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 硕
千百年来，关于老子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后的行踪始终众说纷纭。通过传世文献与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残卷，可以考证出他的西行路线是：远徂流沙，翻越葱岭，南下天竺，遍历印度半岛诸国，是古代中国与印度通过南、北两条“丝绸之路”进行交互往来的历史缩影。当然，这或许只是一家之言。
出函谷关
随着周王室日渐衰微，礼崩乐坏，大小诸侯之间反复攻杀，民不聊生。三代以降，古之圣贤皆秉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原则。老子目睹中原大地生灵涂炭，决计离开洛阳，骑着青牛一路向西，来到秦国函谷关前。
守备函谷关的关令名叫尹喜，平素就热衷八卦排演。早在老子到来的半年以前，他就曾登楼观星，遥望东方有紫气飘然西来，心知必有得道真人要路过函谷，遂斋戒焚香以待；后世“紫气东来”之说即滥觞于此。
次年仲夏七月十二日，果然出现了一位“皓首聃耳”的老者，他骑着青牛缓缓来至关前。尹喜大喜过望，上前稽首参拜：“圣人来矣。”经过一段时日的传道授业，老子告知尹喜，自己此番打算暂别中土，经由函谷关向西，远赴异域布道。后者闻听此言，依依难舍，恳请恩师留下墨迹，一方面作为留念，另一方面供自己参悟精研。老子见他一片赤诚，挥毫写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合计上下两篇，洋洋洒洒五千字，这便是传诵千百年的经典《道德经》，亦称《道德五千字》。尹喜大受感召，叩请随侍左右，追随老子“俱游流沙”，踏上漫漫征程。
过西域，入中亚
老子携尹喜等人离开函谷关后，一路向西行进，穿越万里沙海，前往西域诸国，途径“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城市——于阗国都毗摩城。
于阗古国，梵语音译为瞿萨旦那，地理范围大致在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县及其周边。该国素与中原交往密切，于阗王久闻老子盛名，亲率公卿、百姓出城前往南渠之山迎接，还命人在山上建造精舍供老子留宿。于阗王曾向老子请教：“何为道法？”答曰：“吾所行因机教化，尽入法门。”简而言之，老子认为教义道法并非一成不变的刻板教条，而应该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大道皆源于此。
老子与于阗君臣、百姓交流时使用的并非中原话语，而是当地语言，也无需翻译辅助。据南宋谢守灏搜集、编纂的《混元圣纪》所载：老子乃至圣之师，故“通玄究微，应诸天诸地。异域方言以至异类音声，莫不洞解。”在今天看来，老子应该是拥有过人的语言学习天赋，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当地语言。
一行人在于阗稍作盘桓后，再次启程，仅留部分弟子在这里继续传播教化。这批人在于阗国被称为东土徙居之民。同时，于阗还建有一座毗摩寺，乃是“老子化胡之所”。
离开于阗后，老子的队伍向西翻越葱岭，沿费尔干纳谷地继续前进，抵达中亚喀布尔河流域的罽（音jì）宾国（今阿富汗喀布尔周边），暂时栖身于皮山洞窟之中。某日，罽宾王引军前往郊外狩猎，忽见异象，遂命手下寻找圣人。
罽宾王访得老子，问是何人，从何处来。老子从容对答：吾乃修道之人，从中土至此。罽宾王“声教不闻”，不知“道”为何物，上前求教。老子只讲了四个字：“大道弥隆”，即道法传播历史悠久，兴盛之势极天际地。闻听此言，国王起初将信将疑，但在老子几次显示圣迹后，声言“宜奉焉”，决心皈依，大建道场。于是，道教逐渐在罽宾传播开来。
国王的七位王子得知老子隐居在郊外洞窟中，也带领侍从前往拜会。他们见到老子后，虔诚谦逊地请教：我等都生长在边境蛮荒之地，听闻您自中土而来，特来乞求安身立命的道法。老子告诫几位王子，唯有“宜修三顺六微之要”，才能对内保全自己，对外和谐共处。自此，罽宾王时常带领几位王子和一众大臣前来聆听老子讲经布道，有时甚至“举国就会”，连听七日仍意犹未尽。道法在罽宾盛行后，老子辞别罽宾王，再次启程，南下天竺各邦传教。
巡礼五天竺
老子到达天竺之时，正值印度历史上的“列国时代”，与老子生活的东周春秋时期颇为类似。当时的印度尚未形成大一统王朝，而是分裂为大小几十个邦国，其中有十六国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为“十六大国”或“十六列国”。老子从西北方进入天竺，游历印度北部、中部的犍陀罗、乌苌、北拘萨罗和加夷诸国，最终抵达东部强国摩揭陀。在《太上混元老子史略》《老子八十一化图》《老君历世应化图说》中，记述了老子在印度的故事，当然，其中不乏对老子的神化。
譬如，北天竺有一国名唤“条足”，国王原本信奉外道（其它宗教），对老子一行前来传教不以为然。条足国境内横亘一座大山，名为太山，阻断河道以致水患，百姓饱受凄苦。外道之人奉国王之命移山，此山微动。老子见状，决定趁此机会教化条足子民，便命尹喜前去稳固太山，以致外道移山失败。条足王转而求助真人。只见老子亲自用九节杖一拨，太山就像土块一样被轻松挪走了。国王目睹道法，急令群臣、百姓连续七天七夜修斋供养。从此以降，条足举国上下“一心向道”，永为弟子”。
又如，中天竺有加夷国，乃十六大国之一。初时国力甚强，无奈国主穷兵黩武且嗜杀成性，当地百姓劝老子不要面君，早早离去才好。老子毅然前往宫廷觐见，规劝国主止杀。国主见到老子不畏强权前来规劝，果然动了杀机，欲将一行人谋害。危急关头，老子再显圣迹，“左手把日，右手把月，藏于头中”，天地瞬间一片漆黑，加夷举国大惊失色。国主连忙忏悔赔罪，誓言放下屠刀，永不再造杀孽。类似事例在老子南下印度半岛布道的过程中不胜枚举。
老子一行游历五天竺的路线是：自函谷关西行，经过西域，翻越葱岭，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亚腹地，继而南下进入南亚次大陆，属于古代中国与印度交流的“北线”。而实际上，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交往还存在一条“南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即“南丝路”。
