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珺（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主任，第十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强国”。中共广东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突出“制造业当家”，在新的高度挺起广东现代化建设的产业“脊梁”。当前，与全国工业发展一样，广东正处在结构调整、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加快推进制造强省建设，成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工业支撑广东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78—2021年间，广东省GDP总量从185.9亿元增至12.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达11.9%；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1%升至10.9%，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市之首。
放到全国和全球的视野下看，1978年，广东省人均GDP只有37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的385元还少15元，只相当于全球人均GDP（2004美元）的11.8%。到2021年，广东人均GDP达到1.52万美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2%和全球平均水平23.6%。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达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地区水平。
为什么广东GDP能持续40多年稳定增长？这与工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分不开的。之所以是工业，而不是农业和服务业，主要有五个原因：
一是与其他行业相比，工业产业链长，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大。
二是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其它行业。这是由工业生产标准化，标准化带来规模化，进而使单位成本大幅下降所决定的。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农业，以及客户个性化需求明显的服务业，都不容易标准化生产，因而其生产率增长往往不如工业快。工业还能通过边干边学，促进知识生产，而知识又能传播到其它产业部门，包括农业与服务业等，因此，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往往也以工业发展为基础。人们常提到的“农业工业化”，就是工业技术设备和工业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
三是工业制品的出口带动作用更强。1950年代以来，受发达经济体需求结构和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不如工业品快，因而主要出口工业品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往往更高。
四是工业能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信贷体系进步、技术知识向其它部门外溢，工业生产方式促进人们密切交往、思想交流与新理念的产生，进而推动城市化发展。
五是工业作为专业化生产的载体，能不断融入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技术元素和知识含量。十多年来，工业发达经济体对制造业流失的反思，重振制造业的战略、法案与政策应对，提醒后来者：制造业是经济变局中最有韧性、承载创新活动最有效的重要平台。广东作为33年来GDP全国第一的经济大省，靠的主要是制造业的支撑。广东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从1980年的5%到2008年的13.2%。2010年后，广东工业率先进入结构转型期，这个占比小幅回落，但始终保持全国第一。
广东的精气神
广东工业发展历程中，最亮丽的是具有广东特色的工业发展模式——以开放开启的市场化工业发展模式。1980年代以来，不断扩大的开放政策促进了三波境外资本流入。
第一波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1978年7月，东莞虎门镇太平手袋厂作为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正式成立，同年八九月，顺德大进制衣厂和中山纸箱厂相继开业。随后，“三来一补”在珠三角地区遍地开花，形成了港澳接单、内地加工的“前店后厂”模式。尽管这类业务在技术含量和资金规模等方面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高大上”，但它对于解决发展资金不足、市场渠道闭塞和经营视野局限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90年代初期，除了“多种纤维协定（FMA）”规定的香港作为产地所承担的纺织品配额没有转移外，其余92%左右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都已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当这一轮产业转移接近尾声时，快速跟进的台商成了第二波境外资金流入的重要力量。
1987年12月，台湾地区开始实施《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当时，许多有实力的台商先在香港设立分公司，了解大陆各省市的政策、经济、人文和营商环境。珠三角作为离香港最近、与港澳经济合作发展最密切，且走在开放前列的地区，成为台商流入最多的地区。
