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墨产业及工艺
墨的使用，在中国由来已久。最早的墨多取自石墨等天然材质，早在殷商时期便已经十分普遍。当时的人认为，墨系“煤烟所成，土之类也”，故“墨”字从“黑”、从“土”。汉代时期，石墨被更容易研磨的松烟墨取代，制墨行业开始形成，到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汉唐时期，北方系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制墨产业也集中在松林资源丰富的北方地区。由于松烟墨对林业资源消耗巨大，加之官府大兴土木，唐代后期兵连祸结，导致北方松木资源消耗殆尽，制墨中心被迫向松林资源丰富的地方迁移。
徽州位于吴越文化区和荆楚文化区的结合部，群峰参天，山丘屏列，岭谷交错，有深山、河谷、盆地、平原，波流清澈，溪水迥环，水秀山灵。
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厚的林业资源，并在当地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林业文化。早在宋代以前，徽州人就开始大量培植松、杉等种类丰富的林木，经营方式多样，林业成为徽州山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新安志》称，“山出美材”，山民把木材捆扎成浮筏，投入河中，借河水之便运输出山，“往者多取富”。当地有“植杉嫁女”的习俗，女子出生时种下杉树，等到出嫁时伐树出售，以供百用。丰富且可持续的林业资源成为徽墨兴起的先决条件。
五代时期，易州（今属河北）著名墨工奚超为避战乱举家南迁，定居徽州。他们改进了捣烟、和胶等技术，并尝试加入珍珠、犀角等珍贵原料，所制之墨坚硬如玉、纹理如犀。奚超之子奚廷珪所制之墨更被时人誉为“天下第一品”，奚廷珪本人受南唐后主李煜赏识，赐国姓“李”。
《新安志》称：“墨出于歙之黄山，肇于唐末李超、廷珪父子，自南唐以来贵之。”由于李氏墨质优耐用，且受到过皇家赏识，北宋庆历年间市价已达“万钱市一丸”，徽宗宣和年间更有“千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一说。李氏制墨的成功带动了当地及周边地区制墨行业的发展，宋代便形成了“徽人家传户习”的家族制墨产业。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兴盛，市场竞争刺激了产业形式的转变，徽州当地的家族制墨模式转变为雇佣生产模式。当地制墨工匠不再限于子承父业，开始招收徒弟、雇佣伙计，家传制墨工艺不再是“秘方”。许多学徒学成之后自立门户，继续沿用子承父业兼招募学徒的模式，犹如开枝散叶，使徽州制墨产业不断壮大。
大量制墨工坊的出现加剧了市场竞争，逼迫制墨工匠不断改进工艺，在配料、选烟、和胶等技术上不断探索。墨主要由烟料和胶料组成，常用的烟料分为松烟、油烟和漆烟（生漆和桐油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点烟），讲究“烟要陈，胶要新”，说的是烟料要存放一年以上，制作的墨才质量上乘，易于保存。胶料则分骨胶、皮胶和树胶等。
制墨技艺中，胶的质量是关键，决定了墨的好坏。低档墨用骨胶，所含杂质较多，极易发霉、开裂；高档墨使用皮胶或树胶，纯度较高，不易开裂。为了改善胶的质量，熬炼胶料时更有加入熊胆等工艺。除了胶的材质，配料比例也影响着墨的质量，讲究“三分胶，七分墨”，胶含量偏少时，容易脱胶和碎裂；胶多，则易引起变形，且不宜发墨。
由于徽墨的商品化，墨的外观也成为墨商着力的重点。为了赢得市场青睐，徽州地区的墨商投入大量精力，努力提升墨的形式美，将书法、绘画、刷漆、漱金、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墨的装饰中，使墨成了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身的特殊商品。至晚明时期，墨在外观上的研发创新成为墨商竞争的重点，墨书”也成为墨商匠心独具的营销手册。
