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作平
一般来说，要了解20年前的生活，父母足以用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要了解50年前的生活，那就得去找祖父祖母了；要了解70年前的生活，必须得有曾祖父或曾祖母在世，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才行。如果还想往前追溯，比如一百多年前的生活，通常的办法，只能通过图片接近真实。如果继续往前追溯，比如1000年前的生活，那唯一可以依凭的只有各种书籍。对我们来说，商朝已是3000年前的古代，我们和商朝之间的时间距离，大致相当于从商朝到半坡氏族时期。
还原商朝生活，我们可以依靠的除了考古，还有文字。但与后世——比如唐宋相比，商朝的文字记载非常简单、模糊，甚至歧义丛生，所以还必须加以推理和甄别，甚至适当的合理想象。
【区别阶层的衣】
先说衣。商人服饰的材料主要为麻和丝，其次是棉，再次是羊绒和动物皮；不论是哪一种材质，在制成衣服时，常常要把它涂染或是彩绘成各种颜色。
司马迁说商人“尚白”，就是流行白色，但从考古实证来说，商人似乎对黑更情有独钟。与前代相比，商朝的纺织技术更加先进，尤其是织绸。据沈从文先生考证，商代时人们已经能织极薄的精细绸子和几种提花织物，在铜、玉器上留下明显痕迹。
当然，由于分化严重，各个阶层的人的衣服也有所区别，甚至可以说泾渭分明。比如商王和贵族阶层，他们所穿衣服的面料都是精纺的锦绣丝织物和细葛布，而普通百姓只有粗麻葛布，甚至用秋后干黄的植物草茎编成衣服。
从款式上说，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款式。比如，一种右衽衣，衣长到臀部，袖长到手腕，袖口收束，配有精美的装饰和宽腰带，裹腿，着翘尖鞋，这就是商王及高级贵族的常服。
一种圆领的窄长袖花大衣，衣长到小腿——这是中下层贵族的服饰。至于赤身露体或是仅仅在肚子前扎一段布条，额头上戴一个圆箍——那是典型的奴仆打扮。
【丰富多彩的食】
再说食。我们今天常说“五谷不分”，五谷到底包括哪些农作物呢？
其实，时代不同，五谷的具体所指也不尽相同，因而五谷常常是一个泛指，用来代指粮食。
有意思的是，上古文献里先有“百谷”之说，然后有“九谷”“八谷”“六谷”之说，最后才有“五谷”之说。这中间隐含了上古人类的一大秘密——这说明，上古时期人类采集的野生谷物品种非常多，可以说只要是能充饥的都来者不拒。慢慢地，随着原始农业的进步，上古人类有了选择，经过年复一年的优胜劣汰，最终只有那些产量稳定、易于种植的作物保留了下来，人们将它们统称为“五谷”，并成为人类长期的主食之源。
商朝时，最重要的农作物包括：粟，粟是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有时也用它来代指粮食，如唐诗里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北方民间把粟称为谷子，也就是小米。因为种植广、产量大，普通民众几乎一年四季都以粟为主食。黍，黍是黄米或大黄米，在商朝属于贵重粮食，要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经常食用，有时也用来酿酒。
麦，商时的麦是大麦，与小麦相比，大麦有着尖而刺的芒。来，即小麦。两河流域是最早种植小麦的地方，它通过中亚进入我国新疆，然后再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商朝时，中原地区已有种植。不过，由于缺少灌溉工程，而小麦需要大量的水，估计种植比例不会太大。
稻，即水稻，去壳后即为大米。商朝时，水稻主要种植于南方地区。菽，即大豆，其原产地为东北地区，已有4000年的历史。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过大豆，说明商人也有种植。高粱，高粱又称蜀黍，因其最早由蜀人培育。
有趣的是，由于石磨还没有发明，包括大豆和大小麦在内的这一系列粮食，都没法把它磨成粉之后再做成食物，而是统统或蒸或煮，因而被称为“粒食”。大豆不易消化，上古人类很可能大多会患有肠胃方面的疾病。
研究人类骨头中的C、N同位素含量，能得知骨头主人长时间里的饮食情况。专家们对河南偃师商城三件人骨样本和安阳殷墟39件人骨样本的检测表明，前者的主食以粟和黍为主，后者的主食以米和小麦为主。这也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吻合。
商朝时，肉食仍然是一种奢侈品，普通民众尤其是奴隶估计一年到头也难得沾几回荤腥，而商王和贵族则是家常便饭。肉食还有一种特殊而重要的用途，那就是用于祭祀。其数量达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比如有一次商王耳鸣，宰杀了多达158只羊用于祭祀。
