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修荣
提起清华国学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当时清华国学院聘请的，除了这四位导师外，还有李济，故另有一说，即“清华五大导师”。当时李济只是一个特约讲师，还不是教授，而且教的是人类学（属于冷门专业），因此不太为人所知。让李济真正出名的并不是清华，而是后来加入史语所考古组到河南安阳进行的十五次考古发掘，随着考古发掘的巨大成功，李济一时蜚声中外，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之父”。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李济，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双眼井一户读书人家，起初取名李顺井，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名字。1907年，父亲李权被地方教官选为优贡，作为地方代表进京参加会考，获得了一个七品文官的头衔。本来他可以外放当一个知县，但他选择留在京城，就这样，李济也随家人来到了京城，这一决定直接改变了李济的命运。
多半因为乡谊和经济上的考虑，1908年，李济进入湖北人在北京办的江汉学堂读书。半年后考入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五城中学，国文课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林纾。京城的教学水平显然远胜于湖北县城，李济也眼界大开。
1909年，15岁的李济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备取榜，进入清华学堂学习。为适应学堂的氛围，李济果断废弃了李顺井一名，正式更名为“李济”。
在接受了半年中等科、四年高等科的学习后，1918年8月14日，李济同班50多名同学，再加上自费和官费的留学生150多人乘坐“南京号”海轮前往美国。巧合的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诗人徐志摩不仅与他同船，后来还成为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好友。从克拉克毕业时，李济只得了第二名，自费留学的徐志摩却是第一名，徐志摩当时对李济的评价是：“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1918年，李济获得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次年获得社会学学位。1920年，李济进入哈佛，开始研究人类学。在哈佛，考古学属于人类学一个分支学科，人类学系设在皮博迪博物馆里。该系的虎藤教授教体质人类学，安排李济打暑期工，任务是清理五百个埃及人头骨。李济在这段时间里，还给一百多个留学生和华人做了人体测量，搜集到了第一手的华人人体资料。
3年后，李济凭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年正式出版，著名史学家劳榦评价道：“在当时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是没人用过的新材料，开拓了没人走过的新园地，到了现在，还是一部不朽的名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但凡论及中国的民族问题，大都要引用此书。
由于学长的推荐，1923年秋，李济回国就任南开大学教授，教授社会学和人类学。李济满腔热情地希望在中国普及人类学，用他的知识回馈社会。有一次，张伯苓问李济：“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济听了很是不快，冷冷对道：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李济意识到人类学在南开大概不会得到重视，于是萌生去意。
离开南开后，李济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来到母校执教。这一工作据说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梁不仅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而且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但梁启超并不十分熟悉考古，于是，丁文江向他作了推荐，以梁启超的学识和胸襟，他也完全乐于当伯乐。
1925年夏，李济受聘任清华大学国学院特约讲师时，还担任美国费利尔艺术馆中国考古队成员，协议是费利尔艺术馆与清华校长曹云祥签订的。李济月薪四百大洋，其中费利尔艺术馆支付三百元，清华付一百元。
【精细化考古的典范】
李济回国后涉足考古界，最早影响并帮助他的人是地质学家丁文江。1923年，李济回国后不久就拜会了大名鼎鼎的丁文江，共同的海外背景让两人一见如故。相识不久，李济就向丁提出他在昆明做的人体测量数据有一些微小的错误，丁文江检查后，发现问题出在自己制作的卡尺不够精准。通过这件事，丁文江不仅没有怪罪这位“直道而行”的小兄弟，反而认为他性格耿介，值得信赖，于是把李济热情介绍给地质学界和古生物学界，还邀请他加入中国科学社。从某种意义上说，丁文江算是李济科学考古的引路人。
