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克飞（文史学者）
多年前，广东中山本地媒体曾策划过一个“中山品牌走神州”的系列。记者一路北上，走入寻常人家庭，寻找家中的各种“中山制造”。他们发现了威力洗衣机、小霸王学习机、千叶风扇、华帝热水器和创尔特燃气灶，还发现了鹰唛花生油、榄菊蚊香、铁将军门锁、咀香园杏仁饼、澳雪沐浴露、乐百氏饮料和美怡乐雪糕，衣柜里有鳄鱼恤、汉弗莱、剑龙和柏仙多格等休闲服品牌。当然，“天花板”上还少不了产自中山古镇镇的灯饰——早在1987年，古镇镇的灯饰就已占据全国半数的市场份额，进入新世纪后更是发展为“中国灯都”。一个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小镇，却拥有2.8万家灯饰及其配件工商企业，包揽世界上50%的灯饰。当时，中山的镇域经济已经非常发达，小榄镇的五金、古镇镇的灯饰、沙溪镇的休闲服装、大涌镇的红木家具等都名噪一时。
当年“广东四小虎”的另外三个——东莞、顺德和南海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系列策划，甚至可以更出色。
仅仅是顺德北滘镇，就有挖掘不尽的故事。1978年，北滘镇成立裕华电风扇厂，同年生产第一批“梅花”牌座钟式鸿运扇，年产量1万台。1980年，北滘农机二厂改名南方电器厂，生产“南方”牌吊扇。1981年，北滘电器厂易名为美的风扇厂，生产“明珠”牌台扇，后以“美的”为品牌，生产台扇、地扇、转页扇、壁扇等。到了1990年代末，美的集团已发展为北滘乃至顺德最大的家用电器工业企业，拥有中国最大、最完整的空调产业链，成为全国最大的白色家电生产基地和最重要的小家电生产基地。曾在199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情满珠江》，就是以这段顺德家电企业成长史为蓝本的。
进入21世纪后，北滘镇的家用电器产品已涵盖多个领域，除美的外，还培育出惠而浦、蚬华、威灵和顺华等知名品牌。
40多年来的“广东制造”，就是这样以镇域经济为基石，一步步走向辉煌。
【雄厚的工业基础】
晚清时期，随着资本涌入，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一带）的工业发展相当迅速，涌现出一批对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影响深远的民族企业家先驱。他们最早开眼看世界，并以众多“第一”引领工业和商业变革。民族资本的崛起，是那个积弱时代里难得的光亮，也展示着广东商人的报国之心，他们将实业救国的理想转化为实际行动。
当时的广东工业富有工匠精神和民族责任感。比如1879年，肇庆人卫省轩在南海县兴办巧明火柴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火柴厂。
这位年轻时目睹火柴进口导致资金外流的商人，曾专程前往日本学习火柴生产技术。巧明火柴厂最初的生产设备很是简陋，工人们将火柴梗插于木板上，蘸以氯酸钾、赤磷、硫磺加胶拌制的引火药料，火柴就制成了。但也正是巧明火柴厂带动了南海地区的火柴工业，一众火柴厂纷纷诞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佛山市内再有雄光火柴厂、灵通火柴厂和中亚火柴厂先后开业，佛山南海一带成为名符其实的火柴之乡，其中40%销往省外。
如今，在佛山南海区简村的陈氏宗祠里，可以见到陈启沅的雕像。1834出生的他，早年当塾师，后来到南洋经商，吸纳经验后决定回乡创办机器缫丝厂。1872年，陈启沅在简村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工厂——继昌隆缫丝厂，他本人也被视为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民族机器缫丝工业第一人。
继昌隆缫丝厂的管理制度在当时可谓先进。它聘用大量女工，重视岗前培训。它也很可能是中国近代最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在晚清末年的农村地区，这样的“现代工作制”可谓绝无仅有。陈启沅还自行设计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机器缫丝设备，并致力于推广应用。
正是继昌隆缫丝厂的崛起带动了广东种桑养蚕业、机器缫丝业和生丝贸易业的迅速增长，也让缫丝业从手工作坊式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和系统化经营，奠定了珠三角乃至中国纺织业的基础。
在造船业领域，广东商人陈廉川于1876年创办陈联泰机器厂。他从香港购买机器，从事轮船修理。其子陈子卿在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开始仿造外国蒸汽轮船。这是广州近代民营造船业的先声，也是广州地区民族资本机械制造业的开始。
1890年，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第一家电灯公司——广州电灯公司在广州创立。1889年，广州商人钟锡良在南海县盐步镇创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厂，是广东近代最早的造纸厂。1893年，广州广茂香罐头厂成立，是中国最早的罐头厂。1911年在广州荔湾成立的协同和机器厂（广州柴油机厂前身），由陈拔廷、陈沛霖和何渭文三人筹资兴办，是广州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之一，生产碾米机、煤气机和水泵等。1915年，协同和仿制出中国第一台船用柴油机，1918年研制出160匹马力船用四缸内燃机。
