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 健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祖父给他取名“樟寿”，后来在南京求学期间改名为“树人”。周家是书香门第、诗礼传家——祖父周福清进士出身，父亲周凤仪（后改名用吉，字伯宜）中过秀才。
周凤仪病故那年，鲁迅才15岁。作为家中长子，鲁迅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父亲去世后，虽然许多记忆随时光流逝渐渐淡化，但鲁迅对父亲的怀念，仍在一些作品中时隐时现。
父与子之间的亲情，往往是缘于血肉，深入心灵，贯穿一生。
【父亲的命运】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应试是读书人首选的进身之阶。周伯宜在科举的道路上没能走得很远，他中过秀才，可是此后应过几回乡试都名落孙山。这无疑让他承受了相当大的精神压力，尽管家境尚且殷实，但以光宗耀祖的要求来衡量，他的功名显然相差太远，特别是他父亲周福清作为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有这个标杆立在那里，若是仅获一个“秀才”的身份，未免显得有些卑微。
周伯宜的妻子鲁瑞出生在海边的乡下，却也是读书人家，鲁瑞的父亲曾中过举人，做过京官。周伯宜和鲁瑞共有五个孩子（四子和女儿幼年即夭折），周氏兄弟从小就是父亲的骄傲，他觉得自己纵然仕途无望，但至少还能将光耀门庭的希望寄托于几个儿子身上。
祖父周福清身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脾气乖张、极善骂人，骂起人来，“明示暗喻，备极刻薄，说到愤极处，咬嚼指甲戛戛作响，乃是常有的事情”。按照周福清的脾气，周伯宜平时应是少不了遭受训斥和责骂的。
周伯宜虽然从未放弃继续应试的机会，然而屡遭挫败之后，变得意志消沉、郁郁寡欢，长年闲居在家，经常借酒浇愁。但另一方面，他思想仍属开明，对当时的洋务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对外来文化也从不拒斥。
1893年，清廷举行恩科乡试，浙江省主考官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科进士。有几家亲友得知后便托请周福清向主考官行贿，以求买通关节。本来这种暗通款曲的事情在清代科场并不鲜见，加之周福清碍于情面，便答应给殷如璋写信“通关”。信写好了，他鬼使神差地在请求照顾的名单后面加上了“周用吉”，想借此机会也为儿子谋个功名。谁料手下跟班办事鲁莽，事情败露，周福清慌忙潜逃到上海暂避风头，而周伯宜则被官府捉拿顶罪。后来周福清觉得在劫难逃，于是到官府自首，换得儿子的免罪释放。
这一科场舞弊大案轰动一时，经刑部上报光绪皇帝，周福清被判“斩监候”，被关押在杭州府狱中。周家救人要紧，于是变卖田产，上下打点，这才使他在秋审时免于一死。周福清在监狱蹲了七年，在这个过程中，周家迅速衰败，由一个人人称羡的仕宦之家变得岌岌可危。
周福清案发后，周伯宜受到牵连被革去秀才身份，削为白丁，从此彻底断绝了进入仕途的希望，心情更加抑郁而愤懑。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周伯宜未能谋取一官半职，却自始至终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日本蓄谋已久，清朝仓促应战，继平壤之战溃败，黄海海战又遭重创，此后战局更是急转直下。《知堂回想录》里这样记述：“当时乡下没有新闻，时事不能及时报道，但是战争大事，也是大略知道的。八月里黄海战败之后，消息传到绍兴，我记得他（父亲）有一天在大厅明堂里，同了两个本家兄弟谈论时事，表示忧虑。”
1894年初冬时节，周伯宜病倒了，不知怎的突然吐起血来。周伯宜的病因，应当与他原本体弱且生活习惯不良有关，也与他长期处于压抑之中有关。甲午海战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国家风雨飘摇，而家境又是每况愈下，社会地位今非昔比，饱受外人的冷嘲热讽，作为一家顶梁柱的周伯宜身心交瘁，感到无力支撑。他原本性格温和，虽不苟言笑，却总是与人为善，但在意外接踵而至之际，渐渐变得脾气恶劣，时常冲家人发泄无名之火。
有一段时期，周伯宜的病情稍有缓和，但不久便趋于恶化，出现浮肿，从脚背、小腿扩散到胸腹之间，以至于腹大如鼓。“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家里不惜一切代价为其延医治病，妻子也是精心调理，却终究为庸医所误，强撑了两年，于1896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撒手人寰，年仅36岁。
周氏兄弟眼中的父亲是一个孤高自许的读书人，特别向往在一片竹林里有座小楼住着：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在周建人的记忆里，父亲脸色是这样的阴沉、压抑，好像已看透了人生，但他不责备任何人，似乎只怨自己。
【严厉而开明的教育理念】
