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剑杰（文史学者）
湖笔，自古以“尖、齐、圆、健”四德著称。所谓“湖州冯笔妙无伦，还有能工沈日新。倘遇玉堂挥翰手，不嫌索价如珍珠”，湖笔天工，千金难得，被列为中国文房四宝之首。自古至今，工艺传承已有千年，而湖州也因此有了“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美誉。
蒙恬造笔：在真实与传说之间
湖笔，顾名思义，产于浙江湖州之笔，更具体地说是产于吴兴区善琏镇。有趣的是，这个杭嘉湖腹地的温婉江南小镇，人们世代供奉的笔业之祖，竟是常年战斗、驻守在塞北长城沿线的秦代铁血大将蒙恬。
没有到过江南的蒙恬，却在善琏留下了一个“始造毛笔”的详尽传说：公元前223年的某一天，蒙恬打猎途中，发现一只尾巴曳地的兔子，血迹走蛇如运墨，他由此灵感迸发，便取来兔毛，插入竹管尝试用来写字。但是兔毛油光难服，完全吸不上墨。几次不得，蒙恬便随手将这支“兔毛笔”扔进了窗外的石灰坑。几日之后，他无意间又想起这支随手而为的兔毛笔，捡起一看，经石灰石脱脂后，兔毛竟似变得柔顺起来，往墨盘里一蘸，书写起来随心所欲，再无当初的艰涩感——蒙恬就这样发明了毛笔。
这则传说饶有趣味，但其实，蒙恬造笔多是古人托名。一来，蒙恬从未到过江南；二来，考古出土的文物证明，毛笔早在蒙恬之前就已存在。比如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期墓葬中发现的帛画，上有龙舟、高冠人物和仙鹤等，明显可以辨出毛笔痕迹。并且，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也已有类似的写字工具，当然，与后世毛笔在形制上还有明显区别，称呼也不尽一致，楚称“聿”，吴称“不律”，燕称“弗”。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统一称为“笔”，并一直沿用至今。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曾出土过3支秦代竹杆毛笔，其工艺是在竹制笔管前端凿孔，将笔头插在孔中，另做一支与笔管等长、涂以黑漆并绘有红色线条的竹筒做笔套，将毛笔置于笔套中，再用胶粘牢。为取笔方便，笔套中间镂有8.5厘米长的长方孔槽。这支秦笔的制作工艺，已经优于同时期的楚国毛笔，且与现代笔及其制法高度相似。
综合出土文物与文献，可能更接近史实的说法是，在出产最优兔毫的赵国中山地区，蒙恬取上好的秋兔之毫，改良了毛笔。唐人徐坚《初学记》认为：秦之前已有笔矣……恬更为之损益耳。”西晋时人崔豹在《古今注》中则称：“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崔豹认为，蒙恬改造出来的还不是兔毫笔。
著名书法家都成了它的“铁杆粉丝”
湖笔的发展史，离不开几次中原战乱影响下的士人南渡浪潮，在此期间，江南的文化经济逐渐得到发展，直至超过北方。那些南渡及宦居的士人，对湖笔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米芾、苏轼等曾在湖州为官或寓居，还有曹不兴、张僧繇、贝义渊、释高闲等湖州籍书画俊才。
据说，王羲之极爱湖笔，还曾专门书写了《求笔帖》。永和四年（348），王羲之任吴兴（今湖州）太守，见到当时湖笔产业已然非常兴盛，而且还流行“奢侈风”，比如用金、银、铜和琉璃、象牙制作笔杆，这是南渡的东晋门阀士族带来的华而不实习气。于是王羲之作《笔经》指出：“昔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音zhì，谓运笔不顺畅——编者注）矣。”笔杆太重，是影响书写发挥的，大家都深以为然。
湖州盛产竹子，轻盈的竹梗便成了笔杆材料的首选。三年后，王羲之改任会稽（今绍兴）内史，永和九年（353），暮春之初，王羲之使用湖州带去的鼠须笔和茧纸，在酒酣后成就了人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王羲之以后，真正对改进湖笔技艺作出卓著贡献者，是他的七世孙、隋代书法大家智永禅师。在善琏永欣寺落脚前，他曾云游四方，见善琏民风悠然，人们又专注制笔，便定居于此。之后数十年间，他“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
