝绸之路”
西关不仅是宜居之所，也是宜业之地。
得益于“一口通商”，海外对丝绸的强烈购买需求推动着广州丝织业日臻成熟，所产丝织品质地精美，与江浙等地的产品展开竞争。清代时，广州纺织作坊有2500多家，工场多聚集于上西关，西禅寺一带几乎清一色是机房。今天，我们从麻纱巷这些地名依旧可以遥想当年丝织业繁荣的盛况。
全盛时期，广州拥有纺织工人三四万人，丝织商铺数百家，行业管理结构应需而生。雍正元年（1723），商人们捐资兴建了广州丝织行业股东会馆——锦纶会馆，乾隆、道光年间又数次扩建，古建筑至今仍在。从《重建锦纶行会馆碑》中提到的捐资情况可以看出，清代广州丝织业不仅规模相当大、产品种类丰富，而且在生产管理上条理清楚、分工细致，多次兴修会馆更说明这些商号财力雄厚。
广州的商贸繁荣源自海上丝绸之路，商业的气息浸泡了羊城千百年。特别是独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后，以“十三行”为中心，海外商品贸易的辐射范围扩展至华东、华北、华中及西南各地，各省的茶、丝、瓷、布、药都要经广州出口，进口商品则有呢绒、棉花、洋布、钟表、洋米等。西关有多条街道是商业街，货如轮转，在19世纪上半叶，广州因为西关而成为世界的商贸中心。自“十三行”时期一路延续下来，至今商脉绵绵不断。
光绪年间，广州商业、手工业行当细分到72行以上。日用品业有土丝行、洋庄丝行、靴鞋行、书籍行、金银行、玉石行、铜铁行、牛皮行、颜料行等。主副食品业有糖米行、澄面行、鲜鱼行、屠牛行、西猪栏行、菜栏行等。还有相适应的服务行业如酒楼茶室行、报税行、燕梳（保险）行、典当行等。
民国初年，西关已经铺开了一张分工明晰、辐射力强、专业度高的商业网络，每种商品都在西关成行成市，而且形成一条街集中经营的模式。例如，绸缎店在下九甫，绒线店在上九甫，鞋店在大观桥，凉茶店在带河路，中医馆在龙津路、和平西路，药材店在豆栏街，报馆在第七甫，印书店在第五甫，玉器在长寿圩，锡器在今天的和平东，刀剪利器在第三甫，颜料在太平桥，酸枝台椅在西来初地，纸料爆竹在长乐街。
历史不会忘记商业给城市留下的印记，有些商业街后来变成民居，仍沿用原名。桨栏路就是这样的来历，它原是制售木浆等船用品的专业街。类似的街道还有米市路、杉木栏路、西猪栏路、鸡栏街、梳篦街、麻行街、扁担巷、柴栏巷、卖麻街等。
西关老字号遍布各行各业，有百余个，曾经叱咤风云，都是响当当的名牌。历经战争、迁徙、家变、天灾之后，大部分老字号已经改行歇业，长久不为人知了。我们今天仍知道的，服装行业有亨利、金城、信孚、文华；针织行业有周中亚、周艺兴；鞋业有容安斋、罗奇生、联芳、时和。饮食行业老字号比较多，例如富隆、西如、多如、三元、正心、谟觞、颐苑、玉波楼等，这里有酒楼也有茶楼，至今仍然经营的是广州（西南）酒家、陶陶居、莲香楼等。
西关是商业旺地，除了老字号、传统行业喜欢在此扎堆经营，新兴行业、新兴企业也是选择在西关成行成市。太平南路被称为民国时期的“广州华尔街”，说明这条路上银行多过米铺。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信银行在广州开业，标志着广州华资商业银行的诞生。此后二三十年间，广州的华资商业银行达到数十家，众多的商业银行总部扎堆在太平南路这个长度不足千米的路段，实属罕见。
晚清时，荔湾还出现了私人营办的机械加工厂。1876年，广州富商陈廉川在荔湾十八甫创办陈联泰机器厂，从香港购买机器，从事轮船修理。陈联泰的儿子陈子卿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陈联泰机器厂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仿造外国蒸汽轮船，先后制造了“江波号”等多艘小轮船，这是近代广州民营造船业的先声。
“八和会馆”
