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秋水
清代作者蓝鼎元有一种非常典型的看法：“天下之治在风俗，风俗之正在齐家。齐家之道，当自妇人始。”古代女性的空间在内闱，传统的说法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正是对其品行的基本规范。明初，成祖仁孝文皇后为天下女子们定了标准，她在《内训》中说：“农勤于耕，士勤于学，女勤于工。”农民种地，读书人学习，女人则要勤俭持家，都要各安其分。
在自给自足、井然有序的古代社会中，女性完成其劳动分工，日常要“治丝织麻，以供衣服”，特殊时期则要准备家中祭祀事宜。相比男性可以科考做官、参与地方慈善、从事商业活动，女性唯一能广为人知的公共角色是成为一名“节妇”，被予以褒奖，成为地方上的一种公共荣誉。古代女眷平常没有机会外出，大部分妇女只有以节庆或宗教的借口，才能暂时逃避现实生活中的性别角色，满足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
元宵观灯
元宵节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是古代女性展示自我的一个特殊舞台。元宵节可说是传统中国最具活力的节日，在寒冷而漫长的夜晚，打破宵禁，灯月辉映，全民出游。“唐玄宗于上阳宫建灯楼，高一百五十尺，悬以珠玉，微风将至，锵然成韵。”光影、声色缠绕，是张扬想象力的绝佳时机。
宋代商业发达，市民生活丰富，“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灯节如此盛大，“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坠珥，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盛会过后，有人专门去寻拾女子们失落在街头的首饰。
自明代永乐始，从正月十一开始，官员们有十天元宵节假期。清代时，灯会亦持续五日。《宛署杂记》中记载了明代京师地区元宵节的繁盛景况：“元宵游灯市。每年正月初十起、十六日止，结灯者各持所有，货于东安门外迤北大街，名曰灯市。灯之名不一，价有至千金者。是时四方商贾辐辏，技艺毕陈，珠石奇巧，罗绮毕具，一切夷夏古今异物毕至。观者冠盖相属，男妇交错，近市楼屋赁价一时腾踊，非有力者率不可得。十四日试灯，十五日正灯，十六日署灯。”
灯市看灯，更是看人。明末白话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里收集了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五岁小童在灯市被坏人拐走，靠着自己的聪明机敏逃过一劫，还得到了皇帝的夸奖。在故事开头，作者引了一首词，下阙是：
东来西往谁家女？买玉梅争戴，缓步香风度。北观南顾，见画烛影里，神仙无数，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归去。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
女子既看人，亦被人看。她左顾右盼，看到的是神仙一样的人物，同时她也被游客打量，以致生出要离开的心思。宋代词人周邦彦写过一首《解语花·上元》，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上阕云：
风销绛蜡，露浥红莲，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
莲花灯下，素衣纤腰，分外雅致曼妙。这自然是男性眼中的女子，目光中夹杂着旖旎的想象。
元宵节为女性带来了欢愉，女性和外部得以连接，个人空间拓展到家庭和亲族之外的世界。
“走百病”与清明踏青
明清时期，元宵节当日或次日，女性有“走百病”的习俗，也叫“走百媚儿”。明代一位地理学家王士性提到：都人好游，妇女尤甚。每岁，元旦则拜节。十六过桥走百病，灯光彻夜。”
万历时期的宛平县知县沈榜记述得更详尽，他在《宛署杂记》里说：“走桥摸丁，祛百病。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人持一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度厄之意。或云终岁令无百病，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摸中者，以为吉兆。”
平常少有机会外出的妇女，在元宵节可以自在出游。她们结伴过桥，祈求延寿、祛除疾病，也为求得子嗣。元宵灯市也是消除身份差异、泯灭贵贱雅俗的场域。“大街市上，但见香尘不断，游人如蚁，花炮哄雷，灯光杂彩，萧鼓声喧，十分热闹。”
以男性为本位的古代社会主流观念，对在公共空间盛装打扮、招摇过市的妇女们自然有不满之意。所谓延寿祛病或是借口，摆脱家庭羁绊和伦理禁忌得以出游总是令人心怡。事实上，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府也试图革除此种“弊俗”。然而，这种习俗的活力让禁令成为废文，总是在短暂的沉寂后再度复燃。
小说《醒梦骈言》如是描写苏州清明节的景观：“苏州风俗，到了这日，合城妇女一家家都来去踏青，那些少年子弟也成群结队观看。有赞这个头儿梳得好，有羡那个脚儿缠得小，人山人海，最是热闹。”明人伍袁萃则痛批此种习俗：“每遇春月，妇女艳妆冶容，什五成群，遨游山水，而浙之天竺、法相，吴之虎丘、观音诸山寺中，履相错也……少年无赖子聚而观之，又肩相摩也。”
朝山进香