当时发生的两件事，对李济触动很大。一是北洋政府聘请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发掘了仰韶遗址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和北京猿人化石。二是1923年8月25日，河南郑南街李家楼士绅李锐雇人挖井时发现一座未被盗的双墓道大墓。北洋军阀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讯后立刻带兵包围现场，组织发掘，事实上就是一次挖宝行动，一时舆论大哗。
作为一个科学家，丁文江对这两件事显然不能无动于衷。9月底，丁文江鼓励李济前往考察发掘，为此还资助他二百大洋，李济自然也跃跃欲试。这次补救发掘，李济只找到一些人肢骨和碎铜片，虽然考古发掘没有太大收获，却在这次考古中结识了美国费利尔艺术馆的专家毕士博。毕士博得知李济是哈佛人类学博士，便主动邀请李加入他们团队。
丁文江告诉李济，与洋人打交道最好“直道而行”，有什么条件事先说清楚，约法三章。于是李济向毕士博提了两个要求：第一，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队合作。第二，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对李济的爱国热情十分敬佩，回道：“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1926年春节前夕，李济与袁复礼一同前往晋南西阴村进行考古，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科学考古发掘，就整个工作过程来说，此次发掘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精细，堪称中国精细化考古的典范。
李济所选定的发掘区位于遗址南部边缘，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平均每天仅发掘1平方米。这样小的发掘面积和这样慢的发掘进度，即使在今天的考古发掘中，都是不寻常的。但对此李济其实是经过充分考量的，“把精力集中在一段很小的面积”，这样可以尽可能减少对遗址的破坏。
李济后来坦言，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实验这科学的考古一个机会”。他通过这次机会，告诉人们“科学的考古”应该怎么做。精细化的考古展现的是对先民所遗留的文化遗存——哪怕是一片片细碎的陶片的无限珍视，是对这些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脉的热爱。李济说道：地下古物，最重要的要先有问题、有目的去发掘、才能注意到各方面细微的物事。若鲁莽从事，一定毁残了固有的材料，不如不动，将来还有发掘的机会。”这些现代化的工作方法，为后来安阳的发掘奠定了基础。
【傅斯年的远见】
1928年6月9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李济与李四光等人被聘为地质所筹备委员，后在傅斯年建议下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
考古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很多人并不理解，有时把它简单当成挖祖坟，甚至一些颇有身份地位的人也表示反对。为了推进这项工作，1928年11月，傅斯年特意邀请李济到中央大学做了一场“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的演讲。这次演讲非常成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以说是考古知识的一次普及。
同年12月，蔡元培聘请李济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商朝在此建都273年，在《史记》中就有记载。清末时，小屯农民经常在种田时挖出一些龟甲和兽骨，有的上面还刻有文字。限于当时的认知，大部分甲骨都被当成龙骨卖给了中药铺当了药材。
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鹤年堂买药时偶然从一块龙骨上发现了文字，王同时也是个金石学家。凭着丰富的学识，王很快确认甲骨上文字系商代文字，由此王懿荣也成了第一个认出甲骨文的人——这次发现改写了中国历史。
1899到1900年，王懿荣从古董商人范维卿手中大量收购甲骨，先后收藏达一千多片。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节，家人为还债将其全部收藏卖给了小说家《老残游记》作者兼金石家刘鹗。此后，罗振玉、王国维也陆续介入研究，著书立说，甲骨文才渐渐引起国人广泛关注。
基于这种背景，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后，决定把安阳发掘作为史语所考古第一项目，寻求中国考古学方面的突破。此时安阳已经被盗掘三十年了，有人甚至慨叹“安阳地下宝藏一空矣”。为了弄清安阳甲骨的现存情况，1928年10月，傅斯年安排董作宾前往安阳考察，为后续考察做准备。董作宾到当地后发现，几乎家家都有甲骨，刚刚挖出的土坑里也散落着残缺的甲骨，由此断定安阳地下仍然埋藏有大量甲骨，并非传说的“宝藏已空”。事实证明了傅斯年的远见。
考察归来后，董作宾提交了《安阳小屯报告书》。中央研究院收到报告书后认为安阳发掘刻不容缓。傅斯年任命董作宾主持此项工作，主要基于两点：第一，董是最早到安阳考察的。第二，董是河南人，在地方有大量人脉，有利于处理与地方的矛盾。
