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舒
有一部电视剧叫《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有哪个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会不喜欢那里面的赵世炎呢？那个热爱生活、总是想办法改善大家伙食的赵世炎；那个聪明幽默、袖子破了仍不以为意的赵世炎；那个执着认真、为华工仗义执言的赵世炎……
看过这部电视剧以后，我开始寻找有关赵世炎先生的点点滴滴，感受那种刻骨铭心的苦难辉煌。
“一个活生生的青年”
赵世炎是个幽默的人，小时候即如此。他的姐姐赵世兰回忆：“有一次，我叫九妹君陶送两包核桃到书房里给他和世焜吃，他收到之后便仿用皇帝给臣子下诏书的格式写一个纸条给我：‘咨尔三姐，奉朕核桃，从前慢朕之罪，赦勿再究。’”
这幽默感长大了仍旧不变，他留法时的同学傅钟记得：“世炎说话幽默风趣，出口成章，有时他把饭做好放在锅里留给我，还写一首打油诗说：‘告尔瞎子（当时傅钟高度近视），并致李斌，锅内洋芋，已经煮好’，他才上班去。”
赵世炎是个“美食家”。赵世兰说：“他喜欢吃元宵，但总是买回来自己动手煮，煮好了还一碗一碗端给别人。有一次家里要买个马桶，别人都不愿做这件事，他却抢着去买，马桶买回来，里面还装着一些元宵，又是引得全家人大笑。”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生活很艰苦，工作很累，赚钱很少，但赵世炎一直保持着乐观热情，并设法在艰苦的情况下改善大家的伙食。傅钟回忆：“他有时从外面买一个大面包背着回来。有一次他说：‘应该设法搞一点又好吃，又能吃饱的饭菜。’以后他提出在面包里夹上两块方糖，以后又提出吃面包夹法国面酱。”
赵世炎足够聪明，他写文章不打稿，而是直接刻到蜡纸上，刻好就印。他还特别有魅力，每个见过他的人都“如沐春风”，留法同学黄仲苏在《怀念赵世炎同志》中回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他年纪最轻，体格健壮，身材并不高大，阔肩挺胸，粗臂大手，一头浓厚的黑发，两目炯炯发光，鼻大而短尖端微微向上翘起，一张大嘴时时带笑，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他精力充沛，神态安定，给人一种愉快的印象，好像具有吸引力，使人一见对他就产生好感，愿意和他接近。”
他特别擅长演讲和报告，别人都以为这是天生的，其实他也紧张。留法同学李志新说道：地委一个同志告诉我，说赵世炎说梦话都作政治报告。有一次他在北京作过一个报告，有人反映不太好，他晚上说梦话又重新作报告。第二天有同志对他说：你晚上作的报告比白天的还好’。”
除了开会、作报告、指导工作、同工人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和进行教育外，每天晚上，赵世炎还要抽空写信、写文章，一直工作到深夜。睡着后经常做梦说梦话，不是做梦给同志开会作报告，就是梦见盯梢给急醒了。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青年。
勤工俭学
1915年，14岁的赵世炎来到北京。他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英语成绩非常突出。
在北京，赵世炎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李大钊。电视剧《觉醒年代》里创作了李大钊和赵世炎的相遇情景，尽管我无法确认这是虚构还是还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直到最后，赵世炎都把李大钊视为导师，不仅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也是他人生治学的导师。
他曾经对留法同学黄仲苏这样说：“李先生可算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引路人，我来巴黎参加勤工俭学运动完全是由于他的鼓励和赞助。他要我把劳动和学习打成一片；把法国工人当教师，向他们学习语言、技术和工艺，也研究他们的世界观、对生活的态度，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通过同志的关系，在共同劳动中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我每月都要和他通信，向他报告学习情况。李先生回信往往在我的原信上眉批和夹注，另外也给些指示，他对我既是体贴又是细致……”
经历了“五四”洗礼的赵世炎，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1920年5月，他与其他100名留学生一起乘坐法国邮轮“阿芒贝尼克”号赴法，前一日他们在上海半淞园举行送别会，其中一位在很多年后这样评价赵世炎：“世炎是个有才气的人。”说此话者正是毛泽东。
法国的生活很艰苦，赵世炎进入巴黎西郊工业区的一家铁厂锯铁锤铁，白天工作，到了晚上才有空看书学习，并经常独自跑到楼顶平台，借助夕阳余晖读书。
很少有人知道，他第一次进工厂的那天，远在故乡的母亲就病逝了。赵世炎悲痛万分，他的朋友罗汉曾写诗劝慰他：“你说不伤悲，为何一日哭三回？”不久，他给姐姐寄去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慈母大人灵鉴，不孝儿炎由法国敬寄”，让家里人拿到母亲的坟前烧掉。
虽然悲痛，他仍旧坚持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多人。是赵世炎，在进入施耐德铁厂工作后，一边拉着钢条、轧着钢板，一边为华工们解除不平等合同，使得他们重获人身自由。彼时，他不过20岁。
