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心异（第五届深圳市政协委员、第六届深圳市人大代表）
近年，一批代表“中国制造”水平的中国品牌崛起于世界，它们在全球各个产业细分市场攻城拔寨，演绎中国速度、中国质量，也成为“中国制造”国际化之路的先行者。在这些品牌中，有五家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广东制造业发展史上颇具代表性，它们的奋斗史，就是广东制造业崛起过程的缩影。回顾它们的成长故事，能为广东制造业未来发展提供更多思考的线索和方向。这五家企业就是华为、比亚迪、大疆、格力、美的。
出租屋里诞生华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跨国科技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及重要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从1987年成立至今，华为与全球运营商一起建设了1500张网络，服务170个国家，覆盖30亿人。
华为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并发展壮大的高科技公司的典型代表。深圳的改革开放，用一句话说就是：“先有蛇口，后有深圳特区。”这是深圳的源头。
华为的源头也在蛇口。1987年10月，任正非与另外两人集资2.1万元创办华为，注册为集体企业，主要业务是作为香港康力公司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经营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相关工程承包咨询。
华为诞生于深圳是偶然的吗？笔者认为，任正非、华为与深圳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事后看来，华为在深圳成功创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先看看天时。其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提升了经济自由度，尤其是允许私人办企业。1980年代中期，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已大获成功，政府将改革重心转移到城市上来。虽然全国范围内允许个人经营办企业是1988年才推出的重大改革，但在引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圳，实际上于1987年就已开了口子，所以才会有华为以“集体企业”来注册公司。
其二，深圳当时刚开始进行第一次产业转型升级，从贸易转向工业，华为顺应了这一战略调整。在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后的数年里，政府主要忙于进行基本建设以及确保基本物资供应，直到1985年，深圳开始大力发展工业和制造业，并出台许多政策支持工业发展。1987年创业的华为生逢其时。
其三，深圳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将重心选择在科技工业尤其是电子工业上，并下决心成为中国第三个电子工业中心。而华为选择的行业刚好是电子工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通信设备产业，华为的创业与深圳的发展大势正相吻合。
从地利看，可以说华为很幸运地诞生在深圳。其一，1980年代的深圳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最好的创业之城。由于深圳特区是当时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试点、一个最先给予国民经济自主空间的地方，所以全国具有创业和创富欲望的人蜂拥而至。许多公司创立，其中少数活到今天，更少的成长为大公司，华为是其中之一。从根本上说，华为和其它一些优秀公司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锋地的逻辑结果。
深圳的创业环境，除了国家给予的一些特殊探索政策外，更主要有以下特点：1.从一开始就向香港学习，奉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政府尽可能不干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2.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发展的机会。3.特别重视科技发展，这给了华为很好的创业环境。
其二，华为创业所在地南油开发区，又紧邻深圳当时最为开放的前沿——蛇口。
其三，深圳具有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
