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 娜
雪后初晴，天地一色，这日景致不错。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一时兴起，给远方的友人寄了一封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王羲之大概想不到，这28个字、随意挥洒的一封短信，千百年后会受到后世的顶礼膜拜。
《快雪时晴帖》后来成了乾隆皇帝最心爱的宝贝，他特地在养心殿西暖阁内装修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书斋，将其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三幅作品安置在内。书房取名“三希堂”。每到北京瑞雪初降之时，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赏玩，并一次次写下各种观后感。
有一天，他心情舒畅，便挥笔在书帖旁写了一个“神”字；又有一天，他似乎有了新的感悟，写下一个“妙”字；另有一天，他似乎觉得一个字不足以表达心情，便来了一句感叹短语“神乎技矣”。就这样，乾隆一生对这件书帖的题跋有73次之多，以至于《快雪时晴帖》展出时，很多人只看见乾隆密密麻麻的题记，差点儿找不着王羲之的那28个字了。
【大写的艺术】
真正让王羲之封神称圣的，是一次集会上的即兴挥毫。
那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褉，饮酒赋诗。王羲之将诸人所赋的诗作编成一集，并即兴挥毫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
此帖本来只是草稿，一气呵成，快意淋漓，有增删，也有涂改。王羲之回家后觉得涂改过几处的初稿不太完美，重新抄了几次，却发现新抄的稿子整洁是整洁了，但感觉不如初稿有味道。
虽然王羲之凭借一手“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行书独步天下，但在东汉草圣张芝、曹魏正书之祖钟繇面前，他仍自叹弗如，王羲之在论述书法时曾说：“钟（繇）、张（芝）而外，其余不足观。”
张芝的拿手绝技是草书。在汉代，“破圆为方”的隶书取代了繁琐复杂的篆书，成为了官方通用字体，同时还诞生了一种新字体——草书，草书的发明源于人们对书写便捷的追求。正是张芝的出现，把这“实用的文字”变成了一门“大写的艺术”。
张芝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不过他对做官毫无兴趣，他喜好书法，据说其父为方便张芝兄弟习文练字，叫人锻造石桌、石凳、墨池于河边，从此，张芝兄弟以帛为纸，临池学书，先练写而后漂洗再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水为之黑，后称“张芝墨池”。
和一般人为了求快才写草书不同，张芝说：“匆匆不暇草书。”张芝独创的“一笔书”，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展示空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如行云流水，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这是张怀瓘在《书断》中的精辟概括。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草书热”。汉明帝和汉章帝都是草书的爱好者，汉章帝甚至允许草书高手杜度用草书上表奏章，以便他私藏。文人士子对张芝草书的痴狂热爱，远胜过对孔子儒学的研习。
汉末文人对草书的狂热，终于引来一位叫赵壹的儒生的批评。在赵壹的观念中，书法是经艺载道的工具，为王政之本，而草书“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因而非圣人之业。但这样的守旧观念已不能阻止时代的审美思潮，“草书热”在士人阶层不仅没有降温冷却，反而愈演愈烈。
到了东汉末年，钟繇横空出世，他的拿手绝技是正书。所谓正书，也就是楷书，又叫真书，它是现在常见六种字体（甲骨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中最后出现的，却也是最稳定的，其形态直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改换。后人把楷书的专利权给了钟繇，尊他为“楷书鼻祖”，这当然不是说他是第一个发明或者使用楷书的人，而是因为他楷书写得好，社会地位又高，加之影响了后世许多书家，所以当仁不让罢了。
王羲之早年的书法老师是卫夫人卫铄，而卫铄正是师承自钟繇。
钟繇的名气很大，但他的真迹今天已无处可寻。他曾写过一份《宣示表》，劝魏文帝曹丕接受孙权的归附请求。之后《宣示表》落到了东晋开国大臣王导的手里，他十分喜爱这本字帖。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兵荒马乱中，王导把《宣示表》缝在衣服内，从江北渡江到江南避乱，誓言“贴在人在，贴亡人亡”。