清同治《湖州府志》则说：“盖自智永僧结庵连溪，往来永欣寺，笔工即萃于此。”智永禅师在善琏的30多个春秋，一边孜孜不倦临池习书，一边与笔工切磋技艺，使湖笔更适合书家要求。他用败的五簏笔头舍不得扔，埋在蒙公祠南的晓园，还在石碣上亲题“退笔冢”三字。智永生前自制大笔一支，圆寂时竟抱之而终，真可谓爱笔如命。
智永之后，颜真卿、杜牧、苏轼等一大批名家相继在湖州为官，这些著名文人，在主政一方、济世安民的同时，也都成了湖笔的铁杆粉丝。在文人的唱酬中，湖笔也渐渐风行天下。他们赋予了湖笔各种别致的代称，至今还广泛应用。比如，称湖笔为“管”，也有人称湖笔为“毛颖”，亦别名“中书君”。韩愈《毛颖传》曰：毛颖者，中山人也……号曰管城子……累拜中书令……上尝呼为中书君。”
一枝毛笔带动一方文化
宋末元初，伴随着湖州人赵孟頫走向那个时代的书画技艺巅峰，湖笔产业也走向极致兴盛期。在元代，钱舜举的画、赵孟頫的字、冯应科的笔并称为“吴兴三绝”。史载，赵孟頫曾“日书万字”，而且对所用湖笔的制作技艺特别关心和考究。据说，他曾请人制笔，只要一支不如意，就命令拆裂重制。他对笔毫的选择则更为严格，往往命笔工在可制笔数十支的笔毫中选出最好的毛，仅制成一支。这样的严苛要求，才使得湖笔有了“毛颖之技甲天下”之美誉。而后，随着赵字朝野交誉、雄踞海内，赵孟頫手中那支著名匠人冯应科制作的妙笔，也跟着声誉鹊起、名动天下。
在湖笔冠绝天下之前，占据笔业鳌头的是宣笔，一支“宣城诸葛笔”总可引得无数人艳羡，柳公权、苏轼都喜欢用宣州笔。关于宣笔逐渐没落、湖笔兴起背后的原因，通常流行的是“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说”。
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数百年间，地处江南的宣城屡遭兵火，渐渐凋敝，而与宣城接壤的湖州，则幸运地免除了多次兵锋洗劫。历经几个朝代的经营与休养，湖州所处的江南桑蚕鱼米之地，已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宋末元初文学家戴表元就曾发出“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的感叹。
此外，元代统治者实行民族等级制度，漠视科考，使得大量文人行走民间，或混迹勾栏瓦肆，以撰写话本、剧本为生；或追求超然物外，与世靡争。杭州、吴兴、苏州、松江等地成了南宋遗民云集之所、士大夫息隐山林的首选之地，他们吟咏酬唱，诗文风流，是湖笔的忠实受众和宣传大使。
还有，宣州地近边境，在元兵入寇前的一二百年间，很有可能早已有部分笔工迁至与宋都临安（即杭州）毗邻的湖州。技艺精湛的笔工同才思敏捷的文人相聚一堂，意气相投，这是湖笔逐步取代宣笔的又一关键因素，并最终树立起了湖笔在文房用具中特有的文化品质。江浙文人群体与笔工群体频繁交往的文化现象，元代前期以吴兴赵孟頫为代表，后期则是徙居松江的杨维桢。他们身边汇集了一批同乡、师生、友朋、同僚等，有诸多文字记载往来故事。
在以诗会友中，“赠笔工诗”成为那个时代的新时尚。在这些诗中，“笔生”或“笔工”是两种主要尊称，可在前冠以姓氏组合，如“温生”“沈生”。在他们诗题中提到的笔工，有张进中、沈日新、陆文俊、陆文宝、冯应科等，以湖州籍笔工居多。如宋元时著名士人方回的《赠笔工冯应科》说：“惟有毛锥真强项，不受折简屡太息。善书今谁第一人？冯应科笔今第一。”三绝之一的冯应科，他所制的笔，“圆不至软媚，劲不至峭直”，能根据顾客需求精准拿捏，做到软硬适中，深受使用者认可与赞赏。赵孟頫也与冯应科熟识，文士与笔工间的交往已成为一种常态。
文人和笔工之间能够产生情感共鸣，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笔工不仅制笔技艺登峰造极，而且文化造诣也不低，有的还具有当时大多数文人共有的“归隐”经历。杨维桢曾作《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可见笔工陆颖贵（著名笔工陆颖之孙——编者注）颇有学识。
而陆颖见识独到，结交名士也是为了充分调动文人资源，扩大陆氏湖笔的品牌效应。