从人和角度看，主要是任正非身上潜在的企业家精神被激发。1963年，任正非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合并为重庆大学），毕业后就业于建筑工程单位。1974年应征入伍成为基建工程兵，参与辽阳化纤总厂工程的建设任务，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1983年，随国家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正非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创办华为时，44岁的他正处在人生中最困厄的时期。但出身贫寒和曾经当兵的经历让他特别能吃苦。小时候他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十四五岁长身体时，全家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最困难时，全家九口人只能合用一条棉被，可谓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担任基建工程兵时，他经常吃粗糙的干粮，睡在草地上的土坯房里，冬天最低气温达零下28度。
任正非的全国视野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他在部队时就因为有发明而获得参加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机会。随后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作为代表参加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场大会让一直在基层工作的他开阔了眼界。
天时、地利、人和兼备，1987年底，华为在蛇口南油新村的出租屋里诞生。
从代销到自主研发
在华为初创期，有两个抉择很关键：一是进入通信设备行业；二是下决心自主研发。
华为无意中切入的电信设备市场，事后证明是一个发展迅猛、技术迭代迅速且容量颇大的市场。这个选择是华为日后崛起为千亿美元级跨国公司的关键之一。至于为何选择这个行业，任正非后来说这完全是“无知者无畏”的结果。他多次提及跟爱立信CEO的一次对话：“爱立信CEO曾经问我过一次：‘这么差的条件下，你怎么敢迈门槛这么高的产业？’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产业门槛很高，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以后，我就退不出去了，退出去我一分钱都没有了，两万多块钱都花光了，退出去我就只有做乞丐了。’”
这是一个怎样的行业？一般而言，电信行业分为电信基础网络、电信基础服务、通信设备制造三个部分。三者间有紧密逻辑关系，互相深刻影响。华为进入的是通信设备制造领域，这一产业的发展取决于电信基础网络和电信基础服务的发展。
从全球背景看，1980年代，全球电信体制市场化改革使电信行业大发展，也促进了电信设备制造产业的繁荣，如阿尔卡特、爱立信、西门子等电信设备制造巨头迅速崛起。进入1990年代，全球技术大爆炸，IP技术、互联网、运营商私有化以及竞争的引入彻底改变了电信产业。在华为进入通信设备行业时，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已相继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
而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发现自己在电信行业远远落后了。中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电信是重要的基础设施，于是从1979年开始，国务院就持续推动邮电管理体制改革。其后20年，电信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极大促进了通信业的繁荣发展。到2000年，全国拥有固定电话装机1.71亿部，局用交换机2.05亿门；手机拥有量1.4亿部，GSM数字蜂窝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2.19亿门。
电信业的高速增长为通信设备制造业提供了巨大机遇。不过，在创办之初的几年，任正非对于要做什么并没有清晰思路。一开始，华为主要靠代销电话交换机，赚取价差获利，这跟深圳最初的其他创业者并无二致。
经过两三年发展，华为积累了一些资金。任正非意识到，单纯代理或仿制别人的产品，只会让民族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差，市场越来越混乱，最终导致整个行业被外商垄断和控制，要改变现状，就要发展与外商相抗衡的民族品牌，提高产品质量和性价比。思考一段时间后，他决定不再代理程控交换机，而是要自主研发生产先进的程控交换机。这在当时是颇为冒险的决定，因为彼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即便是国企也没有信心打破垄断，华为的实力远不如国企，想要研发成功非常困难。任正非最终统一了合伙人的意见，1991年9月，华为租下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正式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这标志着华为走上“进口替代”的自主开发路线。
为了拥有技术，任正非跟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签订合作协议，这位教授派了一位25岁的博士生为华为做开发——他就是日后主持华为几代程控交换机设计与开发、成长为元老级资深常务副总裁的郑宝用。1989年，郑宝用加入华为，任总工程师。
刚开始的自主研发只是散件组装和简单模仿，没有技术，没有积累，没有人才，只能“照着葫芦画瓢”。华为的第一款产品BH01单位用交换机，就是先购买散件再自行组装的；具有自主研发性质的产品BH03也基本上是模仿别人的。“这不仅是华为创业初期技术水平的真实写照，也是华为自主研发之路的蹒跚学步期。”