也有许多广东人在广东以外成为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先驱。比如创办开平煤矿、唐胥铁路、机车车辆厂和启新水泥厂的中国近代工业化先驱唐廷枢，还有与唐廷枢一起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徐润。
广东在晚清民初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可惜在日本侵华期间被严重破坏。到1949年，广东工业基础非常薄弱，重工业占比较低。当时广东重工业总产值仅为0.94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12.4%。广东工业主要生产机制糖、布、水泥等衣食消费品及基础建设产品，而原材料、电力、燃料等基础重工业基本为空白。
1978年，“广东制造”这个在日后大放异彩、震惊世界的词，正式启动征程。如今在广州粤海关博物馆展厅里，还有一份泛黄的加工贸易手册，编号为“顺德01号”，上有“顺德县加工装配料件、成品进出引进设备”字样。这是中国第一份加工贸易手册，属于1978年成立的顺德大进制衣厂。正是这一年，珠三角地区率先涌现东莞太平手袋厂、顺德大进制衣厂和珠海香洲毛纺厂等中国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
【“四小虎”奇迹】
经过近十年迅速发展，1987年，“广东四小虎”这个词正式诞生，始见于新华社题为“广东跃起四小虎”的报道，“四小虎”指的是东莞、南海、中山和顺德。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考察后，将“四小虎”模式总结为“东莞是洋枪队，南海是游击队，中山是国家队，顺德是地方部队”，意即东莞靠外商，南海靠村办小企业，中山靠市属企业，顺德靠镇办企业。
《广东跃起四小虎》作者、首个提出“四小虎”概念的王志纲回忆，当时中央提出加大开放，广东主要城市更是要全线开放。但多数记者前往珠三角地区采访时，目光往往瞄准深圳和珠海特区，可在王志纲看来，当时更具创造力和活力、也更具学习参照对标条件的，反而是其它几个珠三角小城。因为相比拥有特殊政策的特区，这几个小城多数是由农民群体直接进入制造业，并迸发出巨大力量的。
顺德的乡镇企业最具活力也最接地气，南海的个体经济可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实现全民致富，中山的地方国营企业在规模上占据优势，东莞则广纳外资。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正是在珠三角实现，继而影响了全国。
在顺德的镇域经济中，除了开头提到的北滘外，曾经的容奇镇也举足轻重。早在1980年代初，在容桂一个镇办企业的简陋工棚里，工人以手锤、手锉等工具敲打出第一台国产双门电冰箱，这就是容声冰箱的开端。当时顺德人去港澳探亲，习惯带件电器回来，镇办企业就是在这种小作坊中将之拆解、仿制，催生出当地第一批家电制造商。
作为中国家电之都，顺德制造由电风扇开启。早在1985年，裕华风扇厂和桂洲风扇厂的产值就双双突破1亿元，成为广东产值最高的乡镇企业。同年，顺德风扇行业年产能力达到881万台，产量占全国20.6%，成为国内最大的风扇生产基地。
此后，冰箱等其它电器产业相继崛起，顺德乡镇企业研发出全球第一台电子消毒碗柜。而1991年前往日本旅行、在超市里第一次见到微波炉的顺德商人梁庆德，则在年过五旬的情况下毅然转型，放弃原先的羽绒服生意，力排众议开启微波炉研发，这也是全球微波炉“霸主”格兰仕的发端。
到1990年代初，顺德就已拥有中国第一家生产分体式空调机的厂家、亚洲最大的吊式电风扇制造厂、中国规模最大的燃气具厂家、中国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厂家。
东莞同样有着太多传奇，其中少不了的元素是“大胆试大胆闯”和“东莞速度”。
东莞升格地级市后的首任市长郑锦滔曾回忆：1991年，瑞士雀巢公司总裁前来东莞，先飞北京，后转飞广州，东莞市政府租了直升机在白云机场等候。对方一下飞机，就直接乘直升飞机到东莞雀巢工厂门前。考察结束后，吃了一顿午饭，又直接乘坐快艇至香港离开。
这个超高效率的接待过程，使得雀巢总裁作出决定，将在东莞的生产量由7000吨提高到1.4万吨，并将产品线由1条增至4条。也正是在这种高效率的发展下，东莞从农业县变成“世界工厂”，从小乡镇变成大城市。
作为地级市，东莞全市面积仅2400多平方公里，甚至比不上许多县城。与中山一样，它是中国仅有的几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东莞一直有“镇街兴，则东莞兴”之说。在经济领域名头极大的东城街道、南城街道、常平镇、长安镇、虎门镇和厚街镇等，便是其中代表。
1978年，东莞作为隶属于惠阳地区的农业县，农业劳动人口超过80%。除莞香、莞草和烟花爆竹等手工作坊，工业领域几乎空白。当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广东、福建等地试行“三来一补”，广东省委率先决定，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与中山作为先行试点县。