早在商周时期，我国西南云贵川地区的先民就已跨越横断山脉，前往南亚次大陆以及东南亚等地进行贸易，今天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印度洋北部的贝币能作为证明。先秦战国时期，越来越多印度、缅甸等地的客商进入我国西南地区；“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与“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齐名的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
“南方丝绸之路”
囿于地理条件与政治因素所限，“南丝路”显然没有“北丝路”著名，仅有南方的巴、蜀、滇等国以及楚国的部分地区经此道与天竺进行经济、文化往来。按照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提法，老子乃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那么，老子是否了解“南丝路”？他为何不选择走“南线”进入天竺呢？
从主观条件上分析，老子对“南丝路”并不知情。尽管楚国曾有人经此道前往天竺，但老子的桑梓原本并非楚地。《史记》所谓楚国“苦县”原本并非楚国固有疆域，而是后来才并入楚国的。在春秋时期，苦县本属陈国，“孔子穷乎陈蔡之间”即指此地，它的大致范围在今河南周口的鹿邑县。直到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陈国被楚惠王所灭，方才并入楚国。彼时，老子早已在周天子处供职，他知晓“南丝路”的可能性很低。
从客观条件上看，纵使有人将“南丝路”告知老子，他也不太可能自洛阳南下。究其原因在于，一代雄主楚昭王薨逝后，其子楚惠王继位，开启了征伐、统一南方诸国的序幕，相继对吴、越、巴开战，灭亡了陈、蔡等国。旷日持久的战争，错综复杂的政局，一度影响了“南丝路”的稳定，也让这条西南通道逐渐消失在中原人们的记忆中，直至西汉。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之际，见到此地有蜀布、邛杖，便问当地人从何得来。答曰：“从东南身（音juān）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亦有人听闻“邛西可两千里，有身毒国”。这里的“蜀”“邛”均属四川，而“身毒”则是“天竺”的另一种译法。可见，“南丝路”至此重新得到朝廷重视。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物质文化往来沿着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同时展开，碰撞出了许多璀璨的火花，最著名者莫过于“白马驮经”“十八星宿”与“犍陀罗艺术”。
东汉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王遵等十三人（一说十八人）沿着“丝绸之路”西行，抵达印度贵霜王朝。他们邀请两位来自中天竺的沙门——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东游中土”，还专程带了“释迦立像”，连同经卷一起还朝。由于此行长路漫漫，又需携带经籍、佛像，如果单凭人力背负经卷，无疑会影响行进速度。于是，蔡愔在当地专门购买了一匹白马，用于驮经。
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取经团队回到洛阳。汉明帝命宫廷画师绘制佛像悬挂在清凉台、显节陵，经书则交付兰台石室（皇家档案馆）庋藏。为感谢迦摄摩腾、竺法兰万里东来，朝廷特赐“白马寺”为他们的居所，允许佛教信仰在民间传播，“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谱写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随着佛经流传各地，翻译活动亦随之展开。在此过程中，有识之士发现古代汉语与天竺梵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是重文字形象而轻声音，后者则属于重声音而轻形象。这种现象逐渐引起学界重视，逐步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音韵学。
在佛教典籍传播的同时，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佛造像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犍陀罗的佛造像风格兼具古希腊与古印度两大文明特色，形成了融汇东西文化的特殊艺术形象，影响力很大。我国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就带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特征。这座位于山西大同的石窟位列“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即公元5世纪左右。彼时曾有来自印度笈多王朝的僧侣参与设计兴修。
当然，中印之间的交往是双向的。譬如在天文领域，中国就对古印度产生过影响。关于全天二十八宿的划分方法，中国、古印度、古埃及以及波斯等文明古国都有自身特点，其中印度、中国的分法最为相近。两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对每个星宿都进行了命名，且命名之间存在一定渊源。有学者指出：“二十八宿系于中国，在周初时代或其前所设定，而于春秋中叶以后自中国传出，经由中亚细亚，传于印度，更传入波斯、阿拉伯方面者焉。”
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的挖掘也证明了二十八宿体系起源于中国的事实。在该墓葬出土的漆箱盖上绘有彩色天文图，居中位置的篆书“斗”字为北斗，四周书写着二十八星宿的名称。由于曾侯乙墓的下葬时间至迟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初，印证了二十八宿是由我国传入印度的主张。
中国与印度之间绵延数千年的交互往来，在宗教、语言以及艺术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老子前往印度布道之行，无疑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缩影。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