1991年底，BH03通过测试后，“华为全体员工在新仓库里开了个别开生面的餐会，庆祝华为在夹缝中顺利生存下来。当时任正非提出了一个宏大设想，他希望华为能‘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合伙人劝任正非要切合实际，一步步往前走，他没有听进去，而是更加豪气地说：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份’。此言一出，在座的人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1992年，任正非到华中理工大学寻求合作，最后觅到一名留校毕业生郭平。任正非聘他为技术骨干，负责交换机研制。郑宝用与郭平联合开发了对华为来说具有跨时代意义的HJD48产品，之后又推出HJD-04500系列。华为逐渐摆脱了小作坊的名号，组建起自己的设计和营销团队，生产自主品牌的交换机。也正是这一年，华为总产值突破1亿元人民币。尝到人才所带来的研发价值后，自1992年开始，华为就在名牌大学设立奖学金，大手笔招揽理工科人才。
政府助力，华为闯关
自1992年到1998年，中国通信产业高速增长，既是华为奋力拓展国内市场的时期，也是深圳实施第二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其时，深圳致力于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在机构设置、制度建构、政策法规方面创下多个全国“第一”。华为与深圳有着良好的政企关系。
一家高速发展中的企业，无论是人才、管理、销售还是服务都急需提升，以适应公司需要，而最急缺的偏偏是资金。在1990年代初的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很困难，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想要得到银行的大力支持，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1993年至1994年，华为受到巨大冲击，一方面是因为斥资孤注一掷研发JK000产品，市场回报却不如意；另一方面是全国收缩银根令其雪上加霜。正是在这个危急时刻，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华为伸出援手。1994年至199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先后通过多家国有银行帮助华为取得多笔救急贷款，金额从几千万到几亿元不等，从根本上解决了华为一直得不到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资金支持的问题。
处于亏损状态的华为毫不犹豫地又启动了新的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项目，仍由郑宝用领导研发。为确保研发成功，华为继续扩大研发团队，不到22岁的天才实习生李一男负责万门C型机的方案设计。他提出了用准SDH技术（一种光纤传输技术）将多个模块连接起来的实现方案。1994年8月，基于该方案的万门机C&C08C型机研发成功，使华为实现了技术大翻身。C&C08万门机对此后华为开发的诸多产品有很大影响，一些传输、移动和智能产品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也是华为第一个大规模进军市场的产品，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1998年，华为的销售额达到89亿元，同年，中兴通讯为40亿元，巨龙通信为30亿元，大唐电信为9亿元（彼时有“巨大中华”之称），华为已成为国产电信设备当之无愧的龙头。
除了金融方面，深圳市政府还帮助华为解决发展空间问题。1993年，已拥有几十名研发人员的华为搬到了南油工业园的深意工业大厦，租了两层办公室。到1995年，华为的员工数量达800人，深意工业大厦的办公楼已远不够用。在深圳市政府支持下，1996年，华为搬到南山科技园科发路1号，即国家级深圳高新区内。
深圳市政府还预见到华为未来集总部、生产基地于一体的需求，便从1992年开始与华为共同筹划一块较大的地块作基地。1996年最终选定位于龙岗区坂田镇的一块约1.3平方公里的地块。2002年，华为迁入坂田基地。要知道，在1996年，要给一家民营企业这么大面积的地块，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坂田基地支撑了华为后来15年的高速发展。
深圳领先全国的改革创新制度与红利优势，是华为获得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对华为后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员工持股计划”，就是在深圳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得以实现的。
1990年代初，华为为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紧张问题，建立了职工内部持股制度。“每股1元的价格相当诱人，1993年，华为公司每股净资产为5.83元，1994年每股净资产为4.59元。1995年每股净资产为3.91元。但每股1元的认购价格一直延续到2001年。”可以说，凡是购买了股份的员工，在年终分红时都能获得几倍收益，巨大的回报让他们甘愿为华为的市场扩张付出辛劳。然而，这一“员工持股计划”要早于当时相关规定，可以说是一种探索。所幸当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华为的探索，这一探索其后又倒逼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华为大胆闯关，既有华为之胆识，也有深圳主政者之魄力。
