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上苇（文史学者）
纸，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发明之一。
纸从“纟”部。古人将破烂蚕茧及残丝等丝纺边角废料捣碎，经捶打漂洗后可做“丝绵”“絮绵”，用于填充绵袍、绵被（故相关古字皆从“纟”而非“木”）。最初的“紙”，是指沉积在捞丝绵的竹器上的那层碎丝渣滓，但这些丝滓也不便宜，一般人用不起。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以碎纤维重组制成“无纺布”的工艺，肯定给了造纸发明者以很大启发。
与丝纺相似，麻纺也有大量边角废料。废麻也可如丝绵一般处理，只不过麻絮保暖性能差，缺乏经济价值。但人们很快发现，如将废麻进一步捶碎，再以石灰水或草木灰水等浓碱液煮制，就能得到纤维更为分散细腻的麻絮浆，将悬浮其中的麻絮捞起晾干，就得到了一张轻薄且质地紧实的“无纺布”。这，就是“纸”。
虽然《后汉书》将造纸术发明之功归于东汉宦官蔡伦，但考古发现的纸却要早得多。西安发掘的西汉古墓中，即出土过“灞桥纸”，它由大麻纤维和少量苎麻纤维所造，虽然还极为粗糙，但作为“纸”的基本要素已然具备。
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最初的“纸”都是麻纸。作为下脚料的废麻，是当时人们最易获得、也极廉价的植物纤维。由于需要废麻，故早期的造纸作坊必须依附在麻纺作坊周遭，方易于获取廉价原料。
此外，造纸作坊还必须紧靠水源。一是造纸工艺本身需要大量用水，且对水质要求甚高，黄河那种浑泥沙水是不宜用于造纸的；二是造纸工艺需要捶捣麻絮，近水可得水力碓磨之便，从而节省大量劳力。要想造出好纸，还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方能给造纸工匠们提供长期聚集交流经验、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进并传承技艺的条件。
僻处西南的蜀地，恰好兼具了以上的有利条件。
蜀麻纸
蜀地自古即是纺织业最为繁盛之地，除闻名天下的蜀锦之外，其麻纺织业自汉代起亦已相当出名，至唐代更登峰造极。蜀麻被大唐朝廷列为征税对象，唐肃宗时代的财政专家第五琦，就曾建议“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
盐、铜自古皆为国家垄断专利，被第五琦盯上不足为奇，但他把蜀麻与盐、铜并列，可见唐代蜀麻产量之多、利润之大，才能够引起朝廷的重点关注。蜀麻税入事关军国大计，唐代大诗人杜甫客居蜀地时，诗中也频频出现“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等诗句。
蜀中麻产丰富，加之长期未经战乱袭扰，故而蜀地造纸工匠的技艺也极为高超，麻纸品质长期为天下之冠，被朝廷指定为皇室和政府文书专用纸。《唐六典》记载，当时四方进献之纸，首称益州黄白麻纸。李肇《唐国史补》列举天下好纸，亦称蜀地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纸。
据《唐六典》记载，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大唐集贤殿书院，皆以蜀产麻纸为书写用纸。唐代文化繁荣，纸张消耗量相当大，《新唐书·艺文志》称，太府每个月给集贤殿书院供应“蜀郡麻纸五千番”。
麻纸的特点是厚重坚韧。费著所撰《笺纸谱》这样解释：“《易》以西南为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于蜀者，视他方为重厚，凡纸亦然，此地之宜也。”蜀纸“一夫之力仅能荷五百番”，前述的月供“五千番”蜀郡麻纸，需要十个壮汉才能搬走。