【考古方法的革命性变化】
1928年10月13日，安阳第一次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有组织、有意识地对安阳进行科学考古发掘。考古队由董作宾、张统一、郭宝钧三人组成，董为主持人。第一次发掘后，收获了四百块左右的甲骨，提交了《民国十七年试掘小屯报告书》。但董作宾毕竟未经过现代考古学的正规训练，发掘的方法也不够科学。李济认为：故就全体言之，虽略得甲骨文（约四百片），并无科学价值。”李济的直言不讳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但李济认为，考古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该说的还得说。
1928年，李济任考古组主任后，与董作宾商量，再进行了一次发掘，第二次发掘事实上由李济主导。为了避免矛盾，李济对考古工作做了分工，董作宾负责甲骨文字研究，李济负责出土的其他文物，各司其职。李济经过认真考察后，制订了详细的科学发掘方案，比第一次发掘大大前进了一步。为了增大考古力量，李济还“引进”了梁启超之子、哈佛考古学硕士梁思永。
为了这次考古，李济专门确立一个原则：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我们的研究对象，当做古玩或者古董看待。我们共同的认识是：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共有的财产；它们在文化上和学术上的意义及价值最大；没有任何私人可以负荷保管它们的职责，所以一切都应该归公家保管。”可以说，李济制订的这一考古原则，对现代中国考古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从此成了中国考古界的一条戒律。
李济把先进的现代考古方法运用到安阳发掘中，采用标准化的探沟测量方式，同时注意地层的划分和对灰坑、墓葬等遗迹现象的考察，无论在测绘地图、记录方法还是在收集标本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第二次发掘后，李济为保护文物免遭军阀战火，便携一部分出土文物带回了北京。由于沟通不到位，引起了河南地方的误解和不满，竟酿成了一场风波。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抓住李济的“把柄”，倚仗河南地方政府拥兵自重，“中央”束手无策的局势，声称河南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对史语所的工作百般阻挠，甚至带领队伍擅自闯入殷墟发掘现场乱挖乱掘。李济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不谙世故，也不擅长人际交往，因无法缓解矛盾，导致工作中断，迫于压力和义愤，李济提出了辞呈。
为了缓和矛盾，傅斯年专程赶赴河南处理这起纠纷。11月24日，傅斯年到河南后，利用自己在政界和学界的关系，说明史语所考古组的性质与作用，表明安阳发掘并非为了挖宝，这些文物只是运到北京做科学研究，事后将运回河南，由中央与地方分别保管。另一方面，在考古队伍中多任用董作宾等河南人，兼顾地方利益。
为了做好地方官员思想工作，傅斯年还专门做了一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学术报告，打消了人们考古的疑虑。为了妥善解决问题，傅斯年甚至找到蒋介石，请蒋下达手谕，经过傅斯年的多方努力，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达成了五条协议，安阳考古工作才得以继续。
李济对傅斯年处理事情的能力十分钦佩，他评价道：“傅先生亲自到开封办交涉，一待待了三个月，他经常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瞧，我为你们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这件事情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做不下去。”
【安阳考古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1928年11月15日，安阳的地下发掘重新恢复，12月12日结束。这次考古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大连坑”，这是一个殷商时期的文物宝库，里面埋藏着大量珍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龟四版”。所谓大龟四版，即四块保存十分完好的刻辞龟甲，由于这四块龟甲的出土位置接近，因此它们上面记述的内容相对连贯，对于破译甲骨文以及了解商代历史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争取全社会对考古工作的支持，扩大安阳考古发掘的影响，1931年2月，李济特意在南京举办“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山东龙山遗址发掘成绩展览”。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出土文物展，展出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石器、陶器、青铜器和城子崖出土的黑陶，展品丰富。李济还同时还做了几场“中国上古史的新材料及新问题”的演讲，展览及演讲向全社会普及了考古知识，产生巨大反响，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1931年3月21日，安阳开展了第四次考古发掘。有了前几次发掘的经验，这次考古发掘更为科学有序，李济把发掘区域分为A、B、C、D、E五个区，分人分区发掘。发掘人数之多，考察范围之广，盛极一时。