走向全球
早在1996年，华为就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国际市场战略，先亚非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后欧洲，最后美国，还谨慎地选择先在香港和俄罗斯试水。2000年前后，全球都在从2G向3G过渡，华为为3G下了重注，但迟迟未等到国内的3G牌照，这令华为陷入困难境地。3G时代，许多巨头押错了宝，再加上IT泡沫破灭对全球通信设备业的打击，一些如日中天的巨头开始走下坡路，华为却活了下来。
此时，香港恰好出现了一个机会。当时在香港占统治地位的电信运营商是香港电讯，为避免垄断，政府放出三张运营牌照，商人李嘉诚看准机会，与和记电讯共同拿下，准备挑战香港电讯。当时和记电讯若要在香港市场立足，就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一个斥资3600万元的综合性商业网。和记电讯找到西门子和阿尔卡特，但它们给出的最快建设时间是6个月，且价格高出预算许多，和记电讯于是决定让华为试试。
任正非任命李一男为此次工程的技术负责人，并将内地市场所有技术扎实、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调往香港。最终，华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工程，不但赚取了丰厚利润，还打开了香港市场的局面。
与此同时，华为开始进入俄罗斯、非洲和拉美市场。“刚到非洲，面对25个国家、4.5亿人口，地盘差不多是中国两倍的一个陌生市场，没有人知道华为公司，甚至都不太了解中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凭借经验，华为在市场上寻找合作商，通过本地合作商打开市场缺口，然后再提高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以优质服务获得客户信任。直到2006年，华为才在毛里求斯建立了非洲第一个3G商用局，之后又建设了一条南非最长的通信网络。
开拓拉美市场同样困难。1999年，华为在巴西开设了拉美首家海外代表处，经过5年努力才拿下拉美的第一份合同。到2013年，华为与拉美14个国家有业务往来，设立了19个工作站、3个软件开发中心和3个培训中心。
在亚非拉初步锻炼后，华为决定进入欧洲市场。但原来在亚非拉地区无往不利的低价策略在欧洲市场根本不起作用。多次失败后，华为发现，在发达市场上，品牌影响力至关重要。华为寻找一切机会，先切入相对落后的南欧与东欧市场，同时加大品牌宣传力度。2001年，华为幸运得到法国运营商NEUF的订单，并在这笔生意上让利，获得对方认可，成功进入法国市场。2005年，华为与英国电信签订正式合同，进入英国市场。
此后，华为在国际市场高歌猛进。2000年，华为海外市场销售额仅为1亿美元；2018年（“孟晚舟事件”之前）这一数字已达约509亿美元。
入驻松山湖
此时的华为已是一家全球性跨国企业，由于业务规模不断迅速扩大，坂田基地到2013年又不够用了，华为决定将终端公司搬到东莞松山湖。2014年，华为开始动工兴建总投资195亿元、占地126.7万平方米的松山湖华为终端总部——“溪流背坡村项目”。可以说，当时东莞市政府将松山湖最优质的空间资源给了华为，项目位于松山湖南部核心区域，拥有整个园区最美的环湖景观。2018年7月，华为终端总部开始陆续启用，包括研发中心、行政办公、会政中心等，4个地块共有12座不同风格的欧洲经典小镇，松山湖基地俨然成为华为的一张亮丽名片。
2015年后，华为不断增加在松山湖的业务布局，空间需求也随之增加。2016年9月，华为在松山湖拿下面积33.33万平方米的土地，用于规划建设华为大学新总部（欧洲小镇湖对面）。2018年10月，华为在松山湖园区东部的“台湾高科技园区”投资14亿元建设云数据中心，计划2023年12月竣工，主要从事云服务、华为公司内部数据业务支撑服务。
华为进驻后，东莞市形成了以松山湖为主的华为终端产业集群效应，加上长安镇步步高系OPPO、VIVO等企业所带动的智能手机业务，东莞当前已成为全球手机之都，全球每5部手机就有1部是东莞制造。东莞经济再次繁荣，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成为东莞经济增长的龙头，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是2001年11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大朗、大岭山、寮步三镇之间，地处东莞市的几何中心，面积为72平方千米。坐拥8平方千米的淡水湖和14平方千米的生态绿地。
自2015年起，高科技公司纷纷进驻松山湖。华为产业链上的许多企业已经或正在迁往松山湖及附近地区，包括欧菲科技、蓝思科技等。继华为之后，另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深圳中集集团也宣布投资60亿元在松山湖打造“中集智谷”项目。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份额超过80%的大疆创新，也宣布在松山湖购买32亩土地，启动松山湖总部计划，建设全球研发和销售中心。深圳大族激光收购了总部位于东莞、实力同样强劲的粤铭激光，并入驻松山湖园区。