同年，被香港制造业成本上涨所困扰的港商张子弥来到东莞虎门，与当地的太平手袋厂签下300万的投资合同。当年9月，太平手袋厂获得中国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牌照，编号为“粤字001号”，成为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标志着全国引入外资经济的正式起步。
此后，港资、台资和日资等企业纷纷进驻东莞。它们为东莞、广东乃至中国注入大量资金，培养众多人才、提供无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让“中国制造”启航。截至1983年底，东莞累计签订“三来一补”协议2067宗；到1987年，东莞“三来一补”企业缴费收入约占全省40%，居全国县级单位之首。
东莞人在当时便已极具创新意识。如在全国率先设立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可全权审批150万美元以下的对外加工项目，“一条龙”办理所有手续，积极接纳来自香港及亚太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仅仅5年就吸纳企业过千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堪称奇迹。
在腾飞过程中，东莞镇街成为最重要的阵地。这当然有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处于“三缺”状态（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当时的东莞县委果断提出利用农村“三堂”（祠堂、会堂与食堂）为厂房，推动农村发展。
1995年，东莞外贸达到辉煌顶点，当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285.31亿元，而同年全市GDP总量仅为296.29亿元，外向依存度达到433.8%的历史最高值。东莞认识到“订单主导型”经济的危险，希望能改变制造业资本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与资金技术密集型相结合转变。同时，大量资金开始流入第三产业，推动城市人居繁荣。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东莞“三来一补”模式和产业转型的拐点。IT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民经济也在与外资企业的协作配套中逐步成长。
2008年金融危机，让高度依赖外贸经济的东莞遭遇又一次考验，东莞决心转型。2014年后，东莞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通过不断淘汰低端落后产业，引进战略性创新机构和新兴高端产业，东莞成为智能手机生产重镇，实现“东莞制造”到“东莞智造”的转变。如今的东莞有着可以震撼世界的手机产业地图：松山湖高新区的华为和酷派，长安镇的Oppo和Vivo，大岭山的金立生产基地，大朗的酷比手机，还有塘厦奥克斯智能手机……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早已成为过去时。2019年，东莞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4105.4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49.5%。此外，东莞六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七成的税收都来自于民营经济的贡献。
类似的波折，顺德也曾经历过。1993年，顺德为了谋求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策划以香港老牌企业蚬壳联姻华宝电器，以求“你求我财，我求你力”。但这次联手并不成功，老员工失去决策主动权，原先的“创业者”变成“打工人”。加上蚬壳遭遇资金短缺、生产规范分歧等问题，双方矛盾不断。仅仅一年后，蚬壳公司就宣布退出所占60%产权。
很显然，这条路径在顺德行不通，也让顺德人第一次发现了外部资本中并存的吸引力和排斥力。
数年后，华宝彻底成为过去时，最后一批华宝员工转向旁边的科龙。但它成为另一个开始，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科龙、美的、格兰仕和万家乐等率先走出国门，顺德出口贸易总额每年都在30亿美元以上，其中家电业就占50%左右。
但与此同时，国外品牌也进入中国，纷纷抢占市场，国产品牌在国内市场面对着巨大的冲击，以至于许多人并不看好国产家电品牌的前景。但顺德人再次扛住了压力，从贴牌加工逐步转向自身品牌的造就，实现了技术革新。
这种技术革新在四小虎乃至珠三角可谓随处可见。如今佛山南海区大沥镇，便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全的历程。
早在1984年，大沥人就创办了大沥第一家铝型材厂。他们通过回收五金炼铝的方式，以家庭作坊形式，简单加工半成品铝锭。这一行的丰厚利润带动了当地的制铝业，工厂遍地，货车排队，大家抢着拿货，甚至有司机因为连续几天拿不到货而以绝食要挟。
但十几年后，技术含量和低门槛的建筑铝型材市场开始饱和，大沥铝业陷入价格战，甚至陷入劣质风波。
所幸的是，大沥迅速展开自救，开启技术转型。2003年，大沥建筑铝型材产品占全国1/3，但企业数量却也减少了1/3。但2007年，大沥再度遭遇波折，因为土地租金和员工工资的不断上涨，大沥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吸引力，许多企业整体搬离大沥。也是那一年，大沥整顿污染企业，高能耗高污染的铝业遭遇巨大冲击，一年内铝业企业关停达到半数之多。