商人的肉食来源有三个途径，其一是饲养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猪、狗、羊、马、牛、鸡、鸭、鹅、鹿、象；其二是狩猎到的野物，主要有：象、犀牛、虫草、豹、野猪、野牛、扭角羚、麋鹿（即民间传说的四不象）、狐、狸、獾、獐、梅花鹿、兔、猴、竹鼠、田鼠等20多种；其三是水产，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鱼骨，经鉴定有黄骨鱼（南方称为黄腊丁）、鲤鱼、青鱼、草鱼、鳟鱼、鲻鱼，郑州商城则出土过鲟鱼骨。鲟鱼分布于长江流域，体重可达千斤以上，是千里迢迢运到商王城的贡品。
为了使食物更美味可口，商人“研发”了不少调味品。主要调味品大致包括这样几种：梅。古籍《商书》上说，“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说明梅曾经和盐一样，是制作食物时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在一些史前遗址中，梅核的身影已经出现。到了商朝，梅更是深入到了普通商人的生活。如陕西泾阳高家堡的晚商遗址，出土了几只铜鼎，里面盛有兽骨和梅核。其中一只鼎里盛有一块羊腿，以及34枚梅核。只是，这顿令人垂涎的美餐，它的主人还未来得及享用，便因某种后人无法知道的原因离开了，而商朝的美食，也就得以穿越三千多载茫茫时空，进入了现代人的视野。
醯（音xī）。醯就是醋，古人又把它称为酢。它的出现比较偶然——先民在酿酒时，由于醋酸菌的大量繁殖，酒变酸了，无法饮用。从酿酒的角度说，自然失败了。不过，从另一角度说，却在无意中发明了醋。这对于经常以各种肉类为食的古人来说，醋的滋味足以解腻助消化。
糖。人类获得的最早的糖，是天然的蜂蜜。直到今天，在一些边远山区，仍有人从树上和岩洞等地方寻找到蜂巢，从而取得蜂蜜。蜂蜜之外，人工制造的具有甜味的食品，季羡林先生认为，一共有两种，一种被称为饴，一种被称为糖。
制作饴和糖的主料，最初是糯米，后来也用大麦或小麦。其中将清一点、软一点、稀一点的称为饴；将稠一点、硬一点、干一点的称为糖。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是，饴是专指用麦制作出来的糖，也就是如今还能见到的麦芽糖。
花椒。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的川菜，一直以麻辣鲜香闻名。其中独到的麻味，来自于一种芸香科小乔木的果实——花椒。在河南固始葛藤山的一座晚商时代墓葬中，从墓主身旁出土了几十粒花椒。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把花椒作为调味品，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盐。盐是所有调味品中登台最早也最重要的。据根其来源，盐可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和矿盐。以上述诸种调味品里，虽然每一种都有其独特而珍贵的风味，但应该说，多一种是锦上添花，少一种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盐却不同，它是所有调味品里必不可少的。
一旦缺少盐，不仅所有菜肴都淡而无味，并且时间稍长，还会诱发多种疾病。由于盐只能存在于大自然的某些特殊之地，如大海、盐湖、地下，人工无法合成，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盐都是由国家专控的特殊商品，盐税也曾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
山西运城有一座河东盐池，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著名的盐产地。河东盐池曾是远古中国中原各部族长期争夺的重要目标。占据盐池，便有了成为各部族共同领袖的资格。据传，黄帝与蚩尤之间的生死决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争夺对河东盐池的控制权。
由于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古人在计时方面非常粗略。我们如今把一天分为24小时，每小时分为60分钟，每分钟分为60秒（如果有需要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分下去，但一般生活中已经用不着），而古人则把一天分为12个时辰，每个时辰又分为8刻。
不过，在商朝时，记时比这还要粗略。甲骨文里，有一些表示一日之间不同时段的词语，其中不少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从而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饮食习惯。比如大食和小食，大食在上午，小食在下午。大食和小食这两个时段名的存在，暗示了商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今天不同。之所以有大、小食之分，在于上午进食后需要从事劳动，故而饮食相应要丰富一些。小食已近日暮，日入而息，只需胡乱应付一下即可。