可以想见，东莞未来绝不甘于只是作为制造基地，而是努力向研发和科技创新中心迈进。
中国品牌
在深莞惠地区，既有华为这样的全球性科技巨头，也有比亚迪这样较具规模且国际化经营的细分行业龙头，还有大疆等崭露头角的新锐创新型公司。
2021年，比亚迪总营收达2161.41亿元，同比增长38.02%。2022年前三季度，比亚迪累计销量达118.5万辆，超越了特斯拉的90.8万辆，成为全球新能源车销冠。从电池到电子代工，到汽车，再到新能源汽车，比亚迪每一次产业升级方向的选择，都基于对产业发展趋势所作的正确判断，是对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和中国核心竞争力精准认知的结果。
一开始选择做电池业务起家，是王传福的专业本能，他看到日本放弃镍镉电池生产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机会。利用人海战术，用人力方式进行电池加工，比亚迪只花了100多万元就建成一条流水线，并由此赚取了第一桶金。比亚迪迈向千亿企业的关键，是选择进入汽车行业。这是基于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所作的判断，王传福打算把电池和汽车结合起来发展。同样是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比亚迪与其它汽车厂商都不同。它既有造传统燃油汽车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又有车用电池的研发能力和技术积累，还有车用IGBT芯片的研发能力和技术积累。同时在这三方面建立技术能力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全球并不多见。
深圳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想发展汽车产业，但未能成功。比亚迪“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为民营国产车企代表，让深圳市政府感到惊喜。深圳市政府一直给予比亚迪巨大的支持，如在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比较困难的时期，深圳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大量采用比亚迪电动车，这是雪中送炭之举。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版图上为深圳挣得一席之地，更为未来的IEV（工业电动汽车）汽车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无论是产业经验，配套及供应链体系，还是人才储备，这种积累对本地区都是十分重要的。
王传福自承很崇敬任正非，比亚迪以华为为榜样。事实上，比亚迪坚持做实业、崇尚技术和工程师文化，确实到处可见华为的影响。当然，与华为相比，比亚迪目前还是一家重资产的工业企业。到2021年底，比亚迪在全国拥有10大生产基地，员工29万人，其中研发人员4万多人。
无独有偶，大疆创新的创始人汪滔也很崇拜任正非。于2006年创办的大疆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无人机行业领导者。大疆本身的故事也很传奇。2005年，还是香港科技大学学生的汪滔在一场机器人大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第二年，他在深圳车公庙的一个仓库里创立了大疆创新。大疆无人机早期的商业化进程困难重重，公司难以在人才招募上取得先机。后来，汪滔在导师帮助下引进人才，推动了产业化落地。同时，团队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大量心血，相关应用技术才开始初步成型。大疆由此迈向蓬勃发展，成为投资机构争相追捧的独角兽。
家电是“中国制造”的又一张亮丽名片。不同于通信设备、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行业，中国家电行业发迹更早，且始终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发展，对产业政策的依赖度较低，但基本掌握产业链上的核心技术，市场占有率同样做到全球领先。格力和美的，就是其中代表。
格力最早起源于1985年，珠海经济特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在拱北的一片荒地上，靠10万元办起了冠雄塑胶厂；后来又办了海利空调器厂。1991年两厂合并为格力空调器厂。刚成立时，格力只有一条简陋的生产线，年产量不过2万台窗式空调，但员工们在朱江洪的带领下艰苦奋斗，开发了一系列适销对路的产品，抢占了市场先机。进入2000年后，格力在董明珠的带领下势如破竹，不但连续10多年在产销量、市场占有率和销售收入上位居中国空调行业第一，还不断改进管理模式，加大拓展国际市场的力度，向国际化企业发展。
美的的起源比格力更早。1968年，在顺德北滘土生土长的何享健和23名居民集资5000元成立了“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改革开放的机会来临，何享健接到了生产电风扇零配件的订单。在生产过程中，他发现生产出整台电风扇也并不是很难。很快，第一台“明珠”牌台扇问世。1981年，“美的”品牌注册，广东美的电器企业集团成立。1993年，美的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2012年，何享健交棒方洪波，方洪波继续带领美的这艘大船驶向前方。