后来，王导知道侄儿王羲之必成大器，就将《宣示表》墨迹送给王羲之，嘱咐他认真临习把玩。王羲之又把《宣示表》借给了好友王修，王修死后，其母知道儿子最爱这本字帖，于是就把《宣示表》墨迹放到王修棺中陪葬。从此，《宣示表》墨迹就从人间消失了。现在能看到的《宣示表》据说是王羲之的临本，也有可能是临本的临本。
王氏一门，善书者很多。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献之也是一位书法大家，王羲之被称为“书圣”，王献之则被称为“小圣”，与父亲并称“二王”。王献之在父亲去世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名声大震，甚至还超越了其父，传为一时书坛佳话。
在今天，我们习惯将具有汉字书写能力，并能将其推至艺术高度的人称为“书法家”；但在魏晋时代，如果有人称“二王”为书法家，他们未必乐意。当时的文人把书法当作文化修养的重要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而已，他们的主业是从政或创作诗文，而非书写——张芝的学生魏国侍中韦诞的故事，就颇能说明问题。
韦诞出身京兆韦氏，是三国时期魏国大臣、书法家、制墨家。他擅长各种书体，最得意的莫过于楷书大字题署，三国曹魏宫馆名字的题署,大多为他所书。关于韦诞的书写题署，流传着一则有趣的故事。
魏明帝曹叡曾修筑了一座巍峨的高台——凌云台，可是阴差阳错，字还没有写上，工匠就把匾额钉上去了。皇帝下诏要韦诞坐在兜篮里，用辘轳、长绳将他拽到离地面二十五丈（约83米）的高空，韦诞悬空立于兜篮里写下“凌云台”三个大字。他心里十分恐惧，颤颤巍巍地题了字，下来后须发尽白。回到家里，他烧掉了题字的毛笔，同时立了一条“家规”，严戒子孙再写榜书大字。
东晋时，有人请王献之为新建的太极殿题写匾额，王献之就以韦诞的故事为由拒绝了。
由此可知，古代文人不愿被视为专业书法家，一旦专业就成了工匠，有损文人的尊严和声誉。这或许是魏晋文人偏爱行书的原因，一则行书不能用于书写官方文件，二则不能用来题写宫中匾额，它笔势流动，姿态随意，更能展现个性，是文人圈子里通行的字体。
总之，对于魏晋文人来说，书法是一种高雅的艺术，而不是一项实用的技能。
【盛唐法度】
书法发展到了唐朝，诸体皆备，书家林立。盛唐更是在魏晋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个书法高峰，呈现出蓬勃、博大、雄健的气象，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唐朝书法的开山人物是欧阳询，不过他人生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南朝和隋朝度过的，入唐时已经是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了。
欧阳询的正楷，以“二王”体为基础，融合了汉隶和晋代楷书的特点，并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其楷书的特点是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清代书学理论家包世臣曾说，欧字骨气劲峭，强调指力，写出的笔画结实有力，骨气内含，轻重得体，长短适宜，被后代书家奉为圭臬。
欧阳询的书法名声远播国外，人们都争着想得到他亲笔书写的尺牍文字，作为自己习字的范本。唐武德年间，高丽（今朝鲜）特地派使者来长安求取欧阳询的书法。唐高祖李渊感叹地说：“没想到欧阳询的名声竟大到连远方的夷狄都知道。他们看到欧阳询的笔迹，一定以为他是位形貌魁梧的人物吧！”甚至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从唐朝留学回日本时，也带着欧阳询的书法作品回去。
直到现在，日本创刊百余年、最大报纸之一的《朝日新闻》报头的四个字，还是取自欧阳询的碑帖《大唐宗圣观记》。其中“新”字没有现成的，只好把“亲”字去掉右边，“析”字去掉左边，进而并成一字而成。
欧阳询和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初唐三大家”。另一位大书法家颜真卿却很不一样，他生前与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以书法出名。他的书法在当时还不算第一流，因为他最初是以忠臣闻名天下的。
颜真卿身历玄、肃、代、德四朝，德高望重而仕途坎坷，但他真正扬名是在“安史之乱”中。安禄山起兵后，河北诸郡纷纷陷落，地方官或挂冠远遁，或望风而降。当时被外放到平原郡当太守的颜真卿首举义旗，与时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颜杲卿互为犄角之势，坚决抗击叛军。附近的十七郡受感召而响应，颜真卿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有效地牵制了叛军西进的进程。
就这样，“颜真卿”的名字第一次跃进了唐玄宗的眼帘，此后，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