1924年，赵世炎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协助李大钊具体负责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他的外语好，可以用英、法、俄三种语言做翻译。
彼时，散会后总有特务，赵世炎总说：“我先走，把泥巴带走，免得麻烦你们。”所谓“泥巴”，是大家给暗探取的绰号。
“泥巴”有时很难缠，有一次，赵世炎怎么都甩不掉，正在着急之时，一个打扮得和自己差不多的青年迎面走来，靠近他悄悄说：“躲进那边饭馆，我来对付。”这时，赵世炎才发现，这是女扮男装的夏之栩。
赵世炎一直非常好奇，问夏之栩，怎么知道他被特务跟踪，夏之栩笑而不答。爱情之花在这对年轻人之间悄悄绽放，不过赵世炎诚恳地告诉夏之栩，早在他幼年时，父母就作主给他定了一门亲事。
赵世炎一直和这名女子保持联系，他也曾努力过，安排女方来北京读书，每月补助她生活费，并帮助她学习。也许，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拉近双方的距离，找到共同生活的理由。但最终，努力失败了，那名女子难以理解赵世炎的事业，女方坦白地对赵世炎说：“我不配做你的妻子。”在赵世炎决定解除婚约后，他仍继续负担那名女子的学费，直到生命的最后。
少年中国之少年
赵世炎走到生命终点时26岁，正是花样年华。
1926年，赵世炎留给李季达一件羊皮袍子，李季达告诉妻子：这袍子是世炎同志给的，他要到南方工作，南方天热用不着。”赵世炎被派往上海，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
一年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上海陷入白色恐怖。第一个传来的噩耗，是陈延年。赵世炎想了很多办法来营救陈延年，为此他甚至拒绝了中央要求他撤到武汉的命令。
因为陈延年貌不惊人，行为低调，他的身份一开始没有被认出。中共地下组织通过济难会的关系，计划用800大洋将他赎出。狱中的陈延年写信给父亲陈独秀的好友汪孟邹。汪孟邹得知陈延年入狱自然心急如焚，找到胡适帮忙。胡适不明内情，只想到吴稚晖颇有影响力，于是转托吴稚晖营救陈延年。谁知吴稚晖痛恨陈独秀，又因为陈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主张，吴稚晖亦恨之入骨。报纸上发表了吴稚晖致杨虎的贺电：“老陈没有什么用，小陈才最可怕；捉到了小陈，天下就从此太平了。”7月4日，陈延年壮烈牺牲。
和陈延年同时被捕的还有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韩步先，但他选择了立刻叛变，表示愿意协助抓捕施英，“施英”是赵世炎的笔名。
陈延年牺牲前两天，7月2日，也有一场雨，瓢泼大雨，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志安坊109号，根据韩步先的供词，敌人按图索骥找到了赵世炎的住处。
当时，家中有赵世炎的岳母夏娘娘，她被围困在楼上，无法出去通风报信。透过玻璃窗，她看到巷口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赵世炎。怎么办？夏娘娘忽然想起两人曾经约定，以窗台上的花盆作为“警号”。她立刻乘人不备，把花盆推了下去，这是赵世炎的最后机会——雨实在太大了，连花盆落地的声音都被掩盖了——赵世炎走进家门，立即被捕。
他坚持否认自己是“施英”，还给自己编了一个名字叫“夏仁章”，湖北人，来上海避难做生意。但搜捕赵家的人说，在他家里搜出四万银元（经费），饭桌上摆的却是前一天的剩饭，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商人。不过，因为赵世炎机智，在几次审讯后，连主审人员也开始怀疑，莫非真的抓错了人？
他们找来韩步先，叛徒指认，这就是赵世炎。身份被识破，赵世炎索性在法庭上公开辩论。他首先指出，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并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又指出只有国共合作，中国才能有未来。最后一次审讯时，因为他说得太快，审讯人员居然来不及记录，赵世炎自索纸笔，奋笔疾书，留下了8张纸的蝇头小楷。
监狱之外，无数人正在营救赵世炎。许多工人提出愿意以自己坐牢牺牲来换取赵世炎的性命。王若飞曾准备组织在沪宁线上截击火车救人，他和赵世炎是在法国共患难的同志，是一起奋斗、一起燃烧过青春的伙伴。
如何处理赵世炎？杨虎（淞沪警备司令）、陈群（政治部主任）、潘宜之（政治部秘书长）等人意见不一。一开始，他们确实如王若飞计划的那样，打算把赵世炎送到南京审判，陈群建议把“供词”制成铜版加以印行公布，证明确实捉到了重要首领。但杨虎最终决定，避免夜长梦多，尽快处决赵世炎，王若飞的营救计划落空了。
1927年7月19日清晨，上海枫林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这是赵世炎所能看到的最后一个日出。杨虎对赵世炎采取了和处决陈延年同样残忍的方式——刀砍。赵世炎忽然高高跃起，高喊“共产党万岁”，第一刀砍在了他的腰上，刽子手慌乱不已，扑上去连砍几刀，烈士的头颅被砍下。
在赵世炎牺牲7个月后，夏之栩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赵世炎的遗腹子。周恩来给这个孩子起名赵施格——希望这孩子继承父亲施英的品格。
赵施格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他总是说：如果1927年7月2日那天没有下那么大的雨，父亲是不是就能看到我的出生。2012年，当《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播出时，84岁的赵施格一遍又一遍地看这部电视剧。
（作者系作家、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