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静染
李劼人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其中，《死水微澜》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但是，创作这三部曲的过程，却是李劼人一生中特殊的一段时期，他在生活最为贫困的时期写出了这三部优秀作品，而这段时期恰巧也是他较鲜为人知的个人历史时期。
“立意以写作小说为专业”
1935年6月底，李劼人从重庆民生机械厂不得志回来，这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受挫。如果算上1930年在成都开的“小雅”菜馆结业，这算是他在经商中经历的第二次挫折。
这一期间，李劼人的家庭生活已是贫困非常，“余资百余元，尚足俭省支持一个半月”。但他似乎并不惊慌失措，原因不是有新的财路，也非有新的去处，而是文学创作在他心中已经“怀胎”八月，进入了“预产期”。所以，回到成都后，李劼人“立意以写作小说为专业”，他把很多事情都推掉了，闭门写作，埋首书斋。
李劼人的女儿李眉回忆道：“1935年6月，父亲辞去重庆民生机械厂厂长职务返回成都，我们家租住在斌升街11号，母亲又才开始了做丸药和卖丸药的工作。”这一段文字透露了李家的困难，李劼人只能靠祖传医方“李氏秘制朱砂保赤丸”为生，这多少是令人心酸之事。李劼人从小就要帮着家里搓药丸，直到他去法国留学前一直如此，他早已习惯了一边看书，一边搓药丸。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李氏秘制朱砂保赤丸”往往是家庭的救命稻草。
之前到重庆当厂长后，李劼人可能觉得妻子再也不用为搓药丸而辛劳了，他可以有丰厚的收入供养家人。但事实并非如他所料，失业后又陷入窘迫，妻子又开始重操旧业，其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苦楚。
不过，毕竟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李劼人为了保证能有多一些收入，还是找到朋友舒新城，请求他能给予一些出版方面的支持。李劼人回忆道：直到一九三五年，决意离开重庆一家私营修船厂，回住成都之前，把这计划写信告知当时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负责任的舒新城先生，问他能不能接收出版给稿费。”
可以看出，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信中，对待写作有点孤注一掷的意味。在书稿未成之前，他就急切地想把书稿卖出去，而口气几乎是有些哀求的味道：剩此一条生路，要亦望友朋帮忙标榜之外，尚须代找买主。海上朋侪不少，望为弟一商。设能赖兄大力，先将买主找得，俾我能安心为之，是又比稿成寄出后，再双（张）悬望眼之为佳也。”
但稿费的收入毕竟是微薄的，李劼人应该深知这一点。而他甘愿这样，乃是因为他在经历了一段喧嚣后沉静下来，心中酝酿已久的文学故事正在喷涌，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自由著述”阶段。
实际上，李劼人在重庆时就已开始动笔写《死水微澜》。他对小说写作的规划是相当成熟的，“虽是联络小说，但各自有其首尾，分之自为若干部，合之又有一贯之脉络，犹巴尔扎克、佐拉、大仲马等之所为也”。这段话说明李劼人要写的并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系列的“联络小说”，这明显是受法国“大河小说”的影响。
简而言之，大河小说指的就是人物、故事连贯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最早起源于19、20世纪的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均是大河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李劼人显然是受到了他们的启发，后来郭沫若称李劼人是“中国的左拉”，也是这个原因。
故事源于真实生活
《死水微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精心构思的结果。“去年所作小说，本有数万字，但不满意。将来删节之下，可得二万余字”，这两万字或许就是整部小说的基础，也可以说是李劼人敢于辞职回成都的底气。
但这底气在一般人看来，真是有些寒酸，这“二万余字”比那“百余元”的存款实在也好不了多少。然而，李劼人自信如斯，他相信这部小说绝非凡品，是自己多年来的生活积累，并在深厚笔力呈现下的精湛之作。