作为父亲，周伯宜对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非常重视，在知识的积累上持以包容的态度，而在人品的培养方面则家教严格，从不含糊。这种严慈相济的教育理念，无疑为鲁迅兄弟们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家庭环境。
鲁迅7岁时就进了私塾，跟远房叔祖父周玉田学习《鉴略》。这位秀才出身的老人藏书很多，比如绘图本的《山海经》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上面印着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生动有趣，最让少年鲁迅心往神驰。可祖父周福清认为幼童上学，应当先从一些历史知识打基础，所以指定鲁迅读的第一本书就是《鉴略》。周福清常说，这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
周福清在京为官多年，孙子辈的学业，他偶尔过问一下，平日里主要还是赋闲的周伯宜来管教。对于鲁迅等人课外涉猎的范围，周伯宜一般不予干涉和约束，孩子们往往能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读书。《海仙画谱》是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的文人画家小田海仙所画，又称为《海仙十八描法》，内容乃十八罗汉，图中罗汉的图案各不相同，一旁有衣纹描法的说明。鲁迅兄弟们用积攒的零钱偷偷买了一本，趁大人不备就拿出来浏览。某日，父亲知道了这个秘密，鲁迅感到有点惶恐不安，因为这是属于闲书，绝大多数官宦人家都不许小孩子接触，被长辈发现肯定会被没收。不料父亲拿过去翻了一遍，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这实在让鲁迅兄弟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些闲书杂书回来，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在人们眼中，周伯宜看上去很是严正，不怒而威，自家孩子也不敢去接近他。有一年，百草园祭灶特别热闹，一年到头几乎不去灶头的周伯宜也来行礼，这是很罕见的事，孩子们为此感到“极为希奇而且紧张”。实际上周伯宜并不冷酷，他高兴时还会给孩子们讲故事，甚至在病中也表现出慈爱的一面，跟他们分享一些下酒的水果：“晚饭时有时还要喝点酒，下酒物多半是水果，据说这是能喝酒的人的习惯，平常总是要用什么肴馔的。我们在那时便去围着听他讲《聊斋》的故事，并且分享他的若干水果。水果的好吃后来是不记得，但故事却并不完全的忘记，特别是那些可怕的鬼怪的故事。”
一次，周伯宜去杭州应试，回来给孩子们带了一箱玩具，尽管其中的一些孩子们并不感兴趣。那时学堂里没有什么课外作业，周伯宜自己也不怎么专心读八股，因此从不要求孩子们夜以继日地发奋苦读。
鲁迅曾拜叔祖辈中的周子京为师。周子京此人其实文理不通，而且性情乖僻，本来不能当先生，只因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图个近便。周子京第一次给鲁迅对课，出三字“父攘羊”，典出《论语》中“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大概认为鲁迅所对不合适，周子京就代对了“叔偷桃”，是想引用东方朔偷桃的传说。但这里“羊”和“桃”二字都是平声，已不合对课的规矩，还把东方朔依照俗音说成“东方叔”，显然是个别字。鲁迅拿回家给父亲看，周伯宜不免发笑，不过也就搁下了，并不多言。第二次给鲁迅讲书，周子京又出现“低级错误”，伯宜公听了也仍面露微笑，但从第二天起，便不再让鲁迅到那边上学。
当然，在科举应试的沉重压力下，寄希望于儿子们显祖扬宗的周伯宜，从未忘记督促鲁迅兄弟们学习的责任，有时甚至会显得不近人情。
在绍兴民间，“五猖会”是除了过年过节最热闹的盛会，既是求神祈福的传统仪式，也是孩子们率性玩乐的节日。想到要坐船走六十多里水路去东关看赛会，少年鲁迅的一颗心早就起飞了。就在他不停催促着家里的佣工往船上搬东西的时候，父亲忽然出现在背后，慢慢地说：“去拿你的书来……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那书不是别的，正是开蒙时所读的《鉴略》。《鉴略》的内容枯燥乏味，对于七岁的孩子来说难度过大，鲁迅几乎一个字也不懂，只能死记硬背。家中的气氛瞬间由忙乱转成静肃，只听见背书的声音急促而发抖，鲁迅好不容易背出来了，却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三十多年后，鲁迅依然不解地提笔写道：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孩童时代的言行总有不少幼稚可笑的地方，作为家长应当给予尽可能的理解。鲁迅小时候喜欢画画，他专门有一个画画的本子，每次画好之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这个小本子被父亲发现了，他翻开看看，其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射死八斤。”八斤是谁呢？其实是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孩子，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光着膀子，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一边跳进跳出地乱戳，一边嘴里不断地嚷着：“戳伊杀，戳伊杀！”鲁迅于是画了这幅漫画，以示不满和嘲讽。父亲将鲁迅叫了去询问缘由，由于他比较了解儿童心理，对此事未加责罚，最终将这一页撕去了事。