【五花八门的酒】
青铜制造在商朝走向了巅峰，一说到青铜器，我们就会联想到商朝和商人。出土极多的青铜器中，既有饮食器具，也有酒器和礼器，那么，哪一种类型的青铜器最多呢？
毫无疑问是酒器。根据酒器的形状和用法，青铜酒器就有：觥、卣（音yǒu）、彝、尊、壶、觚（音gū）、觯（音zhì）、爵、勺、角、盉（音hé）、斝（音jiǎ）、罍（音léi）等。考察已发掘过的商人贵族墓葬，陪葬的青铜器里，酒具也超过了其它器具。且很有意思的是，酒器一般和棺木一起放在棺椁之中，而鼎、筤、豆等饮食器具一般都放在棺椁外。
种种迹象表明，商人极为好酒。根据酿造的原料不同，商人的酒有好几个品种：醴。醴是一种度数很低的甜酒，用稻米酿成。在作醴时，需要用发了芽的谷粒来作曲药，如果天气热的话，一个晚上就熟了。醴有不少酒糟，略近似于醪糟。饮用的时候，要使用一种称为柶的器具——略似现在的汤匙。
鬯（音chàng）。鬯用黍酿制，是一种高档酒，可能为贵族专享。在祭祀或其它重大场合上，一定会有它的身影。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单纯的黍酿造，称为“秬鬯”；另一种还要加入郁金香，称为“郁鬯”。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郁鬯并不是加入了郁金香，而是加入了其它芬香物质，因而酒气香郁，故有此称。
果酒。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中，曾发掘出一个酿酒作坊，作坊里有许多桃仁和枣核。考古工作者估计，这些果实就是用来酿造果酒的。
药酒。同样是在河北藁城那座商代中期的酿酒作坊里，还出土了大量草木樨和大麻籽，这是两种可以入药的植物。这说明，商人饮用的各种酒中，还有药酒的一席之地。
在物质不丰、技术落后的殷商时代，普通民众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几乎没有“夜生活”一说。只有贵族们才有可能在晚上点亮庭燎，聚众泥饮。就像是为了验证大禹在初次饮酒后断言，后世一定会有君王因酒而亡国的预言一样，夏因酒而亡，商后来也因酒而亡——酒当然不是亡国的全部原因，却是重要原因或是亡国原因之一。
【身份不同的住】
遍观人类居所，身份不同，居所的形制、面积也不相同。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还没出现阶级分化时，大家都住在同样的山洞或是地穴里，自然没有区别。但到了商朝，阶层早已出现，贫富开始悬殊。
在郑州商城遗址东北部，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座宫殿基址。这座宫殿基址由多处建筑构成，最大的建筑有两千多平方米，最小的也有一百多平方米。考古工作者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推定，这就是商代早期的商王王宫。王宫的台基呈长方形，每间隔两米左右就有石头柱础，用以支撑房柱。虽然时隔三千多年，仍可以想象当年的雄壮与精美。
在河北藁城，也曾发掘出一处由七个大小形制不一的房屋组合而成的院落。考古工作者推测，这应该是商朝贵族的宅第。这些房屋有尖顶，也有平顶，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有庭院有花园，还配套有水井、地窖和垃圾坑，功能十分完善，堪称商人的高尚住宅区。
王室和贵族居住于殿堂和华舍，普通民众便等而下之了。在河南柘城孟庄遗址，发现了三间商代房屋基址。三间房子紧密相连，中间房子最大，两侧房子较小，看得出它们之间的主次之分。最大的房子面积也只有18平方米多，最小的则不到8平方米，整套房子的总面积，也就30多个平方。
考古工作者还发现，这三间屋子最大的那间，里面有用来做饭的长方形灶坑。那么，这间最大的房子，显然是这家人的活动中心，它既是客厅，也是厨房和饭厅，甚至还是起居室。西边的一间屋子，里面放有陶瓮和陶钵等器具，很可能是这家人的当家人住的地方，因为用来盛放粮食的瓮钵都在他的居室里，由他亲自掌管。
平民的房舍狭窄拥挤，但总算是能够充分采光和通风的地面建筑，条件最差的是一些奴隶的住所，他们多半居住于一种深一米到六米，直径两到七米的半地穴之中。从出土的商代遗址来看，半地穴的主人也不仅仅是奴隶，还包括相当一部分地位低下的平民——除了还具有人身自由，他们在经济上比奴隶也好不了多少。