台商加工生产主要聚焦在电子信息产品及零部件行业，这类产品深嵌全球产业链，因此，吸引台商越多的企业，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占比越大、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程度越深。当时，东莞的台商就是如此。1990年代后期，东莞流行一句话：“东莞塞车十分钟，全球电脑价格就会上涨。”这反映了台商聚集带动了东莞电脑生产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广东迎来第三波外资流入热潮。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型制造商和服务商纷纷入驻。2002—2008年间，来自工业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快于港澳台等地的资本流入增长。这是广东发挥低成本优势，不断提升“世界工厂”地位，通过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前来设立制造中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到2008年，广东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7.3%，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占比最高的年份。
在境外直接投资流入持续增加的同时，国内市场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新款式、多品种的工业品需求也日益增长，但国内供给难以有效满足。虽然在“市场换技术”政策下，小部分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内销，但这不仅满足不了国内市场需求，反而刺激了这种需求。
这种市场环境极大激发了那些了解内外产品和市场信息的农民，或是通过边干边学，积累了市场资源和开厂经验的打工者。由此，一大批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这一事实解释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外资企业进入越多的地区，民营企业更有活力，国企及乡镇企业推进改革的力度也更大的原因。
1980年代兴起的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通过模仿和改良打开市场的。比如，当时某市一家从事家具贸易的企业订购了一批意大利沙发，在运输途中个别沙发出现破损。该企业找来技术员试图修复，拆开一看，发现技术简单，自己也能做。于是，这家企业从采购意大利沙发产品，变成订购意大利皮革，再自行生产加工，进而大幅提高收益率。远看是洋货，近看是广货”，就是对这个时期广东工业制品的形象概括。
当然，模仿也是有选择的，这取决于企业的技术能力与资本积累实力。发展初期主要选择技术门槛较低、资本使用较少、劳动力使用较多，但市场空间较大的加工行业。随着资本积累与技术能力提高，在可进入的生产领域选择不断扩展的同时，也从模仿向改良乃至创新等环节深化。
这集中体现在40多年来广东工业制品发生的四轮变化上：1980年代，逐步形成以“珠江水、广东粮、粤家电、岭南装”等轻纺产业为主的发展优势；1990年代，制造以彩色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新四大件”为代表的耐用品；21世纪头十年，生产电脑、空调、手机、电子信息设备等；21世纪第二个十年，转向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适应时代的新产品。
可见，具有标志性的广东工业制品差不多十年左右就会更换一次。这样高的更换频率，无疑反映了广东工业追赶发达工业国家、跟上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的“两步合成一步走”的精气神，而这样的精气神也是广东GDP持续位居全国之首的基本支撑。
转型期的探索
在广东主要工业制品的四轮更替中，前三轮与第四轮之间存在着差异。前三轮主要是通过引进技术设备和中间品，生产最终产品，从而替代最终产品进口，但没有沿着某一类最终产品的生产链条，向技术设备更复杂的中上游领域深化。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是上游制造比下游所需技术更复杂、劳动力专业技能要求更高、技术设备投资更多，投资回收期更长，因而进入上游要比下游扩展更困难。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下，与其自己进入上游制造，不如通过购买或引进，满足对上游技术设备的供给。
二是下游制造存在追赶空间。在衣、食等仍是我国主要消费品的温饱阶段，轿车已普遍进入西方发达国家家庭，这中间存在消费品种的落差。盯住今天工业发达国家消费品生产的主要产业，对我国消费市场明天的供给具有重要标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广东追赶的市场定位是相对明确的。
三是下游产品快速迭代带来的市场机遇。30多年来，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标志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突飞猛进，极大加快了下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比如，仅用十几年时间，只有单一功能的手机就转变为集照相、娱乐、通信和社交于一体的、具有高市场普及率的智能手机。要跟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步伐，也需要不断拓展下游产品的生产。
第四轮则不同。这是因为，自全球金融危机后，广东工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国际看，先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外部市场的需求订单大幅减少，加工贸易受到极大冲击。随后，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涨，导致广东的低成本竞争力减弱。接下来，自2018年3月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进口品征收的关税率从过去的3%提升到25%，还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发起无端制裁，以及限制出口到中国的关键零部件等。这些连续发生的外部事件对广东出口加工生产带来了极大挑战。
从国内看，首先是珠三角地区的土地与劳动力等成本持续上涨，不断挤压企业收益，使接单加工的中小企业感受到日益强烈的生存压力。二是2010年以来，广东快速进入汽车和智能手机大众化消费阶段，虽然其时广东人均GDP水平与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仍有距离，但从产品消费看，与大多数工业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缩小了，最终产品的追赶空间收窄了。三是经过30多年的追赶型增长，该引进的差不多都引进了，想引进的关键性核心技术难以获得。四是国内耐用与非耐用工业制品等中下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加剧，这类“广货”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下降。1996—2016年间，广东生产的电冰箱和彩电占全国生产总量的份额，分别从29.1%和53.5%，降至23.1%和46.4%。面对这种变化，以引进上游技术设备，生产下游产品的前三轮模式已不可持续。广东工业转型势在必行。
