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谷小水
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字执信，笔名有蛰伸、县解、前进、民意、无名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就其短暂的一生取得的事功而言，无论是身体力行参与武装斗争、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还是阐发革命理论、从事革命宣传，朱执信均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反清革命的健将
1885年10月，朱执信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的一户书香之家。父亲朱启连推崇康熙年间的山东学者赵执信，于是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字执信。
朱氏夫妇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在他们的指导下，朱执信在传统学术上奠定了较深的根基，而且自小培养了爱国主义情愫。甲午战争爆发后，年仅9岁的朱执信向父亲探问交战情形，获悉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不禁失声痛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入京津。朱执信虽身处岭南，但究心时局。《辛丑条约》签订后，他极为悲愤，深感“覆亡之祸，迫在眉睫”，力挽狂澜之根本在于推翻清廷。在此背景下，朱执信大量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籍，并亲自镌刻了一枚“南都沦后第四乙酉生”印章，寄寓反清之志。
1902年，朱执信进入教忠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课余时间，朱执信与古应芬等人组织了“群智社”，以研讨新学为宗旨，大量研读国内外新式书报，思想面貌焕然一新。1904年，朱执信以第一名的佳绩考取广东省官费赴日留学资格，与胡汉民、古应芬等人联袂东渡，入东京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第二期学习。次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返回日本，朱执信、胡汉民、胡毅生等粤籍法政生慕名拜访，洽谈之下极为拜服，自此奉孙中山为革命导师。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执信即时加入，并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
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壮大，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分歧演化为交锋，双方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发生了激烈的论战。1906年上半年，朱执信以蛰伸、县解等笔名连续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论革命之谬》等重要文章，以改良派为论争对象，揭破保皇立宪之谬误，力证反清革命之必然。
其中，《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3号刊载时改为《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思想主张，还大段摘译了《共产党宣言》。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朱执信以博学多闻、识见超群、行文酣畅、论证严密等特质，在革命党人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第一流的革命理论家和宣传家。
1906年，朱执信以优等成绩自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旋即返回国内，受聘于广东高等学堂和广东法政学堂，一边教书，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广东高等学堂和广东法政学堂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众多归国留学生在此任教。朱执信主讲《应用经济学》《中国财政史》等课程，授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颇受学生欢迎。
朱执信非常重视学生群体，时常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朱执信等人的影响下，青年学生“热心国事”，革命思想日趋强烈。任职两校之余，朱执信头顶长辫，身披长衫，以旧派人物的装扮作掩护，往返奔走于南海、番禺、顺德等地，广泛联络革命志士，策动会党，“运动革命甚力”。
1910年初，朱执信因宣传革命被广东高等学堂解职，转而任教于两广方言学堂。这期间，他继续利用教习身份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多位学生受其影响加入同盟会。当时的同事张次溪回忆称，学生们“平日熟闻民族民权之说，执信又力为鼓励，故学生之加入同盟会甚多，皆执信为之介也”。
随着革命形势的成熟，孙中山决定再度在广州发动起义。1911年1月，黄兴、赵声在香港成立起义领导机构统筹部。朱执信奉命与胡毅生负责联络番禺、南海等地的民军，响应起义。同时，朱执信与邹鲁、马育航等人创办报刊，批评时政，制造舆论。
1911年4月27日，在经过认真筹备后，黄花岗起义发动。朱执信身先士卒，跟随黄兴攻入两广总督署衙。在《朱执信别纪》中，胡汉民细致描绘了他奋勇争先的场景：二十九日，执信见诸人陆续出发，军械等亦分别分配，时执信犹服接衫。接衫者，当时风尚，以上衣而连下裳者也。众目而笑曰：若御此衫，奈何能陷阵？”执信曰：“是何难！”立截去其下裳。又曰：“余不娴于枪击，畀我炸弹二可矣。”遂行。由小东营转战趋至督署，见鏖战方烈，林广尘（时爽）已卧血泊中。执信既掷二炸弹，俯视同志中之战死者，犹持手枪不释，乃取之，与克强及何克夫冲入督署，欲擒伪督张鸣岐，张已从屋上遁……时清军已群集，克强力抗之，执信欲迎击，捩枪机，子弹已罄……