不过，这一切是以颜氏满门忠烈为代价换来的。在这场战争中，颜家死于国难者三十余人。直到叛乱被平定后，颜真卿才派侄子颜泉明前去收殓亲人遗骸，归葬家乡，结果仅寻到堂兄颜杲卿的部分遗骸以及侄子颜季明的头骨。
颜真卿以万分悲痛的心情，为侄子颜季明写下了一篇祭文——《祭侄文稿》。未来得及誊抄的草稿上，遍布增删涂改的痕迹，真、行、草书相互夹杂，在看似狼藉不堪的点画之间，颜真卿激愤伤痛的情绪扑面而来，引人共鸣。
唐玄宗时佛教发展极盛，寺院的数量较之唐初几乎增加了一倍。天宝年间，楚金禅师夜诵《法华经》，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座多宝佛塔，炫目异常，面对这等瑞象，禅师决定化幻觉为现实，筹钱修筑。唐玄宗听说后极力支持，于是赏赐钱帛，亲题塔额，并邀请颜真卿来书写碑文，这就是《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简称《多宝塔碑》。
颜真卿的楷书“点画皆有筋骨”，彻底摆脱了初唐风范，确立自己的“颜体”面目，展露出稳健刚强、雍容宽博的风格，如庙堂君子，有一种胸怀天下的浩然正气。于是乎凭借着这股“浩然正气”，颜真卿在死后三百年受到北宋文人士大夫的追捧。
最早力挺颜真卿的知名人物是欧阳修。欧阳修对颜真卿不吝赞誉，说他的书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不袭前迹，挺然奇伟”。书品和人品，宋代以后在颜真卿以大书法家的形象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相互成全的作用。
颜真卿之后，书法界是柳公权的天下，后人将两人的书法并称“颜筋柳骨”，皆是“唐书尚法”的突出代表。柳公权的书法以楷书著称，比之丰润的颜体稍显瘦硬，以骨力劲健见长。柳公权生前书名之盛，十分罕见。罕见到什么程度？公卿大臣死后立碑，如果请不到柳公权亲笔写碑文，人家会认为子孙不孝。
唐穆宗非常欣赏柳公权的字，有一次向他请教应该如何用笔才能尽善尽美。柳公权的回答掷地有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一贯荒淫放纵、不留意天下之务的唐穆宗一听，知道他这是以笔为谏，瞬时脸色大变。
在日渐强调书法与人品相统一的时代，唐朝的草书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盛中唐时期，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掀起了浪漫书风的狂澜。前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后有张旭醉后“挥毫落纸如云烟”。
张旭是颜真卿的老师，也是第一位狂草名家，他的作品十有八九都是在醉酒状态下完成的。他跟李白一样极爱喝酒，常常喝醉后就奔走狂呼，吆喝着挥毫泼墨，甚至用长发沾墨，落笔成书，时人都喊他“张颠”。更有意思的是，他酒醉醒来后，觉得自己喝醉时写得真好，感叹自己再也写不出同样水平的字了。
据说，张旭曾经在河南邺县观看唐宫第一舞者公孙大娘的舞蹈《西河剑器》，被那气势逼人的剑舞所折服，从中获得了落笔走龙蛇的灵感。
张旭的草书将王献之的“连绵草”发展成了“狂草”，将草书的自由表现发挥到了极致。受他影响的人，还有个与他齐名的和尚——怀素。
怀素是大历十才子钱起的外甥，十岁出家，但是性格豪爽，不拘细节，既爱美食，也贪美酒，很有几分活佛济公的影子。他曾给友人写过一封只有14个字的书信，告诉他的朋友：“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因为爱喝茶，后来他和“茶圣”陆羽相识并相交，陆羽还为其写下了《僧怀素传》。
怀素喝醉了之后，很爱到处写字，寺院里的墙壁上、衣服上、器皿上、芭蕉叶上，都曾留下过他狂放的笔迹，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有好事者在围观后，专门写诗记录了他酒后书写的场景。比如李白就曾在《草书歌行》中对怀素佩服得五体投地：“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李白甚至说怀素比张旭更厉害：“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然而，“不师古”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怀素、张旭也好，还是初唐三家、颜柳也好，千变万化终离不开魏晋法度。
【巅峰后的出路】
到唐代，诗、文、书、画都到达了无可逾越的巅峰。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曾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欧阳修也认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大成者，苏轼给了大家一个惊喜：他开始摆脱唐人“重法”观念的束缚，开创宋代“尚意”的新书风。
在苏轼之前，书法家几乎都抱定“苦练”二字。张芝练草书把池水都染黑了，苏轼认为“不须临池更苦学”；智永和尚写秃了数不清的毛笔，苏轼认为“退笔如山未足珍”；书法之“法”重在法度，苏轼却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坚信“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这种态度，也正与他的人生观密不可分。