徽州制墨大师程君房与方于鲁之间的恩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程、方结交，《方氏墨谱》率先刊印
方程两家之所以产生激烈的商业竞争，部分原因在于制墨产业过于集中。晚明之际，徽州制墨产业兴盛，墨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有实力的大墨商不仅在产品研发环节上下功夫，也在商品营销上动脑筋。后世名家竞相珍藏的“墨书”，便是彼时墨商刊印的产品宣传手册，其中以方于鲁的《方氏墨谱》和程君房的《程氏墨苑》最为著名。
程君房和方于鲁二人颇具相似之处，两人都是明嘉靖二十年（1541）生人，籍贯同属徽州，父亲都是盐商。不同之处在于，方于鲁是其父在江汉经商时与娼女所生，长在楚中，自幼好读诗书，游历山川，与文人名士诗酒唱酬，颇具晚明文人之姿，同时也沾染了狎妓冶游、纵酒豪赌的习气。
父亲去世后，方于鲁很快耗尽遗产，生计无着，携带妻小回到了徽州，时年23岁。此时距离程君房捐资购入太学生资格仅有一年。程君房14岁起跟随父亲出外经商，家境殷实，自称“先世遗产不逮中人，比余修业息之，幸累万金”。徽商重视文化修养，讲究由商而士，程君房也不例外。因同庚同乡，又有相似经历，方于鲁返乡后写诗投谒程君房，程氏爱其才，延为食客。
关于上述经历，只有程君房一家之言，晚明文人李维桢在为方于鲁所作的墓志铭中，则只字未提。程君房称，方于鲁回到故乡之初，生活相当贫困，常常朝不保夕，靠蹭饭度日，身染疫病，步履不稳，时值孟冬，却只穿件葛布单衣，冻得浑身颤抖。程君房心生怜悯，好心收留，请人为方于鲁诊治，并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为其调理身体。考虑到方于鲁没有谋生之道，又传授他制墨之法，资助他开设墨肆。
“余夙抱墨癖，遍访古人搜烟和胶之法，试之果良……恒念于鲁不能治生，尽以其法授之。”此时的程君房一心仕途，耻于由儒而工，制墨不过是其业余生活中的消遣。加之家境殷实，不屑于微薄利润，他便出资供方于鲁经营墨坊，既满足爱好，又能接济他人。用现代眼光看，彼时程君房与方于鲁的关系类似股东与经理。也是基于这种关系，才有了二人共同署名的墨样设计。万历十六年（1588），《方式墨谱》首次出版，时人谓之“三百全经”，在文人中引发轰动，一时洛阳纸贵，方氏所制之墨也因此销量大增。
程君房24岁进入太学，在京师学习和参加科举，数次科考不中。十年后返回故里，他仍未放弃向士大夫阶级靠拢，热衷于编书、校注，以求文名，却未能得偿所愿。年逾半百后，程君房见科举无望，为了实现入仕心愿，捐资买得一个九品芝麻官，成为“鸿胪寺序班”。官不在小，有编制则名，程君房日后在墨锭上也喜用“原任鸿胪寺序班臣程大约谨颂”的署款——尽管他上任第二年秋天便辞官还乡了。
这次还乡后，程君房才正式开启自己的制墨事业，距离方于鲁《方氏墨谱》首次刊印已经过去了5年。此时的方于鲁“独占墨名”，在制墨行业如日中天。方于鲁之子迎娶同乡汪雷之女，与兵部左侍郎汪道昆结为姻亲，并受汪道昆提携，进贡御墨，在晚明文人中名声大噪。
程、方交恶，《程氏墨苑》刊印
程、方二人的关系因一位侍妾而彻底破裂。与后世文人记载的“因妻子嫉妒”不同，程君房称，是自己命令妻子遣散侍妾的，“于鲁向居余门，闻其美丽，阴令子嘉树赂媒者，托以他人，辗转谋娶。余归讼之有司，卒致离析”。
传言中，程君房降低程氏墨的价格，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并倚势迫使方于鲁背井离乡、远上京师。然而，这一传闻多出自方氏支持者的记述。程君房并未记述自己抢占市场的策略，只说方于鲁制假、售假。
方于鲁制墨存在质量问题，并非程氏一家之言，在《墨谭》一文中，书法家邢侗就曾两次批评方于鲁制墨“磨之若糨，有香气，无墨气……殊谬不然”，独为司马公出一瓣香”。邢侗认为，方于鲁只有为汪道昆制墨才尽心竭力，其他墨则徒有其表。
晚明博物学家谢肇淛《五杂组》中评论方程之争，则抑程扬方，认为“墨品、人品，恐程终不胜方”。但他也承认方于鲁制墨质量有问题，“于鲁近来所造墨亦不逮前”。但谢肇淛并不认为方于鲁蓄意糊弄，而认为这是优质原材料匮乏所致，此系天下制墨者通病。
方于鲁离开徽州不久，程君房便被指控殴打家奴致死，被捕入狱6年。程君房在《中山狼续传》中将之称为“叔侄之难”，指控自己的两个侄子伙同无良讼棍，以行贿干预尸检结果，诬告他杀人，侵吞其家产，并指控方于鲁也参与其中。