血战未果，朱执信避居香港。抵港后，他设法传告家人：“我决意为革命牺牲，家人但视我为已死即可。现在不能筹钱养家，只可妻及女托于外家，将弟妹托于舅父家。”
黄花岗起义虽以失败告终，“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正是由于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屡败屡战，才有了武昌起义的摧枯拉朽、一战功成。
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广泛策动民军，配合革命党人会攻广州，并负责接洽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反正。1911年11月，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香港，李准改旗易帜，广州和平光复。
不避艰险，继续革命
广东光复后，朱执信协助胡汉民组织政府，出任广东军政府（后改都督府）总参议。履任期间，他殚精竭虑，席不暇暖，主持裁编民军，治理地方财政，参与改革省议会，剿平各地盗匪，为广东地区的政权建设和社会秩序的恢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对于朱执信在政权建设中的劳绩，胡汉民感同身受，他说：余及执信在都署，以事繁故，每日常只一二小时睡眠，有数夕则并不解衣，即就楼上假寐少顷，仍继续治事……执信则须继续镇压民军，使不致有越轨之行动，又须集中军队，加以训练，以为北伐之准备。万务鞅掌，劳可知矣。”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革命党人意见纷纭。朱执信旗帜鲜明，赞同孙中山“非去袁不可”的主张，力主武装讨袁，并愿身任其事。6月，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广东都督之职，以陈炯明接任。令下后，朱执信向陈炯明建议：此次讨袁，必先简选革命劲旅；或由其深入粤军，宣传讨袁大义与革命理论，以坚将士讨袁之心。但陈炯明意存观望，拒绝接纳。知事不可为，朱执信与胡汉民离穗赴港。
7月，奉孙中山之命，朱执信与胡汉民返回广东，继续敦促陈炯明反袁。在各方的力促下，陈炯明宣告广东独立。随后，袁世凯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和巡防营统领龙济光率部入粤。8月，陈炯明退走香港，龙济光部占领广州。9月，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朱执信等革命党人。因国内无法立足，朱执信等人逃往日本暂避。
为激励革命精神，提振讨袁士气，革命党人于1914年5月在日本创办《民国》杂志，朱执信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他先后发表《未来之价值与前进之人》《无内乱之牺牲》《生存之价值》《革命与心理》等重要文章，从不同角度揭露军阀政治的反动本质，指出中国的前途系于唤醒民众，必须捍卫民主共和。
1914年7月，在汲取二次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因对入党程序有疑议，朱执信拒绝加入，不久即急速返回广东，独力从事讨伐龙济光的斗争。为了推翻龙济光在广东的高压统治，朱执信不避艰险，奔走联络各地的绿林豪杰。为躲避防军的围捕，有时一夕数迁，居无定所，住地“不是田中的茅寮，便是山中的岩穴，或甚露宿于长林丰草之中”。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广东的讨龙运动蓬勃发展。
1915年11月，应孙中山邀请，朱执信前往日本会商讨龙军事。抵日后，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廖仲恺介绍，朱执信加入中华革命党，并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广东军司令长官。奉命后，朱执信随即赶往澳门，组建秘密机关，全面领导广东地区的反袁讨龙工作。
护国战争爆发后，广东的讨龙形势大变，朱执信等人先后领导发动多起武装起义。1916年4月，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龙济光为求自保宣布广东独立，脱离北洋政府。朱执信代表民军与其商谈议和条件，但龙济光出尔反尔，毫无诚意。6月，朱执信与陆荣廷、李烈钧兵分三路合围广州，龙济光的“济军”溃散。10月，龙济光残部逃往海南岛，历时三年之久的讨龙斗争以胜利告终。
革命理论家和宣传家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2月1日，美国以德国开展无限制潜艇战危及其国家利益为由，宣布与德国断交，并筹划宣战事宜。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奉命游说中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藉此进一步扩大其对华影响力。9日，北洋政府受美方促动，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与德绝交乃至宣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此背景下，朱执信秉承孙中山命意，急撰长文《中国存亡问题》，论证追求一己之私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侵略主义；中国参战，无论胜败，都存在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所谓中国加入协约国，借机亲近美国，“以图公道之援助”，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帝国主义国家皆为一丘之貉。
期待战胜后“收列席讲和之利益”，同样是国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战胜者分配利益，以各国利害为衡，非以一时感情所能动”，“弱国而图依附强国以佳兵，即令得胜列席议和，犹是听人宰割”。对中国而言，“可以避现时之厄，且可以为永久不败之基”的上上之策，莫过于“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避帝国主义战争而远之。