在山东平阴朱家桥晚商遗址，230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着21座半地穴式窝棚，有方形、圆形和曲尺形三种。最大的面积也不超过12平方米，最小的则仅仅只有7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斗室”。不仅面积小，并且构筑非常简陋，地面坑洼不平，没有经过修整和夯打。室内有土坑和一些陶制的生活器具，以及蚌镰、骨镞、铜镞、纺轮、石杵、网坠等生产工具。这些东西说明，这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大家族，生活过得比较艰难。
考古学大家李济先生曾推测，商代的建筑有14个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几点是：有高台；有以木板或版筑建成的墙壁，墙壁上多半有美化装饰；有大小木柱支持的房架；有人字形的屋顶或木杠横排的平顶；可能有双层楼阁；有系统的排水沟；有土堆或木架的台阶；有窖藏用的坑；有园林。
如果比对后来出土的商代遗址，我们会发现，李济先生的推测很准确。
尽管我们今天距商朝的时间已有三千年之久，但大体还能还原商人修筑房屋的工序：他们在选定的空地上清理出一块地基，挖去表层泥土，形成深度在半米左右的一个浅基坑。（如果你参观过建筑工地，会发现这种建造房屋之前先挖出基坑的方式至今未变。不同的是，今天的基坑更深，且由各种机械来操作。）挖出基坑后，再从近处取来净土填入基坑，并用石头或木头将它一层一层地用力夯实。填到与地表齐平时，再涂上一层细泥并抹平，之后用火烧烤，使地面变得坚硬。
修筑工作至此完成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间隔一定距离竖立木头为支柱，支柱与支柱之间，用植物茎杆编织为墙，外面再涂上湿泥土。到了预定的高度，再搭上人字形的屋顶。这种墙称为木骨草泥墙。另外尚有一种夯土土墙，即用四块活动的木板组成一个长方体，往里面倒入泥土并将其夯实，然后一层层、一段段不断加长、加高，使之成为墙体。
商人相信万物有灵，反映到建筑上，有一种习俗，那就是用牲口祭祀。商人相信，只有通过祭祀天地，才能获得鬼神的欢心，从而让它们庇护自己。决定能否获得鬼神欢心以及欢心程度的，在于祭祀的牺牲是否隆重。
据学者考证，商人在建造房屋时，要进行四次祭祀。第一次是奠基，基坑挖成后，在基坑下面再挖一个小坑，里面埋一条狗或是其他，这就是奠基的原始意义。
在殷墟小屯北地，发掘出53座基址，考工工作者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其中乙组是商王王宫所在地，用了15条狗作为牺牲。第二次叫置础。当基址夯实后，在竖起立柱之前，再次埋下各种祭品。以乙组为例，挖了19个坑，埋下98条狗，40头牛，107只羊和其他。第三次叫安门。在大门外的地下，分别于内外左右埋葬人和动物，以示守护。第四次叫落成。即建筑完工后，在建筑前面埋列车、马、人、兽，以示庆祝。
【因地制宜的行】
在石器时代，人类力量弱小，且各自为政，为了填饱肚子而用尽洪荒之力。那时，人类的活动局限于相当狭小的区域，除了氏族的居住地附近，其它大多数地方都是亘古未经人迹的莽原，既无道路，更无交通。
到了大禹时代，古籍上说大禹开九州、通九道。“九道”不是指狭义的九条道路，而是由他的王都阳城通往九州各要地的路网。为了保障道路交通，自夏朝起，架设桥梁，维护要津就成为国家实政之一。
经过夏朝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商朝时期，交通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
首先是发达的路网。商朝的王城不断迁移，如果加上商取代夏之前多达14代人的先公时期，商人迁都至少有13次以上。每一次迁都无疑都会有一次道路的开拓或修复；另外，历代商王多次对外征伐，从而形成了一条条因军事需要而开辟的道路。其次是各种各样的交通方式。商人的主要交通方式都有哪些呢？通过影视作品，我们大概知道古人出行时往往依靠牛和马，商人也是依靠牛和马——对牛和马的利用，正是从商人开始的。
《管子》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所谓皂牢，就是饲养牛马的圈栏。商人的祖先王亥发明了牛车，到商人立国后，牛车成为了最重要也最平民化的交通工具。和平时期，它载人载货，远行经商；战争时期，又是最实惠最耐用的后勤补给工具。不过，牛车虽然便宜，且运载量大，但速度太慢，而且在有身份的贵族眼里，牛车与他们的地位不相称。因此，贵族阶层的人多半使用马车。
马车不仅用于普通的交通，也是战场上征战的利器。吕氏春秋》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乃入巢门，逐有夏。”成汤讨伐履癸时，投入了70乘马拉的战车，以及6000人组成的敢死队，从而将其一举击溃。70辆马车，看上去似乎数量并不算多，但在青铜武器都还没有普遍使用的前提下，这些纵横奔驰、来去如风的马车，无疑就是所向披靡的杀器。
考察商朝出土文物，商朝的马车一般都是两匹马拉动，偶尔也有三匹或四匹的。
