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君立
早在先秦时代，茶叶就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对中国历史来说，茶叶的兴起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生活。汉代以来的“盐铁”官营制度，在唐宋之后很快便由“盐茶”专卖取代。
作为中原独有的物产，茶叶一跃成为国家战略物资，使中原王朝得以羁縻边远民族。通过以茶易马，即所谓“茶马互市”贸易，中原得到了自古以来极其紧缺的马匹。对于强调华夷之别的中原王朝来说，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
唐代以前，中原常以丝绸从游牧民族那里换取马匹，后来，茶叶逐渐替代了丝绸。到了明代，茶马互市成为一项重要的国策，“羁縻戎心，充实边厩”。《明史·茶课》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犹密。”
以茶易马
在中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上，“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齐名。宋朝时“关陕尽失，无法交易”，茶马互市的主要市场后来转移到大西南，贯通滇、川、藏的“茶马古道”开始兴起，催生了西南地区的跨地区、跨民族贸易，明代以后达到鼎盛。因为路途遥远，崎岖难行，只能靠人或骡马驮运，茶叶一般都被压制成紧密的方砖形或圆饼形。
茶马古道主流线路经由云南、四川到西藏，最远延伸到印度。因为地处高海拔区域，道路艰险，茶叶多以马帮驮运。这期间，云南普洱因茶而声名远播。古代云南茶叶初时没有固定名称，曾名“普茶”。明末清初，因云南茶叶运销集散地在普洱，故名普洱茶。其实普洱为哈尼族语，意为“水湾寨”。
贸易必然伴随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是汉传佛教的传播线路，又被称为“北传佛教”。而茶马古道使“藏传佛教”从印度引入西藏，也让“南传佛教”进入缅甸及东南亚。
明代君臣视“茶马互市”为“军国要务”。弘治年间的著名学者郎瑛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
当时的户部尚书梁材在写给皇帝的《议茶马事宜疏》中也称：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止，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
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洪武初年，明代政府设茶马司于边境各州城，“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汤显祖有诗云：“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
明代茶马互市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陕商的兴起。洪武时，有“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之说。汉中茶即陕茶，一般也称“汉茶”。在明代以及清初，陕商一直执西北茶叶买卖之牛耳。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茶盐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第市法有禁，而西北在茶，东南在盐，茶禁通于西北之虏，而多产于东南，故其法久而可守。”
严厉的榷茶
明代政府继承了宋代的“榷茶”“引税”制度，两制并用。所谓“榷”，就是独木桥的意思，榷茶也就是茶叶专卖。为了控制茶马贸易，政府在产茶区设置茶课司，统一收购茶叶；在边疆设立茶马司，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有官方委派的商人贩茶，必须持有“茶引”。
所谓“茶引”或“茶由”，就是明代颁发的茶叶贩运许可证。茶商要获得“茶引”，就需要向朝廷缴纳税款，即“纳钱请引”。早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当时朱元璋刚起事不久，在制定盐法之前，就先制定了茶法，规定“三十而税一”。后来，《大明律》进一步明确茶叶由国家专卖，没有茶引的茶为非法的私茶，将受到严厉打击。而“伪造茶引”更是罪加一等，违者直接处死，并籍没家产。贩卖无引茶叶者，惩罚同于贩私盐，犯者一般杖刑一百，徒刑三年。
洪武三十年（1397），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以都尉之职，“数遣私人赐茶出境，所至骚扰，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朱元璋知道后大怒，将欧阳伦赐死，周保等尽皆伏诛。由此可见当时对茶叶管制之严厉。
当时，不仅严禁茶叶自由买卖，还禁止民间囤积茶叶。百姓家中储存的茶叶不能超过一个月的使用量，多余的则要交付官卖。茶户若有私下贩卖的行为，将罚没其茶园入官。
朱元璋曾说：“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明代政府实行专卖的货物包括食盐和茶叶，但在某种程度上，对茶叶的控制比食盐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是因内外之别，盐对内专卖，茶对外专卖。对于贩私茶者的惩罚确实比贩私盐要重得多，“私茶出境者斩”，边境守将也是死罪。
为了禁绝私茶，朝廷还定期分派“行人”（官职名）往隘口巡视，有时还加派官军巡察。在茶引的基础上，明代政府还向购买茶叶的僧俗民众颁发“金牌信符”，凭引、凭符卖茶，对茶叶的控制可谓严密。
从洪武五年（1372）开始，明代政府在各关口设置茶马司，将川、陕各产茶区的茶叶运来，用茶与“西番”诸部或“番商”交换马匹。洪武三十年，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巡禁私茶之出境者”。
茶马司长官虽然只是九品官，但权限却非常大。朱元璋为禁私茶，“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边境，“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纷繁。到明景泰年间，才取消了“行人”这个茶叶特派员职位，改为差遣御史去陕西巡茶。
