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方宣
被写入《资本论》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皇皇巨著,这本书传入中国后,人们发现,书中一共提到了680多位世界名人,而王茂荫是该书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
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第83个注释中,这样提到王茂荫:
清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者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马克思在这段并不长的注释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在发行纸币与纸币的兑现上,王茂荫的主张是极有见地的,与马克思的思想观点完全一致。二是王茂荫提出的改革货币主张十分正确,马克思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受清朝政府申斥的王茂荫的同情。
王茂荫能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是因为他的货币改革主张深得马克思认同,这当然是王茂荫的荣耀。然而,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作为清朝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的王茂荫,是如何进入远在欧洲德国的马克思视野的?这得益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
作为传教士、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任职期间曾多次向沙俄政府提供中国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同时,他的著述和翻译作品也很多,如《从北京经满洲到海兰泡的旅行记》《乌苏里地区历史概要》《早期佛教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等。王茂荫当时是清朝的货币理论家、经济学家,巴拉第在中国期间时有耳闻。
咸丰元年(1851),王茂荫为筹措军费,曾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咸丰三年(1853)又上《论行大钱折》,对户部尚书爱新觉罗·肃顺等人提出的通货膨胀政策予以反击。咸丰四年(1854),再上《再议钞法折》,主张原来的“不兑现纸币”改为“兑换纸币”,结果触怒了咸丰皇帝,被调离户部。
王茂荫这些被朝廷否定的奏折,却被巴拉第收录在咸丰七年(1857)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咸丰八年(1858),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翻译成德文并出版。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德文版,才注意到王茂荫这个人及其对货币的深刻认识,并将这些写进了《资本论》。
但是《资本论》进入中国翻译成中文后,人们一开始并不知道王茂荫,因为“王茂荫”的中文翻译经历了一波三折:陈启修是第一个全卷翻译《资本论》的中国人,在陈启修之前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蔡尔康、朱执信也都曾提到过《资本论》。1920年,费觉天还部分翻译过《资本论》,但是这些中国翻译者都没有注意到“王茂荫”这个名字。
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时,才遇到“王茂荫”这个难题: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陈启修译成“万卯寅”。当时,日本社会思想家高畠(音tián)素之在日文译本中将之翻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陈启修对“万卯寅”这个名字很不满意,但也不认同高畠素之的翻译,便在下面写了一条说明:“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且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直到1936年,学者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条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据此,郭沫若认定“万卯寅”应该就是“王茂荫”,并提笔改之,王茂荫”这个名字才真正出现在《资本论》中。
苦读入仕
王茂荫生于安徽歙县一个偏僻的徽商之家,少年时虽然天资聪颖,但入仕之路并不顺利。道光十年(1830),王茂荫已经32岁,报考进士却多年未中,以为仕途无望,打算弃儒从贾,于是由家乡来到北京通州,接管父亲创办的“森盛茶庄”。对于读了大半辈子书、一直想要求得功名的书生来说,完全弃儒从商并不是那么易于接受的。也许是难以接受生意买卖,也许是父亲劝他重新再考,在“森盛茶庄”待了不久的王茂荫再次回到书斋苦读,重新备考。这一考又考了两年,终于在道光十二年(1832)中进士,不久被授予户部主事,升任员外郎,次年到京城任职。
此后20年,王茂荫在官场业绩平平,只是在父丧、母丧守孝期间作《歙邑利弊各事宜》和将歙县志书所载自唐代以来共计八千余名孝贞节烈妇女详细汇总。这期间,他还热衷于给朝廷上书,内容有关于时局的,也有关于军事的。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一些上书很是赏识,提拔他为太常寺卿,不久升为太仆寺卿。
接着,王茂荫又向咸丰皇帝呈上《条议钞法折》,建议实行币制改革,发行由银号出资替国家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以解决财政困难。这项奏折虽然未被采纳,却开启了王茂荫一生事业的起点——货币改革家。可能这一条《条议钞法折》给咸丰皇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咸丰三年开始,王茂荫被授予户部右侍郎一职,兼管钱法堂事务。
为了应对清廷的财政危机,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反对铸造成百上千的大额钱币,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铸造大钱必然导致物价上涨。户部上奏皇帝,准备实行新的纸币,咸丰皇帝令左都御史花沙纳与王茂荫商讨此事,呈上简单的执行方案,并且要附上钞票版式。