《死水微澜》的创作构思到底萌生于何时何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从这部长篇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来看，需要多年深厚而敏锐的观察与思考，绝非即兴起念而为，它可能早已在酝酿之中。但身居山城的那段生活为李劼人带来了陌生感，对回望成都坝子发生的故事也许自有妙处，时空的变换是否能够促进创作的灵感？可以肯定的是，重庆这段异乡生活对李劼人的影响是存在的，《死水微澜》中的人物甚至与重庆的人事也有隐隐约约的关系，而这似乎还可以找到一些证据。
李眉那时候尚小，随父亲李劼人去了重庆，有一段童年记忆。当年，她曾见过的一个妇人，后来认为有可能就是《死水微澜》中的“钟幺嫂”：“小院外边右侧，有一道弯弯的山路通向山顶，半路上有一座庙。左侧，有一户农家小茅屋，屋前一大丛竹子，十几只鸡在竹丛中觅食。茅屋中住着一对姓钟的夫妇。”
这个“钟幺嫂”当时经常到李家串门，不久就同李家的厨师有了感情。据李眉回忆：“我每每看到《死水微澜》中描写钟幺嫂为顾天成奔走、入教、办顾三奶奶丧事时，几十年前那个与我家比邻而居的钟幺嫂的影子又活灵活现地浮了出来，我似乎还闻得到她背上的汗酸味呢！”李眉的回忆证明“钟幺嫂”其人并非子虚乌有，而是有真实生活的原型。
确实，李劼人善写女性，笔下女性形象也多，而骨子里不安分的女人他写得尤为出彩。
《死水微澜》最先出场的主要人物是“邓幺姑”，她嫁到了成都与新都之间的天回镇，这个在12岁时就下决心要缠一双好脚、向往成都生活的年轻女子，天生就是个“不大像乡坝里的婆娘”。她一出场，故事就来了，而且还有些惊艳：
务农人家的姑娘，竟不像一个村姑，而像一个城里人，首先是把全镇轰动的，就是陪奁丰富，有半堂红漆木器；其次是新娘子有一双伶俐的小脚；再次是新娘子人材出众。而袍哥“罗歪嘴”出入于风尘，并不把一般女子放在眼里，但第一次还是被邓幺姑的眼睛迷住了，“一双大眼，光闪闪的，简直像著名的小旦安安唱劫营时的样子”。接下来，这双眼睛开始让他招架不住，而故事的味道也更浓烈起来。“那一对平日就觉不同的眼睛，白处极白，黑处极黑，活泼玲珑，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气。此刻正光芒乍乍的把自己盯着，好像要把自己的什么都打算射穿似的。”
也许，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社会的那一潭死水，被那热辣辣的眼睛给点活了。这样的开篇注定了小说的活色生香，也给后面的故事起伏种下了荡气回肠的因子。
酣畅淋漓的创作
《死水微澜》只是拉开了序幕，实际上，李劼人心中装的是一个“十部联络小说”的长篇系列。这是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足见其文学雄心之磅礴，而《死水微澜》只不过是“头胎”降生而已。也就在这时，他的另外一部重要小说《暴风雨前》也几乎是同时开始构思：
家眷不在身边，工余多暇，多年拟作之十部联络小说，已动手弄第一部，拟写十万字。今已写得五万余字。阴历年内，可将初稿完成。明春可将二次稿改出。自以为结构尚佳，文字力求平正，不尚诡奇。内容系写改法以前之安定社会，洋货之逐渐侵入，民智之浑沌安闲……写至庚子大变之后，川汉铁路征用时止。此种不含火性之小说，不审以何种方式使之问世为便？且因内容颇有关系，不便以真名发表，拟用笔名“歌书汉”来出之。何以用此名？取其不通也。以二字名太多，故添为三字。事前事后，尚望兄为我秘之（但请放心，无闲话扬州之无聊纠纷）。书名尚未定，拟用《暴风雨前》，或否俟稿成再斟酌。
写这封信时已到年底，正是隆冬时节，重庆江边风寒尤甚，冻手僵脚，难以执笔。但李劼人说，《死水微澜》已经写了5万字，他认为在“阴历年内，可将初稿完成”，算来时间不到两个月，写作速度是非常快的，可谓胸有成竹。
舒新城读到《死水微澜》是1935年7月底。“数日来读李劼人之《死水微澜》稿……技巧颇精，但对于社会意识颇少暗示。”
李劼人说他的创作是“工余多暇”而来，但实际早在四五年前，他就已经在构思这一长篇系列了，“且欲出其余力，制一长篇小说。此小说从辛亥年正月写起，至现在为止。以成都为背景，将此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及组织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邅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抉其原因，以彰其情。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粗分数部，每部自为起讫。若法国大仲马之所为者。全书定名《年轮》，第一部已动手写出二万余字矣。自辛亥年正月起写至反正时止，大约有二十万字上下，今年底可作成”。
由此可以看出，《死水微澜》早在4年前的1930年就已开始动笔，说不定在那年的京沪远游时就跟舒新城谈起过，而在1934年12月才写到5万字，速度并不快。这说明李劼人的写作计划是连续的，有步骤的，而如此庞大的写作量必然需要时间的保障，他毅然辞职回家，不能不说文学的醇酿在他的生命中已越来越浓了。
