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散 木
“盗火者”
李达（1890—1966），字永锡，号鹤鸣，出生于湖南零陵。李达一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研究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成绩卓著，影响深远。李达一生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专著和译著，毛泽东称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李达的一生横跨了两个世纪。1909年，他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读书，萌生“教育救国”的理想。辛亥革命爆发后，李达焕发了青春的激情，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主张的影响，他转而认同“实业救国”。
1913年，李达考取公费生，东渡留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学习理科。1918年，为反对北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救国团，罢课回国，开展救亡运动。请愿失败后，李达再次赴日，这时，他放弃了学习物理数学，开始研究社会科学理论。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苏俄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全世界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热情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日本是马克思主义由西方介绍到东方的一个桥头堡，大量研究者和有关著译层出不穷，吸引了众多中国仁人志士负笈而至。从此，李达开始投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历程。
1920年夏，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李达返回国内。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言谈中得知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邀请他参与其事，李达欣然从命。为了工作的方便，李达随即住在了新青年杂志社里。当时，李达还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召开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开天辟地”的见证人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开会，随即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小组积极联络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准备召开中共“一大”。此后，李汉俊辞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的职务，陈独秀时在广东，将一切事务交给李达代理。从1921年2月至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担负了中国共产党发起与组织的具体领导工作。
在中共“一大”举行之前，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还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道，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了论战。李达成为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
为了建党的需要，除将《新青年》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之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理论月刊，李达参与了这两个刊物的工作。1921年4月，李达与王会悟（浙江嘉兴人，时为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编辑）结为夫妇，他们居住的上海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的寓所，同时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
李达还担任了《共产党》月刊的主编一职，这个刊物的发行量曾高达5000份，但经费十分困难。于是，李达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以换取稿酬，充当办刊经费。此外，李达还每周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编写讲义、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
不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而中共“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李达夫人王会悟也做了许多配合工作。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抵沪后，在与李达的接触中，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有人回忆说，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次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由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工作，此后便由李达等人负责起草党的纲领。因负责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的成绩，并且著译过大量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1921年９月，李达组织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即设于李达的寓所内。为了防止租界当局与北洋政府的搜查与破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刊上都故意印上了“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也印上“广州昌兴新街26号”字样。这个秘密出版社曾印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达也为此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努力。在最紧张的时刻，他一个人要负责书籍的编辑、校对、付印、发行等大量具体工作。
鉴于上海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地区，有利于培养一批妇女干部，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请妻子王会悟去找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拟由该会名义筹建女校，李达还拿出自己的工资及稿费支付了校舍租金。1922年，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平民女校诞生，李达以校务主任的身份主持工作，而王会悟则负责处理学校的具体事务。
学者生涯
中共“二大”之后，李达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的职务，专心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专任大学教授的学者生活。对于自己的这一决定，李达在《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一文中追述说：“那时我主张党内对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
不久，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赴湖南长沙，出任由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并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清水塘。当时，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不仅主持校务，还编写了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1923年，李达以学校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杂志，并担任主编，直到同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强令关闭为止。
其后，李达又担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学监、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他的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由陈望道题写书名。时值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马日事变”之后，李达被迫离开湖南，此后辗转各地，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仍以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余暇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下，李达仍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不懈从事著译工作，成为一位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0年夏，李达在上海加入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他曾先后翻译了许多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的著作，涉及的领域有马克思经济学说、妇女解放问题等。可以说，李达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翻译家之一。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一起，被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了开拓性贡献的理论家。
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指出：“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左右，然李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曾回忆说：“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据说，红军长征后，李达曾托人将自己出版的哲学书籍辗转送到陕北。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了李达写的3本书，其中一本是李达在上海出版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誉之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自己多次翻阅，还号召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此书。在延安等地，李达的著作成为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书籍。
共和国的大学校长
1948年11月，毛泽东给李达写来一封密信。李达心领神会，化装离开长沙前往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筹备工作。
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上的特殊历史贡献，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曾希望李达留在北京长期工作。毛泽东评价道：“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是二十多年，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李达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1950年2月，李达就任湖南大学校长，成为新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应李达校长的请求，毛泽东为湖南大学题写了校名。1955年，李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李达还是中国哲学学会第一任会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