苏轼少负才名，才华横溢，然而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
“乌台诗案”后，入狱的苏轼本以为必死无疑，后来在弟弟苏辙的营救下免于一死，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初到黄州的苏轼还无法接受人生的骤然坠落，他几乎断绝了与友人的来往。在那里，苏轼一家的日常开支十分节俭，由于没有收入，苏轼要来一块城东的荒地，过起了“汗滴禾下土”的耕种日子，勉强饱腹。
谪居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他在屋里看着门外的绵绵春雨，昏鸦衔着纸钱飞过，心中惆怅不已。他铺开纸，提笔写了两首诗，字体由小渐大，笔画由细渐粗，情绪越发激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但苏轼终究是豁达之人，很快从低落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在痛苦中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一蓑烟雨任平生”。随后，他的诗、文、书法也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当初他无意为之的《黄州寒食诗帖》更是得到了世人无上的推崇，被尊为“天下第三行书”，正应了他自己的那句话——“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十八年后，作为学生兼好友的黄庭坚，从河南永安县令张浩的手里见着了《黄州寒食诗帖》的诗稿，而当时苏轼已经一贬再贬去了海南。黄庭坚一见诗稿如见其师友，激动之情难以自禁，在诗稿上题写了跋语：“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多年前，黄庭坚曾用一块石砚作为见面礼，以弟子身份登门拜见苏轼，正式成为苏轼的学生。那一年，黄庭坚41岁，苏轼49岁。苏轼为正式将这名“老学生”收入“苏门四学士”而欣喜不已。随后的三年左右，黄庭坚与苏轼及其他门人朝夕相伴，切磋诗文，鉴赏书画。宋代曾敏行《独醒杂志》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描述了师门聚会中，他们是如何互相评论对方书法的——苏轼对黄庭坚说：“庭坚啊，你近来写的字虽然清劲，但有时写得太瘦，简直就像挂在树梢上的蛇。”黄庭坚说：“老师的字我当然不敢妄加评说，但有时也觉得肥扁，很像是被压在石头底下的蛤蟆。”二人相对大笑，都认为对方说中了自己的缺点。
调侃归调侃，无可否认的是两人的书风都自成一格，极具意趣和个性，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
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内含着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正如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有天真烂漫之趣。
后来，黄庭坚的诗越写越好，世人开始将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他的书法也转益多师，推陈出新，与苏轼共同入列“宋四家”（一般指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把草书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人在贬途的黄庭坚，听闻苏轼去世的消息，失声痛哭。
而在苏轼人生的最后一年，米芾常常前去拜访他，给他送“麦门冬饮子”。只可惜药石罔效，苏轼病逝，米芾亦悲伤不已。
米芾并不是“苏门”弟子，但他从小临摹苏轼的字帖，对苏轼充满了敬慕。苏轼被贬黄州时，早先很多与苏轼有过诗词唱和、信件往来的人，纷纷疏离远去，而米芾特意去拜访求教。苏轼劝他学晋，“入魏晋平淡”，取法二王，米芾把建议听进去了，他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潜心研习，临池不辍，最终成就了自我。
相比起苏轼和黄庭坚，米芾的一生没有卷入政治漩涡，生活相对安定，晚年在宋徽宗时当上了书画博士，得以饱览内府藏书。他以书法名世，对自己的书法也相当自负。
有一天，宋徽宗要他点评一下本朝各位擅长书法的名家，结果他直接说：“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宋徽宗一看他这么张狂，便立马追问：“那爱卿你的字呢？”米芾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案：“臣书刷字”。一个“刷”字，看似自谦，实则将自己的书法精要明确点出，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将米字的神采展露无遗。