今天我们常用一个词：马力。马力一词的由来，和英国科学家詹姆斯·瓦特有关。200多年前，工程师根据瓦特的设计，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批改良后的蒸汽机。一家啤酒厂订购了一台，厂主想确定一下它的效率到底有多高，于是他选了一匹最强壮的马，让它不停地工作了8个小时。
8个小时里，这匹马一共汲上了200多万千克的水。经过折算，一匹马每秒能把75千克的水提高1米，即1马力等于75千克·米/秒。后来，就规定1马力等于75千克·米/秒，也等于735瓦特。
以马力作为标准来计量功率，这说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马都是人类曾经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不过，商朝时，乘坐马车并不是一种享受。木质的车轮缺少弹性，地面全是土路，再加上马车没有减震，不难想象颠簸的艰苦。
马的重要，除了它可以与木车相加成为马车外，还在于马可以单独骑乘。根据古籍记载，一般都把中国人骑马的时间上限，定于东周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但是，越来越多的考古实证却表明，骑马早在商朝时就出现了。如1936年殷墟发现了一座人、马合葬墓，内有1人1马1犬，人装备有铜刀、砺石、镞和玉策等，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表明“供骑射的成分多，而供驾车的成分少”，是为“战马猎犬”。
与牛车和马车相比，商人还有另一种更为舒适的车。但这种车不仅速度和牛车一样慢，而且只能作短途旅行，这就是辇。辇又称为步辇，是由人力来牵引的两轮车。
与辇异曲同工的是手推车。二者的动力都是人力，只不过辇由人在前面牵挽，手推车由人在车后推动。另外，辇为二轮，手推车则为独轮。在成都平原，这种手推车一直使用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方言称为“鸡公车”。
在商朝时期，中国的气温普通比现代偏高。在今天的河南一带，到处都是茂密的亚热带森林。森林里生活着众多的动物，其中如今只能在云南边境热带地区才能看到的大象，曾经普遍生活在中原大地。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象牙和象骨。甲骨文里关于象的记载屡见不鲜，内容涉及猎象、驯象以及用象祭祀等。商王统率的军队中，甚至有一支由大象组成的骑兵。民用时，大象力大而温顺，是不可多得的重要交通工具，历史上称之为“商人服象”。
甲骨文里有这样一段卜辞：“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惟甲、乙。甲戌臣涉舟延，臽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十二月。”这段文字是商王的一次占卜记录，大意是有奴隶逃亡了，商王就在癸酉日那天占卜，问奴隶能否抓回来。他根据卜兆判断说，在甲日或乙日可以抓到。在甲戌那天，发现奴隶过了河，于是商王派出船只渡河追捕。没想到船被陷在了浅滩上，负责此事的一个叫刍的人没有及时报告，直到又过了15天，才于丁亥日抓到了奴隶，占卜的时间在十二月。
这条卜辞的内涵相当丰富，其中说明船只已成为商人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商朝的船只，已经从上古时期简陋的竹筏和独木舟，升级过渡为木板船。《中国交通图典》认为，“由独木舟和筏类工具发展质变到木板船，是中国古代造船史上一次伟大的飞跃，它开创了中国古代航海及河运史上的新篇章”。
关于商人的交通，还有一件至今仍扑朔迷离的事值得特别一说。美洲被称为新大陆，是因为它直到15世纪才被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但一个石破天惊的说法是，早在3000年前，中国人，准确地说是商人——就到达了美洲。
证据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学者们发现，在美洲，尤其在墨西哥，有不少与中国古代，尤其是商朝风格酷似的墓碑、雕塑、壁画、石刀、建筑、陶片、铜器和纹饰。其二是上世纪7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浅海发现了两个石锚，石锚的年代应在2000年以前。根据对它的研究，制造石锚的岩质不存在于北美太平洋沿岸，反而与太平洋另一岸的中国南海海岸地区所产的一种灰岩相同。
正是这些证据，使得一些欧美学者提出，商人早在三千年前就到达了美洲。国内一些学者则进一步推测，商朝灭亡后，商的遗民们利用高超的航行技术，由山东半岛下行到达台湾，再利用洋流北上琉球，经过日本东北部，进入西风漂流带，过阿留申群岛，横渡北太平洋，从而抵达北美洲，再随加利福尼亚的海流而至墨西哥。
当然，这些推测还只是一种假说，目前既不易证实，也不易证伪。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