凡有华人处，便有粤剧迷。荔湾拥有众多的戏院和观众，广州第一家售票公演的戏院即是西关的广庆戏院，建于1889年。
粤剧名伶基本都选择住在荔湾。与今天的娱乐明星大多高居豪宅，出入助理、保镖前呼后拥，寻常市民难以接近不同，当年的粤剧名角就住在寻常巷陌，是我们身边的邻居街坊。他们不仅声、色、艺出类拔萃，而且为人亲和平易，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和派头，因此与市民的关系非常融洽。
千里驹原名区家驹，又名区仲吾，生于1888年，是一位长期居住在荔湾的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出色的男花旦，故居“吾庐”在多宝路77号。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嫦娥英、骚韵兰等名伶都是千里驹一手扶持起来的，他为人和蔼可亲、勤俭质朴、乐于助人，在粤剧界享有盛誉，称得上是近代粤剧界的一代宗师。“仔姐”郎筠玉的故居在恩宁路昌华新街29号；恩宁东横街一座不起眼的红砖屋是小飞红故居；演丑角出名的陆云飞曾住在长寿路附近的和吉新街。
今天来永庆坊的游客都会去参观恩宁路附近的李小龙祖居，长期居住于此的其实是他父亲李海泉。李海泉1901年出生在顺德，是粤剧丑生、小生演员，主要演出剧目有《锦毛鼠》《夜渡芦花》《罗通扫北》等，以擅演“烂衫戏”而著称。
老西关孕育了不止一代的粤剧明星，很多“星二代”于荔湾出生、长大，在声、色、艺的氛围中耳濡目染，最后也走上了“星光大道”。粤剧名伶白玉堂是花都人，12岁学戏，19岁便在戏班里执掌正印小生，因演《五鼠闹东京》一举成名，便改艺名“靓南”为“白玉堂”，故居在荔湾耀华大街，其女尤敏9岁时便在父亲的戏班粉墨登场。1952年，外形清丽的尤敏被“邵氏”老板邵邨人相中，遂将她罗致到影坛，登上大银幕成为玉女明星。
近代以来，荔湾一直呵护着粤剧的成长，成为粤剧的大本营和根据地。粤剧几百年来的历程与西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琼花会馆、吉庆公所到八和会馆，粤剧的行业管理机构从没有离开过荔湾。
粤剧文化地标八和会馆坐落于荔湾黄沙，在历史上是粤剧艺人的行会，创立于光绪十五年（1889），因长期设于西关，俗称西关八和会馆。所以，西关是粤剧艺人的故乡。据行内人士介绍，“八和”有八个堂馆，即慎和堂、永和堂、新和堂、兆和堂、德和堂（銮舆堂）、福和堂、庆和堂、普和堂（普福堂），意为八方和合，团结一心。
粤剧行业之所以选择在黄沙兴建会馆，与其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在清代之前，荔湾涌口以东、恩宁涌以南、沙基以北的临江地带有三片金黄色沙丘，故名黄沙。水运时代，黄沙是地处白鹅潭的交通便利之处，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当时的粤剧文化中心。当年的黄沙属广州府南海县恩洲堡管辖，与广州河南、芳村花地隔江相望，亦与顺德、中山、东莞等珠三角富庶之地以水道相连，具备优越的运输条件，四乡村民到此联系演出至为方便。
以八和会馆为中心，与粤剧演出相关的其他机构散落周边。例如，负责音乐的普庆堂设在丛桂路的宁溪横，管武打的銮舆堂设在恩宁路永庆二巷。八和会馆用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连同吉庆公所新址，总用地2000平方米左右，可容纳到省城临时住宿的艺员近千人，在粤剧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千百年风雨酝酿，荔湾已经成熟，但是并未老去。它的城市空间充满了文化的活力，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