最近几年，这两家巨头都开始布局面向企业的工业业务。美的雄心勃勃地收购了世界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德国库卡；格力也在各种场合展示其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机床。成为家电制造业领头羊后，两家公司都希望将自身制造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变成产品，卖给有着自动化、智能化需求的广大制造业企业。
昂扬前行
2016年3月，任正非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赞美深圳这座城市：“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他还指出“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有序运营，就可以了。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面给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制造”崛起，“广东制造”崛起，这中间有什么关联？毋庸置疑，企业的发展与其所在的城市乃至地域密切相关，那么，华为、比亚迪、大疆、美的、格力在广东发展多年来，与这片土地的价值观交集点是什么？笔者想借用中共深圳市委五届十八次全会的概括，那就是“三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全球化）。其中，市场化是前提和基础，法治化是目标和保证，而国际化则表达一种开放精神和拥抱世界的态度。
这“三化”在深圳表现得最为突出。1980年代，当国内其它城市还在计划经济的氛围下时，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圳自然会吸引到全国的人才、技术和资本。到1990年代后期，全国各城市展开资本、产业项目、人才和技术等资源的竞争时，深圳市政府不干预微观经济，让企业（包括地方国企）在市场中拼杀，结果反而造就了更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其结果是产业肌体更健康，地方财政也更健康。可以说，深圳特区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没有市场化改革就没有深圳的今天。相对地，深圳也一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持者，没有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华为、比亚迪、大疆也不可能发展成大型科技企业，它们都不是靠政策保护而成长为各自行业里的世界级领头羊的。华为的“客户至上”原则，就是最基本的市场经济准则。
深圳可能是国内较早认识到法治环境之重要性的城市。1998年，深圳市委派人赴新加坡考察调研，之后便确定建设“园林城市”和“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城市”。深圳认识到，法治环境是一个地方投资环境、营商环境的根基。当然，法治化的“化”，指向的是一个过程，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现状也许并不完美，但总在逐步改善中，相信总有一天能达到相对完善的状态。
华为、比亚迪、大疆、格力、美的在国际化过程中都认识到：先进的管理是标准化管理，先进的治理模式是法治的治理模式。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深刻感受到法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所以学会了尊重法治，并具备在法治框架下科学理性的思维。看近几年的华为，即便是在全球秩序风云激荡中备受颠簸，它依然坚持法治化的价值取向，秉持协同创新、开放包容的商业理念，表现出一家中国跨国公司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所达到的新高度。
国际化与全球化是广东改革开放后的显著特征，正是对外开放，让广东加入了全球价值链，成为东亚生产网络和全球ICT（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国际化几乎是广东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华为、比亚迪、大疆、格力、美的的领导者都颇具国际视野，很早便开始推动公司走向国际市场。1986年，美的在“必须走出国门”思路指导下，向日本出口电风扇，开启了出海之路。格力1993年开始出口产品到日本，标志着格力品牌步入国际化阶段。华为就更不用说了，目前它共有19.4万员工，其中外籍员工近3万人，来自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
制造强，则经济强。广东是我国制造业的“排头兵”，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正朝着制造强省迈进，成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中国制造”“广东制造”，值得期待，必将创造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