对于小孩子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周伯宜也绝非不分青红皂白，“胳膊肘往里拐”。他最不喜欢小孩在外边打了架，回家来告诉受了谁的欺侮。若是如此，他一定会反问：他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孩子们虽然觉得这话不近情理，但在父亲的教训之下，从此再不敢轻易在外面打架，或是回家向大人哭诉告状。
周伯宜知道，身为父亲，若完全由自己教导几个孩子读书，一定不合适。于是在鲁迅12岁时，送他到了绍兴城里最著名、最严厉的“三味书屋”学习，塾主是方正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先生。这个决定和安排，对鲁迅少年时代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周伯宜一生时运不济，却踌躇满志地说过，自己的儿子，将来一个送去东洋，一个送去西洋留学——当时能有这样的眼光，实属难得。
【为父亲重病而愧疚】
如果说“科场舞弊案”是周家运势的转折点，那么周伯宜的重病则大大加速了这个家庭的衰落。全家已无任何经济收入来源，却要负担祖父在狱中的各类开销，负担父亲请医问药的费用和一家老小日常的吃饭穿衣，于是几年之间，四五十亩水田就全被卖掉了，到后来只能将一些衣服或首饰送到当铺去换钱救急。
到1896年周伯宜病故，家里几乎已经一贫如洗，此时哪来的钱办理丧事？丈夫停灵在家，无钱下葬；公公又羁押狱中，指望不上，鲁瑞实在无法可想，急得团团转。幸而一位亲戚取下手上的枫藤镯，交给鲁瑞拿去当了60块钱，才勉强渡过这一难关。
穷在闹市无人问，父亲的病让鲁迅清晰地体验到了世态炎凉。去当铺典当衣物，再去药店买药，这些事都落在鲁迅这个长子的肩上，虽然他的个子只有当铺柜台的一半高，但他从当铺伙计轻蔑的眼光中感到了屈辱，却无可奈何，仍要一次一次地去承受。而此前，周家大案刚发生时，家里为了预防孩子们受到牵连，将鲁迅和二弟送到鲁瑞的娘家暂避了大半年，其间他们备受冷眼相待，被称为“乞食者”。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父亲的去世使得鲁迅一家失去了顶梁柱，孤儿寡母受到了同族欺负，包括家产的分割。1897年，即周伯宜病亡后的第二年，新台门里周家六房开会议事，16岁的鲁迅代表智兴房参加，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动议。鲁迅说必须请示祖父，不肯当场签字，叔祖辈的人们便声色俱厉地强迫他，鲁迅顽强地顶住了压力。
父亲治病的过程毫不见效，反而日趋沉重，据后人分析，周伯宜所患的应是肺气肿，以及肝硬化带来的腹部鼓胀。民间谚云“神仙难医膨胀病”，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平，如此重病的确很难医治。而且，姚芝仙、何廉臣这两位绍兴城里的名医，每次诊金都是一元四角，还不算药费，这在周家是一笔不容易张罗的“巨款”，也加速耗光了所剩不多的家产。
父亲的病痛给鲁迅心里留下了无尽的愧疚。鲁迅在文章中回忆道：“我的父亲躺在床上，喘着气，脸上很瘦很黄，我有点怕看他了。”“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鲁迅后来常常反观自身，包括从少年时代一路走过的风风雨雨。他说：“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
在《父亲的病》中，鲁迅叙述了永别之际，没有让父亲安静地离去，致使自己内心一直痛苦不安：“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从家庭的变故，鲁迅渐渐看清了现实和自己的出路，于是决定去南京求学。
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生长于斯的绍兴城，“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终于走出了由歧视和冷漠构成的困局，也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家败父亡在他心灵上投射的阴影。
【父亲对鲁迅人生的影响】
1935年，鲁迅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介绍自己：“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家道中落对于鲁迅来说，是祸福相生的。