在许多地方，“走百病”的妇女也会去庙里上香。嘉靖年间《福清县志续略》记述：“通城女人朝同拜佛、谒庙，夜共看灯过桥，簪青麦而回。男子避道，犯礼者罪之，游行五夜而罢。”明清时期，女性逢节日去寺观烧香拜佛，也是少数可以接触外界的机会之一。
在北方，最著名的进香地是泰山。按谢肇淛的说法，香客从四方慕名而来，每年供奉的香火钱“不下六万”。香客大多是妇女，甚至有江南女性不避远途到泰山顶的碧霞宫进香。女性们甚至表现出了超强的组织能力。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八、六十九回中，两个道婆组织了八十名女性到泰山顶的娘娘庙进香，骑驴坐轿，行程达二百多里。有趣的是，两个组织者颇有营销天分，她们以某某高官的家眷也会参加作为噱头，吸引更多团员参加，事实上只不过和官员勉强能扯上点关系。
汉学家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里曾写过一个案子。他笔下的狄仁杰是位地道的儒学君子，最恨假僧徒们蝇营狗苟。“铜钟案”里，一家寺庙原本破落，自从五年前一帮年轻僧人来了以后，开始兴旺起来。据说寺里的观音很是灵验，许多长年未生子的人家都有了后代。果然不出狄公所料，原来，僧人们利用机关，进入求子妇女夜宿的香阁。他派去的风尘女子偷偷地在和尚的脑门上抹了朱砂，于是真相大白，二十名犯案的僧人被愤怒的百姓活活打死。
大规模、远距离的朝山进香活动在明清时十分兴盛。每年六月十九观音生日这天，地无分南北，妇女们纷纷涌向居住地周边的寺庙朝拜观音，这位非常中国化的菩萨是妇女们的庇护神，保佑她们平安、生子，下世可以投胎为男身。
明人记载普陀山的观音庙，“是夜多比丘尼燃顶、燃臂、燃指，俗家闺秀亦有效之者”。虽然炙热难忍，“惟朗诵经文，以不楚不痛不皱眉为信心为功德”。那些娇滴滴的大家闺秀，此刻却试图通过这种肉体上的疼痛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明代中元节盂兰佛事也极为盛大，据李日华记载，杭州中元节“士女倾城，夜泛湖中，大小船无不受雇”，至天亮方休，简直是一种彻夜的欢愉。
宗教中的精神寄托
古代男性对妇女们谒庙进香的行为态度复杂。一方面，如果家眷们好佛，他们不得不在道义和钱财上给予支持，就连帝王们也不例外。唐高宗为母亲修建了大慈恩寺，明清的几位皇帝也都以太后的名义修复有名或无名的寺庙。另一方面，普通的男子们对于妇女离开家庭去朝拜上香忧心忡忡，认为她们可能被坏人拐骗，或者失去贞洁，道德沦丧——就像佛教传入之前，妇女们去春游踏青的危险一样。
一份十八世纪地方大员的文告，描述了妇女外出进香的危险：或兜轿游山，或灯夕走月，甚至寺庙游观，烧香做会，跪听讲经，僧房道院，谈笑自如……僧道款待，恶少围绕本夫亲属，恬不为怪。深为风俗之玷。”这位官员对江南地区的这种风俗进行了直接的打击：“出示庵观，有听从少年妇女入寺庙者，地方官即将僧道枷示庙前，仍拘夫男惩处。”
顾颉刚先生认为，古代的庙观就相当于女子们的公园，到庙观烧香祀神，就如同出外散心。在几乎完全被公共空间排除在外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家庭，古代妇女们需要一些喘息的空间，以化解死亡、病痛的打击，当然也需要来自同道者的精神支持。
男子们自小精研儒学，十年寒窗，等待有一天货与帝王，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会空间。除了“上班”处理政事之外，尚有许多时间用来交际，和同人饮酒赋诗。妇女们守在家里，面对的是不断的家庭纷争及照顾舅姑和儿女的责任。即便是贵家大族，作为一个主妇仍然要“主中馈”，掌管家中膳食、祭祀等事。过早的生育使她们迅速地衰老，三十岁时已经在丈夫眼里失去了女性的娇媚。在家事的空暇，她们的精神生活便很大地寄寓在宗教上。
古代妇女们在家中茹素和诵经，这些虔修随时随地可以施行。在家庭生活和妻子责任的重压之余，她们可以暂时逃避生活的压力，保持心境的平和。心灵手巧的女子，则在自己的绣品上一针一线绣出佛菩萨的形象。
那些寡居的妇人，或者根本不曾和丈夫生活却坚持守节的女子，唯有依靠长期的吃斋念佛，方能度过漫长孤独的一生。宗教给了她们日常生活中的慰籍，也给了她们关于来世的念想——终有一天可以证成道身，跳出轮回，至少也可以获得一次好的投胎机会。
清代杭州商人之妻吴藻富有才情，“尝写《饮酒读骚》小影，作男子装，自填南北调乐府，极感淋漓之致”。丈夫早死，她寡居钱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面对巨大的精神痛苦，妇女们把自己埋首于佛经，偶尔的放纵便是前往或近或远的寺庙进香，走出壅蔽的家门，观赏沿途景致，祈求神灵的保佑。在香烟缭绕中，在喃喃祝语里，她们宣泄、释放内心的怅惘和痛苦，以达致心灵的平衡和超脱。
另外，有的贵族妇女把尼姑请到家中宣讲佛经故事，和自己的女性亲戚们一道听讲。和尼姑的交往，本身也是一种家庭之外的交际行为，她们从这种关系中排解苦闷，甚至引以为家庭纷争中的有力外援。尽管这些僧尼大都贪婪无道，完全把自己的信仰当做牟利工具。
古代女性公共空间的拓展，是在节日或宗教的名义之下进行的。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迥异于传统文人程式化的仕女呈现，也与道学家严苛的性别分工和道德说教格格不入，其背后是女性争取自由空间的渴望，也意味着她们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
（作者系作家、制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