他独创了笔妙轩、笔花轩和耕墅轩这类笔庄，以供文人墨客试笔，亦可赋诗作画。与其交往的沈梦麟在《练溪陆文宝耕墅轩》一诗中描绘道：楝花溪上即沧浪，之子求田自有庄。寒食开荒连夜雨，秋风获稻满天霜。可堪北里黄金尽，不似南翁白发长。十月涤场朋酒熟，相期介寿杀羔羊。”可见其笔庄是独具江南风情的雅致之所。陆颖还设立笔舫，借助江南发达的水路，将所制之笔转贩至杭州、苏州和松江等地，带动了整个湖笔行业的发展。
湖笔不仅是笔，更蕴有真情
湖笔备受推崇，从业者繁多，甚至有“本县善琏村，居民大半能制笔”之说。在明清之际，湖笔已成为主要的宫廷御用笔。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弘治时，吴兴笔工造笔进御，有细刻小标云：笔匠施阿牛。孝宗见而鄙其名，易之曰施文用。”这是湖州笔工制笔进御的明确记载，小小笔工还得到了皇帝赐名，一时传为佳话。
清代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也非常钟爱湖笔。有贺莲青等湖州笔工所制之笔藏于故宫，另外还有两万多支湖笔没有开锋。更有一则趣闻，乾隆年间，湖州一位王姓笔工随考生进京，叫卖精制湖笔。大试当日，一位考生忘带毛笔，正在考场外焦急，于王姓笔工处及时购得一支湖笔，而后在考试中得心应手，下笔有神，竟中了状元。从此，读书人竞相购买王姓笔工的毛笔，美其名曰“一品笔”。同时，王姓笔工在他家的房顶上塑造了一尊“天官”铜像，作为湖笔的标志。现在，这家王一品斋笔庄在湖州城里依然是金字招牌。
笔商不远千里入京售笔，不是个例。笔商亦可分行商与坐贾，而像王姓笔工这一类行商，文人士大夫亦尊称其为“笔客”，以区别于寻常笔商。笔客们身背装有捆扎好的毛笔的布包沿街售卖，类似于明清时期的“书客”，所以这种销售方式也被称为“走笔包”。
有关笔客行商活动的描述，最早可见明代《永乐大典·湖州府》的记载：“客旅转致于四方者甚众。”笔客们徙居四方，不仅制售毛笔，同时收徒传艺，明代孙作撰写的《赠笔生张蒙序》中就记述有此事。清顺治到道光年间，因战乱与书画中心的转移，致使大量年富力强、工艺精湛的笔工外迁，移居至文化兴盛、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在外坐贾或行商的数量更多。
据粗略统计，明清之际，先后在外埠开肆的湖笔名店计有北京戴月轩、贺莲青、李玉田，上海杨振华、李鼎和、周虎臣（一说属宣笔）、茅春堂，杭州邵芝岩，苏州贝松泉，扬州兴散寺，天津虞永和等。所谓“湖州出笔，工遍海内，制笔者皆湖人”，数以千计的湖州籍笔商背井离乡，只有少数精英能凭手艺得到达官贵人或文人雅士的青睐，成为“笔客”。至于成为坐贾笔商，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笔店、笔庄一旦开业，其售卖和营销方式也颇为讲究。笔庄销售湖笔，一般按不同来源途径，在笔杆上标刻不同字样。从外购进而非自行生产的成品，一般刻上“某某笔庄选”或者“精选”；本店部分或完全制作的笔，刻写“某某笔庄制”或“自制”；还有私人定制的，或者笔庄自行设计，委托作坊制作的笔，则标写“某某笔庄监制”。
产品以外，店内装潢也格外迎合文人品味，氛围雅趣宁和，室内常设梅兰竹菊等物。曾有清末大臣王文韶于笔庄赏兰，留下了“佳种甚多，室宇清洁，盆架亦讲究，足供清玩，主人亦乐此不疲。花时客来络绎，应酬亦不惮烦”的感想。室外，不仅有围绕毛笔传说和典故行文的笔店联，张贴于笔店入口两侧，老板们往往还要请知名人士题匾。以戴月轩为例，为该店题匾的名人先后有徐世昌、郭沫若、赵朴初、陈半丁，还有齐白石为其作画。王一品斋笔庄则是由郭沫若题匾，店内还陈列着创办270周年之际，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启功、沙孟海、沈鹏，画家何香凝、唐云、潘天寿、傅抱石等众多名流留下的墨宝，既发挥了名人效应，又彰显了自身的文化价值。
有意思的是，湖笔和笔商借文人之势发家，但当笔客成为一方坐贾，拥有一定资本和实力时，反过来也会优待文人。譬之清末篆刻巨擘、“海上画派”先驱赵之谦与邵芝岩笔庄的故事。据《赵之谦传》所述，笔庄老板邵芝岩多年不断，以佳纸良笔供应赵之谦，又可以随意赊欠，待手头宽裕时，再就近转账。赵之谦还就邵老板生辰特作贺礼，于折扇上作《芝岩图》，并留“磊落襟怀，崚嶒气骨，似胜前人，若丰神秀逸，则谢不敏矣”等题字。如此看来，笔商不仅是商，还带着儒气；湖笔不仅是笔，更蕴有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