薛涛笺
当时身居蜀地的文化人，绝对是长安笔友们艳羡的对象。著名女诗人薛涛就是其中之一。
薛涛出生于长安，幼时随父亲宦游蜀中，父亲故去后沦入乐籍。她早年住在成都南门外锦江畔的万里桥边，中年移居城西南节度使别墅旁的浣花溪畔，旁有百花潭。晚年又移居城北碧鸡坊，并建吟诗楼，去世后葬于城东——她一生轨迹，恰好绕了成都城一圈。
薛涛年轻时，正逢中唐名臣韦皋镇抚蜀地。韦皋偶见其《谒巫山庙》一诗，非常欣赏，竟向朝廷破格荐举她为秘书省校书郎，虽格于旧例未能实现，仍传为一时佳话。再后来，另一位唐诗名家王建也写了一首《寄蜀中薛涛校书》诗，恭维她“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万里桥也因此随着女校书薛涛而千古闻名了。
薛涛虽为女流，但眼界、诗路俱宽广，她笔下既有《十离诗》里的小女子之婉媚，亦不乏《筹边楼》《谒巫山庙》里的慷慨激昂，所以跟谁都聊得来。她虽终身居于成都，但长安城里关于她的逸闻故事却从来没有断过。她的笔友实在太多，据说与中唐文化名流如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张祜、杜牧、刘禹锡等人都有酬唱往来。
但进一步扩大薛涛历史知名度的，还是她与元稹的绯闻。这段八卦的始作俑者是晚唐人范摅，他生活的年代距薛、元殁后已近半个世纪，所以其故事源头自然是坊间流言。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中讲，元稹在长安时就久闻薛涛之名，当上监察御史后主动要求赴东川查案，以求会薛涛。恰好他的朋友严绶担任成都尹，特意遣薛涛前去相会，两人缠绵数月，缱绻而别云云，还列举了若干唱和诗文为证。但细究真实历史背景，这段故事还是古人编排杜撰的可能性较大。
由于薛涛交友广泛，所以往来酬唱就特别耗纸。薛涛作诗的特点是文思敏捷，但不善吟长篇，即所谓“好制小诗”。加之女性喜欢颜色鲜艳的笺纸，住浣花溪畔时，正好周边造纸作坊多，故而薛涛特别定制了一批深红色的小笺——小到只能写八行字，最多能填满一首律诗。
这种染色的小笺，即后世所称道的“薛涛笺”或“浣花笺”。长安城的诗人们纷纷跟风盛赞。论年纪该管薛涛叫祖母的李商隐，曾写过“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就连薛涛辞世时还没出生的韦庄，也写过“浣花溪上如花客，绿闇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直到明代，蜀藩王府尚要附庸风雅，每年三月三日至锦江畔的“薛涛井”取水，仿薛涛笺遗法制造贡纸。
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薛涛笺”的制法：“芙蓉等皮造者统曰小皮纸……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此处所指的“芙蓉”，即后蜀主孟昶在成都遍种的木芙蓉花，也就是成都别称“蓉城”的来源。
广都皮纸
以木芙蓉树皮造纸，就不是沿用蜀中主流的麻纸技艺了，而是别开蹊径。用树皮造纸的技术，其出现时间至迟亦不超过东汉末年。《东观汉记》和《大汉舆服志》中，即已记载了树皮造纸。与坚韧厚实的麻纸相比，皮纸的特点是更为轻薄。
东汉以降，纸的应用虽然日益广泛，但在官方正式场合中仍以简册为尊。直到东晋末年权臣桓玄篡位，他下令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自此以后，朝廷公文才悉数改用纸。此时印刷术尚未出现，经典文献、日常诏命、交往函件统统都是手抄件，特别冗长的长篇大论也不多见，因而仍沿用了简册、帛书的传统装帧习惯，以卷轴的形式存在，故而书皆称“卷”。