1929至1933年，李济共主编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一至四册，先后发表三十四篇论文。李济组织的专题及综合研究，确立了殷商文化的历史地位，在20世纪中国一百项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中，安阳殷墟名列第一。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读了李济《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后，认为这是最近一年中国历史文化最优秀的著作，向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把当年的“儒莲奖”颁给史语所。这是中国考古成果第一次获得国际嘉奖，标志着安阳考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这也是对李济工作的最大肯定。
1936年3月18日，第十三次发掘开始。这次发掘的最大成果是发现了号称商王朝“地下档案库”的H127坑。在C区H127坑不到半立方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千七百多块龟板，完整的大龟板就有三百多块，甲骨17096片，内容之丰，数量之多，超过历次。
1937年3月16日，根据李济指示，由梁思永主持进行了第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李济后来说：在科学方法指导下，经过八年多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于1936年夏季发现了H127坑龟甲档案库。它把这一建立在理论推理和田野经验积累之上的事业推向了顶峰！H127的发现并不是侥幸的事，而是有系统的科学工作积累的结果。”
考古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涉及巨大利益，李济在考古中不仅遭到土匪武装拦截，甚至有地方势力和古董贩企图谋杀他。据史语所的石璋如回忆，1934年时曾有村长跑来打听，“中央”是否派遣了“中央夜晚发掘团”，石璋如等人带军警到现场查看，县府官员果然做起了盗墓贼，谎称史语所是“中央白天发掘团”。猖狂的盗墓贼甚至与军警交了火，后被缴械带至县政府，但最终此事以不了了之收场。
1936年，考古团队发现了藏有1.7万余枚甲骨的127号灰坑，为了妥善发掘，发掘团决定将整个灰坑切割起取至南京。切割下来的土块重达3吨，搬运工作十分缓慢，当地土匪就打起了抢甲骨的主意，一度鸣枪希望吓跑考古队员。所幸团队已经准备好士兵藏在附近高土堆，见土匪射击就居高临下回击，土匪未敢再轻举妄动。
这一切都未能阻挡李济的步伐。在李济领导主持下，安阳地下考古发掘，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前后历时达十年，取得了中国考古界乃至世界考古界的重大收获。
1930年，李济在济南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闻讯而至的记者和当地文化人把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自由提问中，记者直接抛出了考古和盗墓有何不同的问题。李济的回答，可谓殷墟发掘方法的概括：考古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砾骨头与黄金珠宝并无区别。”“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
1934年7月，李济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主任委员。史语所也迁到南京。
1936年春，殷墟出土的铜器参加伦敦艺术品展，引起极大轰动。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大学联合会联合发出邀请，请李济前去访学。此时，李济已经成为蜚声世界的考古学家。
随着抗战爆发，李济随史语所南下，1941年1月，辗转到达李庄，李济的两个女儿都因贫困与战争不幸夭折，他仍然忍着巨大的悲痛从事着考古工作。
1943年春，西北史地考察团成行，足迹遍及青海、新疆、甘肃、宁夏，最后在敦煌汇合。李济在敦煌住了两个多月，对三百多个洞窟进行了测绘。考察团给傅斯年写信揭露张大千对敦煌文物的破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迫于压力，最后考察只好匆匆收场。
1946年初，中国驻日代表团成立，李济担任文化顾问，负责向日本追回文物。复员南京后，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李济辞去了文博院主任职务，单纯从事学术研究。1948年，李济被选为中研院院士。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