十年来，广东在往哪转、如何转等问题上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在往哪转的问题上，广东借鉴工业发达国家“脱实向虚”的教训，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把工业作为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坚持制造业发展不动摇，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如部署实施“六大工程”，高起点培育发展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深入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破解“缺芯少核”问题。2021年，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增加值占全省GDP的1/3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从2016年的22.5%，提升到2020年的30.2%。
在如何转的问题上，广东坚持发展与转型相互兼顾的原则，选择“小步快走”的发展路径。在创新发展中常常会遇到这道选择题：究竟是从增大基础研究投入入手，还是从应用研究入手。广东选择后者，从解决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出发，牵住企业作为创新成果供给和需求主体这个牛鼻子，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难点和痛点，加快科研成果在企业的应用。
当越来越多企业对创新成果的应用需求增大时，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的重要性就会相应提高，这样一来，提高基础性研究占研发支出总额的比重就会“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就是从应用研究到基础研究、从企业到全社会创新协同的“广东路径”。
深圳在创新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四个90%”（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提供了经验性支持。广东基础研究投入占整个研发投入的比重，已从2017年的4.6%提升到2021年的7.1%。
走向制造强省
近年来，广东从制造大省走向制造强省已经有了良好开端，但转型之路仍任重道远。现阶段广东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尚未达到一半以上，这意味着高新技术制造业还没有成为主导力量，传统产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空间仍然广阔，工业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效率指标有待提高。
解决之道就是适应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推动制造业发展与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与定制化深度融合，这包括三类：
第一类是新工艺、新产品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数字技术、低碳制造、清洁能源和医药健康等。这是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而生的，也是未来全球工业竞争力的制高点。
第二类是产品不变，原材料和工艺流程等发生变化的原有产业。如技术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以及机器人广泛应用等传统产业，它们需不断适应高品质生活的需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过时的产业，只有过时的技术”。目前，诸多中小企业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应用导向，锚定细分市场，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注重产品深耕，通过专精特新提高自身竞争力。
第三类是中上游的技术装备制造业。如以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为主要构件的高端制造装备和智能制造设备等。要指出的是，许多人看到广东在工业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效率指标上，与江苏、浙江等存在差距。如2021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附加值率为22%，而江苏和浙江分别是35%和31%；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接近30万元/人，相当于江苏和浙江的60%和85%。我认为，这其中至少有工业形态差别的原因。受发展路径影响，广东工业在产业链中处在下游的偏多，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中上游偏少。这是向上游拓展的潜力，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更具有紧迫性。
明确技术变革方向后，激励全社会加大投入是不可缺少的。今天的投入决定明天的工业规模、技术水平、市场竞争力。近两年来，广东制造业投资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但也要看到，受当前制造业收益率不高的影响，特别是在创新发展阶段中，企业面临着诸如市场、技术和经济环境等的不确定性，民间资本流向制造业的还不多。
在这种条件下，需要政府更多地介入工业创新活动与创新过程，不将创新活动看作企业自己的事。换句话说，广东工业转型不仅需要服务型政府，更需要投资型政府，即以财政的杠杆性投资激励和撬动全社会资金向创新型工业领域流动。在全球化时代的创新经济体中，发达工业国家无不是通过制定战略、增大投入、加强扶持来激励工业创新，以抢占和争夺全球创新和新产业中的领导地位。因此，现在广东在营造政府有效激励工业创新的发展机制与环境上先走一步，对于加快制造强省建设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