但书卷若太长了，就不便于翻阅。在纸普及之初的魏晋时期，据说朝廷公卿四百，能提笔写长篇文章的才不过十来人，所以这问题似乎还不太严重。但到隋唐以后，由于文化日益繁荣，能写长篇大论乃至传奇小说的文学家纷纷涌现，卷轴的不便性就日益凸显，于是在卷轴之外，又出现了折叠式的“经折装”。若用一张厚纸将书册的首尾页都黏上，就与今日的书籍装帧很相似了，因为可以回转翻阅，故谓之“旋风装”。
但无论卷轴还是折子，都只适合以硬、厚、韧的纸张为之，所以麻纸在唐代成为官方首选用纸，即与当时书册的这种装帧方式有关。而皮纸因为特性就是轻薄，卷或折都容易破损，故不宜用于官方书写。
但皮纸也很快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纸的普及应用，使书法成为一种时尚的艺术。厚重的麻纸适合写诏命、抄小楷、制作长期保存的书卷，若用于日常书法练习，显得过于奢侈，毕竟同等重量下，麻纸的张数要少得多。所以，作为麻纸的一种廉价替代品，皮纸也培养出了一批特殊的拥趸。随之而来的，就是书法家们的字写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草。此外，雕版印刷术也同样在唐朝开始萌芽。制作卷轴和折子偏爱硬、厚、韧的麻纸，印刷却恰恰相反，薄纸更适合雕版拓印。
得益于长期的造纸工艺积淀，当长安城的书法家们开始寻求廉价皮纸之际，蜀地立刻又提供出了一流的皮纸。
蜀地最早的造纸作坊群，因需从麻纺织业接收废弃麻料，故主要建在纺织工匠、作坊集中的锦江河畔至浣花溪一带。陆游在《剑南诗稿》中就记述，浣花溪南岸“居民皆以造纸为业”。苏轼亦曰：“成都浣花溪水，清滑胜常，以沤麻楮作笺纸，紧白可爱。”
皮纸制造以构树皮为主，故造纸工匠们必须重新选择一个既紧邻原料，又有良好水源的新址，这就是位于成都正南郊的广都。广都与成都、新都合称为古蜀国之“三都”。隋时为避炀帝杨广名讳，改广都为“双流”，即取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之雅意。
广都其地，东有龙泉山脉可采取构树皮，西南则有岷江水可用。因其就近取材方便，水源亦甚好，其所造之纸即称“广都纸”，有宋一代最为鼎盛。
从此，蜀地就有了两个造纸中心，即锦江畔的造麻纸中心和广都的造皮纸中心。大宗的麻纸运销长安，用于抄写书籍、草拟公文等较为端肃的官方用途；广都纸则更广泛地用于民间，如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以及印刷书籍等。
澄心堂纸的技术源头
蜀地所产笺纸，至宋代依然被视为顶级。
宋初苏易简著《文房四谱》，其中《纸谱》详道天下纸之优劣：“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蒿油藤为之者尤佳。”可见至宋初，造纸原料又已进一步丰富，以嫩竹和麦、稻秆为材料的竹纸、草纸已经出现，但藤纸却因为造纸砍伐无度而即将枯竭衰亡。只有蜀纸，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一如既往地稳定。
苏轼则进一步说：“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还特别强调一句“此纸冠天下”。苏易简和苏轼都是四川人，但其所言倒也不全是曲护乡誉。
宋初名头最大的笺纸，是被文人们捧上天的澄心堂纸。此纸本是南唐宫廷御制，因藏于内廷澄心堂而得名。南唐被北宋灭亡后，据传由宫人私携出外贩卖，集贤院学士刘敞偶然得到百张，他一边分赠给老友欧阳修十张，一边写诗称赞道“当时百金售一幅”。欧阳修当场就写了一首诗《和刘原父澄心堂纸》，然后又抽出两张赠给梅尧臣。梅尧臣赋了一首《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进一步拔高称：“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苏轼自己也跟风夸澄心堂纸，但比上面几位老前辈含蓄，道是“百番曾作百金收”，开价就比梅尧臣便宜了百倍。