大明初兴的洪武、永乐年间，茶马贸易曾经盛极一时。“洪武中，川陕皆置茶马司，收巴茶易马，颇获其利”，同时“茶法通行，而无阻滞之惠，番马茂盛，岁至万余之多”。明廷垄断茶马贸易以后，操纵茶马比价，“将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亦有不可胜用者矣”。
顾炎武有诗云：“骏骨来蕃种，名荼出富阳。年年天马至，岁岁酪奴忙。蹴地秋云白，临垆早酎香。和戎真利国，烽火罢边防。”
招商中茶
面对藩属小国，明朝廷居宗主国地位，势力强大。朱元璋就明言：“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因此，茶马政策一方面故意提高茶叶价格，另一方面则大大压低马价，由此造成了茶马比价的严重失衡。
洪武年间，官方对茶马交易的定价为：上马兑换茶叶120斤，中马70斤，小马驹50斤。至弘治三年（1490）招商中茶时，定例每100斤茶叶易上马一匹，80斤易中马一匹。其后，大臣杨一清整顿茶马事务，每岁用茶五六十万斤，易马万匹，每匹马价平均折合茶叶五六十斤。
弘治十七年（1504），督理陕西马政的杨一清给皇帝算了一笔账：在交易中，每匹马仅需87斤茶叶，折算成白银为1.74两，净利6.04两，利润率达347%。
依靠茶马剪刀差，明代政府一度获利颇丰。但这种不公平的交易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最终导致茶马贸易迅速衰落，造成大批茶叶积压。洪熙元年（1425），官仓中的茶叶大量过剩，朝廷不得不将大批积茶折算成俸禄，分发给官员。甚至有一段时期，因边茶积久腐烂，“如近日监察御史刘希龙所奏，烧毁者三茶司共二千万二千余斤”。千万斤茶叶辛辛苦苦种植、采摘，再运送到边疆，最后付之一炬。
官茶太贵，必然会有便宜的私茶，杨一清《茶马疏》中说：“茶禁愈严，则茶利愈厚。利之所在，趋者澜倒。”宣德以后，明代吏治日益腐败，私茶盛行。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洪武、永乐年间，兴贩私茶者处死，所以当时私贩者很少，包藏裹挟的茶叶不过十斤以内而已，“行则狼顾鼠探，畏人讦捕……岂如今之贩者，横行恣肆，略不知惮，沿边镇店，积聚如丘，外境夷方，载行如蚁”。
茶马贸易由官方专营，所有的运营成本必然也由官方承担。茶马古道艰险难行，辗转数千里，全依靠脚夫和骡马驮运，茶叶运输费用高昂。明代后期，财政捉襟见肘，很快就负担不起，茶马贸易不断萎缩。官茶停运，私茶便迅速进入，填补市场空白。景泰、成化以后，官府对非法贩卖私茶的活动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明代政府来说，最明智的选择是，既然无法禁止，只好选择有条件地允许私茶合法化。弘治三年（1490），御史李鸾便提出建议，“请于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招商中茶，每引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引，官取其十之四，余者始令货卖”。也就是说，茶商一次可以贩运30引，即3000斤的茶叶，其中1200斤交给官方，其余可以自由贩卖。
在杨一清等人的推动下，明廷借鉴“食盐开中法”，开放茶禁，传统的茶叶官营改为招商中茶。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招商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为了杜绝假茶，官府将茶叶分上、中两种品级，把茶商的名号烙印在茶叶包装上，算是历史上首创。
自此以后，茶马贸易正式从官营改为民营，再度繁荣起来。在通往边疆地区的交通线上，“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的康县，则是这条“北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到明代中期，汉中和四川种茶面积大增。四川保宁等府，每年运送到西北地区西宁、河州、洮州三大茶马司的茶叶高达百万斤，易马上万匹。
茶之甘苦
唐代王敷在《茶酒论》中说：“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茶之初，皆采自野生；及饮茶之风气渐渐推广，需求渐多，始有人工种植。到后来，人工种植的茶叶基本取代了野生茶叶。
明初，朝廷为了垄断茶马互市，将四川和陕南茶叶产区的农民统一编为“茶户”。茶户不用承担其它徭役，专门从事茶叶的种植采摘工作，并完成政府规定的上缴任务。按照洪武五年制定的标准，每个茶户需要缴纳茶课“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征茶二两”。没有户主的茶园，则令人种植管理。
按照政府规定，茶农不许私自卖茶，否则就要没收茶园。杨名颷《劝桑行》诗中说：“拔茶只为桑无税，户外催科人不扰。”
正德年间，韩邦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愤于镇守太监王堂等人强征富春江的渔产和富阳一带的茶叶，写了一首《富春谣》：
富春江之鱼，富阳山之茶。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昊天何不仁，此地一何辜。
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
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
呜呼！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川陕因地利之便而成为茶马贸易的茶叶来源地，但就茶叶品质来说，汉中茶味甘，反不如味苦的湖茶更受边境地区各族人民欢迎。而且从价格、产量来看，湖茶产量多而又价格低，因而成为私茶的主要来源。
随着招商中茶法的施行，茶商竞相赴湖南买茶。至万历初年，湖茶已成为茶马贸易的主要茶叶来源，近年市马之茶，取办于湖南，而川陕所产，谓之余茶”。垄断边茶的陕商将湖茶二次发酵，甚至制成了著名的泾阳茯茶。
考察明代茶马互市，应当肯定其巩固边疆安宁的历史意义，有利于内地与边疆走向融合。尤其是，茶马政策本身也能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明初沿袭两宋茶法，对茶叶实行直接专卖；后来允许商人参与，变成间接专卖；明代中后期，又从间接专卖转向茶商专卖，茶叶贸易基本走向市场化。
明代茶马互市也为清代商帮的全面兴起埋下伏笔。实际上，中国传统商帮多因茶叶而发家。明清之际，陕商一直执西北茶叶买卖之牛耳；清代取消茶马互市，陕商仍然垄断着四川边茶。晋商主要将茶叶贩往西域和俄罗斯；徽商则依靠水运之便，主要经营华北和东北市场。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