还不得不说的是，写出《死水微澜》，是与李劼人前几年的压抑和沉闷分不开的，此时的他胸无挂碍，心如明镜，创作激情正在喷涌而出，一部优秀的作品诞生了。
李劼人从重庆回到成都后，他的舅父已经把状元街的老房子卖了，他一家人没有了寄居之所，只好租住在斌升街13号院，半年后又重新租住在桂花巷64号，此时的他彻底成了居无定所的城市贫民。但他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重写完了《死水微澜》，这个过程必然是酣畅淋漓的，能够想象当他为这部杰作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真是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
少休二日，于六月三十日，即闭门动笔，日课写四千字。中间以天时之不佳，人客之过往，辄有耽搁。所幸腹稿早成，着笔即书。至七月二十九日，正以三十日之力，将首部写完，约计一十一万六七千字。至八月三日，修改注释亦完。
一部名著的诞生要经过“十月怀胎”和“分娩”的过程，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自己所说：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反映出来。”
此时的李劼人完全进入了“自由著述”的状态，这是他最为神往的状态，而事实也证明了这样的状态是写作的佳境。其实，早在1924年，李劼人就在想过“终日躲在家里，不衫不履，写写字，看看书，喝喝酒”的自在日子了，而那时为了生计奔波，终日劳碌，如今又回归了而已。
写作激情熊熊燃烧
写完《死水微澜》后，李劼人的写作激情并未烧成灰烬，而是继续熊熊燃烧。
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信中信心满满地写道：弟于今日，已动手写第二部，字数亦在十万字上下，名曰《暴风雨前》。背景仍成都。时代为宣统年至辛亥保路风潮。盖承第一部而写也。至迟九月半可完。究之何处，望早留心。弟意今年必写出三部。第三部名曰《大波》，字数同前，即写辛亥癸卯事。”
舒新城读到《暴风雨前》是在1937年2月，已是一年半后，但舒新城对此书的评价比《死水微澜》还要好，认为李劼人的写作已臻佳境。“读李劼人《暴风雨前》，彼拟将四十年之时代变迁以小说十册描写之，现已经写成四册，均十万言，合之为一长篇，为近时文学创作界特有魄力之大著作也。故乐为成之，其描写技术与结构亦均成熟。”
但李劼人的经济状况却一直不是很妙，创作的丰盛和生活的贫困形成了强烈反差。
当时，因为急需用钱，李劼人写信给舒新城请求预支稿费：兹有求者，即是近须还小账一笔，以及家缴之需，稿费未来，能无赖兄大力，先与我兑下三百元，以安此心。弟非骗钱之徒，兄所素知，或者不以为非不情之请而省省也。”埋头写作，借钱过日，不得不请求朋友理解自己“非骗钱之徒”，让人唏嘘。
但稿费毕竟是杯水车薪，在11月27日给舒新城的信中，李劼人再度请求预支稿费，月前曾向书局预支洋一百元，请将此款扣除，先行兑下三百元，以救眉急”。这几封信充分显示出李劼人经济之窘迫，他其实是在最为清贫的时候，写出了堪称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小说，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捉弄人。
舒新城对李劼人的拮据状况非常清楚，但他也常常感到爱莫能助。微薄的稿费远远不足以接济生活，而出版行业的情况也不是很好，能够出版小说的书店不多，所以他希望李劼人能够有一份职业，首先要活下去，不能只靠写作：
午后复李劼人一长函，盖彼不愿教书却以卖文为生，且请我代为介绍其稿。我乃告以文坛近况，谓此时真正收稿者只商务、中华两家，我在地位上不懈介绍稿件给他人之困难，而劝其仍以教书维持生计为好，且谓“学问是事业，生活是事实，要在事实上站得住，方能在事业上做得开”。献之认为名言。
献之即张相，舒新城的同事，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辞海》主编之一。他们两人均主张生活要继续，不能为了写作而饥馑度日。
此时的李劼人确实是为了写作什么也顾不上了，他一部接一部地写，夜以继日，几无间断。《暴风雨前》写完，李劼人还想继续写，但却被迫“停工”了近一个月，这是因为当年少年中国学会的老友张梦九到了成都，不能不陪，“张梦九、胡选之诸老友来蓉，辍业奉陪”。张梦九一走，他很快又静下心来准备写《大波》，如此旺盛的创作力实在是让人惊叹。
1935年11月27日，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信中写道：
《大波》即将着手。
这短短几个字，放在信的最末，单独一行，格外醒目，看上去好像是随意之笔，却蕴藏了万千风云。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