米芾不仅“刷”字了得，其“作假”能力更是了不得。经他临仿的古人书法名迹，可以说出神入化，旁人根本辨不出真假，甚至有人把他临摹的作品当作真迹装裱收藏。但这些仿本也给后人带来了麻烦，许多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无法确定究竟是真迹，还是米芾的仿本。据说乾隆的宝贝——王献之《中秋帖》有可能只是米芾的临本，这也间接说明了米芾深得王献之的笔意。
“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分最长。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只有蔡襄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蔡襄的书法具有一种浑厚端庄的美，更多地保留了盛唐法度，为盛唐法度与宋人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
蔡襄在当时有很多拥趸，人们都想求到他的墨宝，可惜蔡襄颇为自惜，很少展现自己的笔墨，也不会随便送人，以至于人们只要能得到他的断章残稿都会珍藏。宋仁宗也很喜欢蔡襄的字，有一次他想让蔡襄写个碑文，却被蔡襄一口拒绝了。
皇祐六年（1054年），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去世了，他很伤心，想追封她为“温成皇后”，以皇后之礼给她下葬，并罢朝七日。他还打算找蔡襄给这位张贵妃写碑文。但蔡襄一听，拒绝了这个命令，他认为书写碑文是工匠的工作，不是他分内的事。
当然，有时蔡襄也会做一做“分外之事”，比如帮欧阳修为韩琦书丹碑文。韩琦回安阳做知州后，将州署后院扩建成一座对庶民开放的公园“康乐园”，想要与民同康乐。园子里有一座昼锦堂，韩琦请欧阳修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这文章写成后要勒石树碑，蔡襄承担下了这项任务。
对此，蔡襄表现得相当用心。以前的书法家一般都是直接拿毛笔在碑上写字，蔡襄则别出心裁，他把《相州昼锦堂记》每个字都先在纸上写上几十遍，然后挑选出最佳的一个字，把这一个个字拼合在一起，附在石碑上，再请工匠刻字。后人称这块碑为“百衲碑”，又被宋人称为“本朝第一碑”，堪比颜真卿的《多宝塔碑》。
然而，“宋四家”的出现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转瞬即逝，宋代书法的光芒将湮没在金兵铁蹄的滚滚烟尘中。但在这生死存亡时刻，有宋一代却出了个书画水平最高的皇帝——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多才多艺，在艺术领域的造诣属于一代宗师。他酷爱花鸟画，自成“院体”；他的楷书，自成一格，号称“瘦金体”。在中国书法史上，传承者多，独创者少，独创而又能赢得雅俗共赏者，则更少。他的瘦金书，借鉴了绘画中的兰竹笔法，以画法入书，铁画银钩，富有鲜明个性。正如他的代表作《秾芳诗帖》，仿佛一卷幽兰随风摇曳。
只可惜这位艺术家皇帝入错行了，后世评价他“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
【“书品”即“人品”】
作为赵宋皇室的后裔，赵孟頫似乎要比赵佶幸运一些，起码他入对行了。但在他的艺术光芒背后，却有着常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忽必烈之命访求江南才俊，带回了20多名汉族文人，33岁的赵孟頫身处其中，五味杂陈。以后，他的下半生也都在纠结、矛盾以及自我交锋中度过。
仕与不仕，这个艰难的决定他做了至少十年。十年前，他不敢像同宗的某些兄弟一样，激烈殉国；十年后，他不敢像江南文人圈的某些故交一样，终生不仕。作为赵宋皇室后裔，他逃不过蒙古新政权必然要笼络、利用他的命运。他以前朝皇族身份入仕元朝，接连受到五位君主的赏识，一升再升，最终官居一品，封魏国公，推恩三代，尽享荣华富贵。
赵孟頫以后半生的隐忍，换来了艺术成就的高峰，他以一己之力，扛起文艺大旗，最终成了当之无愧的“元人冠冕”。他还是中国艺术史上屈指可数的“全且精”者之一，诗书画皆造诣非凡。就书法来说，他坚守古法，楷、行、草、篆、隶，大书小字，无一不精。他的楷书更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入列“楷书四大家”，要知道另外三位大家可是唐朝的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
人们只看到他表面的荣华，看不到他内心的煎熬。他仕元的行为多被后世人所鄙视，以至于连累了对他书法的看法。清初的书法家傅山，年轻时曾醉心于赵孟頫圆转流丽的书法，但其年长后经历了改朝换代，再看赵的书法，感受就截然不同了，觉得他的字甚为“浅俗”“无骨”，于是毅然抵制赵字，改尊颜书。颜真卿生前大概想不到，因为忠义节气观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的字在后代越发受到追捧，几至封神。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