父亲对鲁迅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外表方面。从周伯宜的画像来看，鲁迅跟他长得并不十分相像，但在身体的某些特质上，还是明显存在一些遗传因素的。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提起自己牙齿很坏，有蛀牙、破牙，而且“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他说“这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的牙齿也很坏”。
酒量一般来说也有遗传。周伯宜喜欢喝酒，而且喜欢用鸭梨、苹果、花红之类的水果下酒，但厌恶别人强行劝酒。“他的酒量，据小时候的印象来说似乎很大，但计算起来，他喝黄酒恐怕不过一斤吧，夏天喝白酒时用的磁壶也装不下四两，大概他只是爱喝而已”。周伯宜喝酒刚开始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可是酒喝得多了，脸色渐变青白，说话也少了，情绪也低落了。还有一次去人家吃宴席，周伯宜因酒醉失控，竟然为一点小事将桌子掀翻。
鲁迅也曾有过纵酒的时候，与他父亲当年很相似。他在一篇文章中自述：“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父亲当年酒后失态以及嗜酒对身体的伤害，又让鲁迅经常告诫自己不要贪杯。好友许寿裳这样说起鲁迅：他不敢多喝酒，因为他的父亲曾有酒脾气，所以他自己很有节制，不敢豪饮。”有一回别人说他喝多了，鲁迅却极力辩解：“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
性格方面的遗传，对上下两代人来说更加重要。鲁迅和他父亲一样，性格中都有孤傲的一面，但其实他们待人外冷内热，对下层民众深表同情，而且从不无端去欺侮他人。父亲眼光超前、忧虑深远，这些对鲁迅后来的成长均带来不小影响。
周氏父子也不免会跟家人闹别扭。周伯宜生病之后变得喜怒无常，他有时独自生闷气，有时无缘无故地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鲁迅与许广平定居上海之后，有一天两人怄气，鲁迅便到阳台的水泥地上躺下。小海婴觉得好玩，跑过去和父亲躺在一起，鲁迅嘴里哼了一声，拉着海婴起来，心里的气也就消了大半。
鲁迅对待儿童的求知心情，也跟他父亲一样，总是多方满足海婴的需求。比如海婴总喜欢拿起笔来乱涂乱画。鲁迅是很珍惜一切用具的，不肯抛弃小小一张纸，即便是包东西回来的纸张，也必摊开叠好积存起来。包扎的绳子也一样，一束一束卷好放起。但对于海婴索取纸张乱涂，哪怕是他最喜欢的，也是满心愿意，反倒是许广平认为小孩无知，觉得大人应该晓谕，不要让他随便糟蹋。
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与父亲密切相关。1902年他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后公派赴日留学，经过弘文学院的过渡，鲁迅本应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却最终选择去了仙台学医。他解释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后来他深刻认识到国人的麻木愚昧，认识到“只有从精神上使中国复活才行”，于是弃医从文，走上了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道路。
鲁迅在去世前几个月，发表了一篇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其中写道：“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鲁迅笔下多次写到父亲，尤其是晚年的文字里提及父亲为他的担心和操劳，对父亲的深切怀念不言自明。
1919年，《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其实那时他还没有做父亲，他和许广平的爱子海婴十年后才出世，但这并不影响鲁迅对这个论题的阐述。鲁迅认为觉醒的父母有义务为子女作出牺牲，对子女应当做到理解、指导和解放，“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父亲周伯宜比鲁迅大20岁，一位在旧社会中过早地走完了一生，而另一位则经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后来又经历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来自旧时代，又决绝地反叛旧时代，在大变革的背景下，被推上了千年一遇的风口浪尖。
当然，鲁迅身上有更多区别于和超出于他父亲的地方。风雨如磐黯故园，在命运面前，周伯宜虽曾拼命挣扎一番，但终于觉得力不从心，于是在无奈的叹息中接受安排。鲁迅也有过苦闷和彷徨，但他以坚韧的品质、执着的精神，与黑暗势力进行着“绝望的反抗”。鲁迅是中国的脊梁，在新文化运动中自觉承担起先驱者的历史责任，漫漫长夜里，他的思想和作品为探求民族出路的人们点燃了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