张勋复辟被推翻后，重新执政的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护法战争爆发。朱执信追随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主持秘书处工作，负责处理中枢事务，兼顾军事联络。但此时的孙中山既无有力的组织，亦无强大的军队，更没有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几乎是赤手空拳周旋于各实力派之间，其结果只能是为实力派所制。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之职，离粤赴沪，朱执信随同前往，协助从事理论撰述。
1918年8月，为响应“五四”新思潮，孙中山创办《建设》杂志，朱执信负责主要的编辑任务。在承担繁重的编务工作的同时，朱执信充分发挥自己视野宏阔、思维敏捷、博学多闻的优长，笔耕不辍，连续在该刊撰文20余篇。他臧否人物，议论时政，接引新思潮，阐发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家和宣传家的风范尽显无遗。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朱执信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也越出原有的框格，讨论的问题更趋广泛，且迭有新解。譬如，他认为，“社会的改造，从破除独占做起。自然生产要素里头，土地的独占性是最大”，所以，平均地权是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为“社会主义实行之第一步”。此外，对于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诸多议题，如实业发展、铁路建设、外资利用、农业改良、财政改革以及钱币发行等，朱执信均撰文逐一论及。
特别是，在苏俄社会的映照以及五四运动的启发下，作为独立力量初登中国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也被朱执信关注，成为其重视的对象。他敏锐地洞察到工人阶级所蕴蓄的革命力量，指出“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
针对中国劳动阶级“所受的痛苦、压迫比别的国民也要加多几倍”的苦况，朱执信提出，应当采取措施，改善劳动者的生存境况，保障所有人的劳动权和生存权，打破剥削工人的旧分配制度。“要把我们所主张的生产分配方法来换了旧日的生产分配方法，才可以算是我们革命成功。”这样的识见，明显超出了同时期的其他国民党理论家。
虎门遇难，身殉共和
1916年龙济光被驱逐后，广东处于桂系军阀的控制之下，粤省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驱逐桂系、“粤人治粤”的呼声日渐强烈。1920年前后，在南北矛盾有所缓和的背景下，广东内部的冲突走向激化。广东军政府首脑岑春煊与桂系私心自用，同驻粤滇军发生内讧，伍廷芳和大部分国会议员相继离粤。从军政府离散出来的各方力量与孙中山再度结合，形成了反桂大联盟。
当时，驻扎闽南漳州、龙岩一带的粤军陈炯明部兵强马壮，军容鼎盛，是孙中山与国民党唯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然而陈炯明虽被外界视作革命阵营的得力干将，但他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关系并不融洽。1919年以后，孙中山多次发出援闽粤军应抓住时机回师讨桂之明令，陈炯明始终虚与委蛇，拒不应命，令前者颇有指挥失灵之感。
1920年4月，为促使陈炯明返粤，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赴闽，与福建督军李厚基商谈援闽粤军问题。但李厚基出尔反尔，交涉未有结果。7月，朱执信、廖仲恺复为孙中山所遣，驰赴漳州，力促陈炯明兴师讨桂。陈炯明一意保全实力，态度暧昧。朱执信极为痛愤，函告孙中山：竞存（陈炯明）处力量费尽，疲玩如故，此际感情已伤，留亦无益。”
8月11日，桂系军阀莫荣新借直皖战争之机，下达攻闽动员令，表面上配合直系清剿皖系残余，实则志在消灭援闽粤军。在桂系已磨刀霍霍、步步紧逼的情形下，陈炯明别无选择，被迫在漳州举行誓师大会，兵分三路回师讨桂，粤桂战争正式爆发。
粤军誓师后，朱执信奉命驻港，主持讨桂工作。粤桂相持之际，朱执信被孙中山任命为讨贼军总指挥，负责策动广东各地军队起事，以分桂系兵力。为促动虎门肇军和虎门炮台独立，朱执信偕同吴礼和深入虎门，积极开展活动，最终于9月16日成功促使炮台守军宣布独立。
9月21日，虎门降军与民军发生冲突，局面失控。朱执信赶赴现场调解，不幸在变乱中被乱枪击中，壮烈牺牲。对于朱执信殉难情形，上海《民国日报》通过采访“共事某君”报道甚详：
二十一日早，突有邓钧其人统率民军百余人，到太平附近缴去邱渭南所部枪械数十杆，于是彼此激战多时。迨至下午二时许，先生（朱执信）遂派员往各该军司令部调和数次，均无结果，而皆以请先生到各该司令部面商为词……旋偕何君仲达先到邓钧司令部约三十分钟，令邓部所缴之枪宜即交回邱部，以免自相残杀。邓亦遵命交回。欲启程前往邱部，而外间枪声大作，各人纷纷逃避。先生以走避不及，不幸为流弹所中，旋即毙命。其同行之何仲达君在旁幸免。闻朱君濒死时，仍声声以救国救粤为念。
噩耗传至上海，孙中山痛惜不已，长叹道：“执信是革命中的圣人。”24日，孙中山又在电报中说：“闻报之下，痛惋难言，虽尽歼桂贼不足以偿也。”此后，孙中山多次谈及朱执信殉难所造成的损失，称他是“最好的同志”“中国有数之人才”，并谓“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使“我党失此长城”。
1921年1月16日，朱执信遗体归葬广州驷马岗。孙中山亲自执绋，极为哀痛。23日，广东各界在省议会召开公祭朱执信等先烈大会，孙中山特派马君武参加，并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等军政府总裁联名致祭。祭文略谓：“呜呼！执信而至是耶，一柱颓毁，万夫咨嗟。”
10月10日，由廖仲恺等人发起筹款的广州执信学校开学，以清泉路（现应元路）的应元书院旧址为校址，朱执信夫人杨道仪女士为首任校长。孙中山先生亲临致词，对朱执信的一生进行了高度概括：“执信先生为革命实行家，又为文学家……先生不论何役战争，皆曾参与，且必躬冒矢石，不避艰险。先生复邃文学，著作等身，无一不非惊人之论。先生不止为文武兼备之革命实行家，论其一生行为，算是中国之明星。”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