出狱约一年后，程君房基本完成了《程氏墨苑》图录的编辑工作，且已经形成最终的框架，将全部图样划分成了玄工、舆图、人官、物华、儒藏、缁黄6大类。程氏的全力以赴与他的现实处境不无关系。入狱期间，程君房长子受人蒙骗转移家产，积累的家业已不复存在，制墨成为他出狱后孤注一掷的选择。
鉴于《方氏墨谱》在社会上取得的成功，程君房急需为自己打造一本产品营销手册，以期东山再起。程君房想方设法搜集名人撰文，一方面寄希望于文人墨客为其产品背书，同时也希望借此扭转受下狱所累的声誉。《程氏墨苑》收录了上百位知名文人的题赞，以古代的通讯物流状况，邮寄墨品并非稳妥的送达手段，程君房为收集题赞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翰林院编修董其昌、曾任内阁首辅的王锡爵、刑部主事沈思孝等人，都曾提到程君房亲自登门拜访一事。
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文人为程氏之墨题赞，并非全因使用者体验、人情往来或有感于程君房的境遇，他们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文人热衷以诗文酬唱自娱的风气影响。能够与当世名家的文章同入一集，对于许多处于上升期的文人而言，不失为一种自我宣传的手段，文人也乐见自己的作品以更多元的形式流传于世。
程君房声称，自己耻于商业上的竞争，编纂《程氏墨苑》目的在于，“伪人穷吾术而忘其源，延虚名以诡遇”，蒙蔽天下人的视听，“故不得不挽其颓”。虽然并未指名道姓，但这个迫使程君房不得不出手挽救墨业名声的人，正是其竞争对手方于鲁。在《程氏墨苑》日后刊印的数个版本中，更是收录了《中山狼传》及程君房自己作的《中山狼续传》，直言方于鲁等人系“类狼之人”，行“类狼之行”，是忘恩负义之辈。
《程氏墨苑》刊印后，并未如程君房预期的那样平息方程之争，反而再掀波澜，将文人分为两派，贬程褒方者、抑方扬程者各执一词。文坛大家、方于鲁之友李维桢曾试图从中调停，为程君房作《墨苑叙》一篇，却并没有被程氏收录。
方于鲁以沉默回应程氏的指控，非但没有令时人疑心是方氏情屈理亏，反而强化了部分文人“程氏人品不如方”的印象。也有传说称，方于鲁曾悄悄遣人购买刊印有《中山狼续作》的《程氏墨苑》，致使该版本罕有传世者，但此说无从考据。方于鲁终年68岁，程君房也在古稀之年离世，程、方之争孰是孰非，只落得一桩公案任君评说。
透过程、方两家缠绵数十载的纠葛，不难想见晚明时期徽州的商业与文化风貌。作为商品营销手册的墨书，本是受商业竞争刺激的产物，但在晚明文人旨趣的影响下，成为集工艺、美术、人文于一体的百科全书。
无论对程、方二人是褒是贬，都不改变文人对于制墨产业的影响。墨商在与文人的交往中，了解并努力迎合文人趣味，在中国传统制墨领域引发了一股变革的风潮。墨从单纯具有使用价值的文具，逐渐转变为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特殊商品，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最终成为一种艺术价值远大于使用价值的艺术品。无论是《方氏墨谱》还是《程氏墨苑》，所收录的海量纹饰都佐证了晚明时期徽墨外观装饰风格的转变。
从重墨质到重外饰的转变，是在晚明文玩风潮中应运而生的，墨书不过是这一风气的一个缩影。而墨书这类商品营销手册的出现，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广了文玩风气，继续加重了徽墨的艺术品化，以至于墨书本身也加入了文人赏玩的行列。
程、方二人的纠纷，在文人中被广泛提起，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墨书的影响力之广，这仰赖于墨书本身工艺之精美、内容之广博。徽州大量知名画家、雕刻工匠的加入，使得墨书所集录的墨样成为艺术珍品。
墨书中的册页抹去了真实历史中的恩怨情仇，定格了制墨、贩墨、用墨、赏墨的种种光辉瞬间。正是在墨工、墨商与文人的“棋逢对手”中，经历辉煌，中国墨文化绵延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