由于宋初文人都喜欢澄心堂纸，所以“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就特别留意，对其源流做了细致的考证。他在《后山谈丛》中写道，南唐朝廷于扬州“置纸务”，求造纸工匠于蜀，“主好蜀纸，既得蜀工，使行境内，而六合之水与蜀同”。也就是说，南唐澄心堂纸的技术源头是蜀中。
其实，谁是“天下第一”，亦不过是各有所爱而已。蜀产麻纸厚且韧，乃是迎合市场之作，因为唐人喜欢厚纸，并非蜀地工匠造不出薄纸。同为蜀产的广都纸就轻薄光滑，而澄心堂纸也正是继承了广都纸的这一特点，并更进一步精工细作，“轻脆而精绝”。若让唐人来品鉴，梅尧臣自己也承认，澄心堂纸恐怕也是要被指斥为“幅狭不堪作诏命”的。
当然，也有不少宋人继续喜欢蜀纸。《笺纸谱》记载，包括东京汴梁在内，“四方例贵川笺”。北宋名臣文彦博作《蜀笺》诗称：“素笺明润如温玉，新样翻传号冷金。”
司马光也喜欢蜀纸，曾在主编《资治通鉴》之余，抽空表扬“西来万里浣花笺，舒卷云霞照手鲜”。他对蜀地出产的冷金笺更是赞到了极致，在《送冷金笺与兴宗》中称赞其“莹若裁璆琳”，还自谦“嗟我蓄此纸，才藻不足任。愿以写君诗，益为人所钦”——这纸好得我都不配写，还是赠给您书写大作吧。
蜀地首创纸币
纸币的诞生，进一步将蜀纸推上了巅峰。入宋后，四川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因而对货币的需求大大增加。但此际四川流通的是铁钱，使用不便，买一匹绫罗即要两万钱，竟重达百余斤，时人为此苦恼不已。
由于交易极其不便，蜀中富户便自发创造了最早的纸币——交子。费著记述“始制楮为券，表里印记，隐秘题号，朱墨间错……谓之交子”，即以构树皮纸、红黑套色印刷纸币。稍后，朝廷也觉得此法可行，予以承认，开始广泛印制和使用纸币。
四川之所以能首创纸币，是因为它具有一流的造纸产业和印刷产业，具备金融创新的硬件基础。后世藏书家推崇宋刻雕版书，当时刻印中心有三处，四川即居其一。
大宋朝廷接手发行纸币后，起初仍主要在四川印币。后来为方便，兼用徽州、池州、临安等处制造的印钞纸。至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朝廷大臣向皇帝上书称伪钞太多，主要原因是以前“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后来“杂用川、杜之纸”，再往后“全用杜纸矣”，导致市面上的伪钞飙增，以至于影响商业交易和税收。最终解决办法是，朝廷承认其他纸局所造印钞纸质量不精，命四川“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此际，蒙元军已开始大举攻宋，相继三次攻陷成都，并大肆烧杀，只是由于钓鱼城坚守不下，才未能占领全川。蒙元攻蜀之战，直至南宋祥兴二年（1279）钓鱼城弃守方告结束。在此战乱期间，四川上千万人口锐减至不足百万，由于技术工人流失、产业体系遭摧毁，名闻天下的蜀纸也就从此中衰了。
蒙元的入侵摧毁了传统的麻纺业，长期霸榜的蜀产麻纸因失去了廉价原料供给而迅速衰败。而在书法家的推崇，以及印刷术的加持下，以构树皮为代表的皮纸却一跃成为主流。
明万历年间，福建人曹学佺宦游四川，在《蜀中广记》中记载，当地仍有“纸房”，“楮薄如蝉翼而质坚可久”。可见，晚明时期蜀地仍残留着优秀的造纸工艺，但已从成都、广都转移至岷江下游的嘉州（今乐山地区），不但造纸规模缩小，种类上也只剩下皮纸了。世事白云苍狗，笺纸“沧海桑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