其实,“铸大钱”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意思,把钱铸造得大一点就可以叫“大钱”。“铸大钱”和“铸小钱”几乎可以说是古代经济学的术语,后者指把钱做得更轻,但面值不变,前者则是把钱做得略重,但面值大幅增大。本来自嘉庆皇帝以来,清朝的经济格局便是“银贵钱贱”,“铸大钱”必然导致钱相比于以往更“贱”。这一点从当时的货币政策也能看出端倪。在康雍乾时期,一两白银抵钱千文,而当时随“铸大钱”一同发行的“宝钞”,则明晃晃地标明“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文”。
到了这时,懂财政的王茂荫看不下去了。
先进的货币观
作为货币改革家,他非常清楚这个行为将造成怎样的后果:朝廷发行的“宝钞”纸币是没有储备金作为基础的,这样会引发经济崩溃。
继《条议钞法折》后,王茂荫又接连上呈《论行大钱折》和《再议钞法折》,谏言咸丰皇帝的货币政策:“今至上年议行钞法以来,初用银票,虽未畅行,亦未滋累。至腊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于是兵丁之领钞者,难于易钱市物;商贾之用钞者,难于易银置货。费力周折,为累颇多。”
他的意见很清楚,清廷推行的经济制度已经让民间经济陷入崩溃,虽然国库确实因此而充盈,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竭泽而渔,而且没有补救手段。其实,王茂荫早已猜到,他的主张虽有利于大局,却不太可能被咸丰皇帝接受。怎么办?他深知“国计民生政事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他最终还是斗胆数次向皇帝提出自己的货币改革主张,这与朝廷搜刮民财的方针是针锋相对的。为了“无累于民”和“有益于国”,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总结起来归纳为4条:一是允许钱钞兑换现钱;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三是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四是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
在王茂荫所处的时代,他的经济思想和货币改革理论算是非常先进的,因为当时西方的货币理论和制度还没有传入中国,所以,他的货币主张被后人认为是在中国传统货币理论基础上,结合当时特定经济状况形成的,这也是王茂荫能够登上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原因。可惜的是,这4点货币政策在咸丰皇帝看来都是没有用的,他认为王茂荫的主张是在贵民而贱官,根本没有考虑国事。
事实上,历代以来,“铸大钱”事件时有发生,只要补救措施得当,完全可以保持经济稳定。比如,东汉末年太师董卓“铸小钱”敛财,造成民不聊生的恶果。曹操把持朝政以后,试图推行粮本位来恢复经济,这期间,南方的刘备与孙权都曾试图“铸大钱”来充盈军费,但只有刘备因稳定物价获得成功。孙权推行的“大泉当千”不但少有人用,甚至在东吴境内还出土了大量刘备所铸的“直百五铢”。可见,推行“铸大钱”等货币政策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政策来扶持。
咸丰皇帝根本听不进王茂荫温和的货币改革主张,一怒之下把他从户部调去兵部,让他吃苦头。之后,咸丰朝的货币改革失败,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而王茂荫的货币改革主张被巴拉第收录到《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中,结果被马克思看到,写入《资本论》。
告老还乡
在京为官30年,晚年的王茂荫一个人幽居在北京歙县会馆中。他的儿子王铭诏、王铭慎在回忆父亲时写道,父亲“自奉俭约,粗衣粝食处之晏如”。他省钱不是为了自用,也不是为了留给下一代,王茂荫平生笃于师谊,常常把省下来的钱用于资助他人,比如他幼时的业师王子香先生家道中落,王茂荫就常常亲切地鼓励先生的儿子,每逢岁末还会寄钱资助王家。亲族中的孤苦者,他也会按时帮扶,每年如此,岁以为常。如果有亲友向他借钱,他一定会竭力相助。但凡涉及慈善的活动,他都“欣然乐为”,比如乡间募捐修缮祠宇、通道路、修堤、造桥等事,他全都尽力参与。这些作为与王茂荫保留在宗族乡亲中的记忆是一致的。
但另一方面,因为为人性情太过耿直,同僚们对王茂荫的口碑并不好,当时户部军机大臣在所呈奏的对王茂荫的审议结论中,也指责他是“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咸丰皇帝下令查办王茂荫,他因此生了一场大病,直到咸丰八年才痊愈。但他的耿直个性并未因此而收敛,同年,他再次奏请咸丰皇帝,将魏源的《海国图志》50卷本刊刻重印,以便使人“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沉湎于酒色的咸丰皇帝对此毫无兴趣,王茂荫的奏折如泥牛入海。王茂荫心灰意冷,垂垂老矣的他感到朝廷已非久留之地,是年十二月,他给弟弟写信,决定告老还乡。
3年后的咸丰十一年(1861),王茂荫移居至北京东城玉清观,除受聘主讲潞河书院外,还潜心整理誊抄自己的部分奏稿,并作《家训和遗言》。也是这一年,同治皇帝登基,他认为王茂荫生性耿直,便让他病愈后等待任命。
同治元年(1862),王茂荫上书同治皇帝,陈述政事:“我观测天象,勤恳治国。议政王责任重大,应该专心理政,制定理政纲领,谏官应该多包容。”同治皇帝称赞王茂荫“直言敢谏,志虑忠纯”,重新起用他,并授予左副都御史一职,王茂荫奉命与兵部尚书爱清恪仁一起查办山西事件,却因随从官员受贿、扭曲事实,使王茂荫名誉受损。同年七月,他补工部右侍郎,很快又调任吏部右侍郎,直到同治三年(1864)。
同治三年,王茂荫的继母在江西吴城去世,他依制奉讳返乡守孝。途径淮阴时,过去的学生吴棠送来五百两银子,以谢举荐之恩。王茂荫未予接受,坦然地说:“举荐你那是公事公办,不应该和私事混杂在一起。”
王茂荫由吴城扶继母灵柩返回老家安徽歙县杞梓里村。进村来到老家屋基,只看到一片野草疯长、野花缤纷的废墟,家族老亲早已四散凋零,远走他乡。亲友告诉他,当年他家那片漂亮的老宅院早就毁于战火。
王茂荫安葬继母后,在歙县义成村买下一处老宅院:三间厅堂,右侧住房三间楼屋,大门置于左廊,中厅后有倒厅,前后都有天井与院落。他请匠人将隔扇、门窗改装成京派风格,开有较大的花格窗扇,并嵌以漂亮的有色玻璃,中厅楼板下贴装万字纹竹编花席。他非常满意这处宅院,给厅堂起了个满意的名字:“敦仁堂”——这三个字还是朝中重臣李鸿章所书。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