企业的搬迁和环保劝退，最终都成为大沥铝业的转折点。与中铝的合作，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形成，总部经济的打造，都让大沥变得不再一样。
在同为四小虎的中山，无论“中国休闲服装名镇”沙溪、中国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大涌、“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基地”小榄、“中国灯饰之都”古镇，都见证着中山民营经济的兴旺。而身兼“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中国包装印刷生产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和“中国电子（中山）基地”五块牌子的火炬开发区，曾是世界各路顶级企业云集的设厂之地。
中山同样经历了转型，原本并不起眼，在中山面积最小的南头镇，是中国首个镇级中国家电产业基地，2000年就引进了长虹、TCL两个国内家电巨头，并迎来一大批家电产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2002年，奥马电器创办并迅速崛起。而在中山小榄镇，最初由村集体和七个年轻人集资建立的华帝公司，从燃气灶具起家，逐渐成长为一流的厨具专业生产商，并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燃气具独家供应商，也是“祥云”火炬的制造者。
【探索转型的广深两地】
对于广州人来说，工业大道是一条承载记忆与光荣的路。它所在的海珠区是中国橡胶工业的发源地；1932年筹建的广州造纸厂也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造纸厂。1950年代，广州市政府规划工业大道，将之作为主要工业区。
在此之前，这一带还曾诞生中国第一台75马力柴油机——1915年，薛广森创办的协同和机械厂完成了这一创举。正是在工业大道上，诞生了广州第一艘万吨巨轮、中国第一台离心机、世界上第一件钛制潜水服……当然，还有一系列知名品牌，比如万宝牌电冰箱、虎头牌电池、五羊自行车、双桥牌味精、双鱼牌乒乓球、洁银牌牙膏等，都出自工业大道。
2002年，广州在产业布局上进行了大幅转变，重组汽车、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等行业。2004年，中船集团在南沙年产300万吨的造船基地动工，广州跻身中国三大造船基地之列。2005年，广州市汽车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在国内仅次于上海，实现广州汽车工业历史性跨越。2006年，广州装备制造业实现利润占全市工业利润的45%。2011年，广州汽车制造业产值已超过3000亿元。2018年，广东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8.2%，轻工业占比为31.8%，工业结构重型化趋势不断加强。
深圳则是另一条路径。1979年3月，宝安县改名为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深圳设为经济特区。这座为改革而生的城市，从诞生伊始就将制造业摆在第一位。
虽然资源有限、没有工业基础，土地面积也很有限，但深圳正是从制造业最基础的“三来一补”开始，逐步成长为“中国硅谷”。
“山寨机”的历史见证了深圳的奇迹。最早是工业区的华强北，早年就由前来投资的中航兴建起20层的深圳电子大厦。这个高度如今看来不值一提，可在当时，它不但是深圳第一高楼，更是全国第一高楼。此后，中电公司也进入华强北，建起电子科技大厦。这两座高楼奠定了深圳电子行业的基础。
华强北曾野蛮生长，只要能抢到好的铺位档口，就能“躺赚”，甚至在数月间暴富。这片仅仅1.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但造就了无数富翁，还孕育了腾讯、神舟电脑、同洲电子、金证、洪恩软件等一批企业。
近年来的深圳，则在走产业升级调整的新路子。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至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7年，华为研发部门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此外，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建立产业园。
这种制造业外移，恰恰是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创造”的结果。正如《经济学人》杂志在2017年发表的《深圳已成为创新温室》一文中所言：“任何人都可以带着一个想法来到深圳，以合理的价格进行原型设计、测试、制造并推向市场。深圳已成为世界五大企业家之都，成为全球硬件和制造业创新中心。”华为、比亚迪、大疆、大族激光、比亚迪、迈瑞医疗、柔宇科技和立讯精密等，就是最好的证明。
【未来属于“智造”】
早在多年前，顺德家电业就开启了智能家居市场的试水。小熊电器和德尔玛等企业的成长，印证了顺德转型的成功。
同样，在汽车制造业方面，广东也经历了成功的转型。近十年来，广汽和比亚迪都快速发展，小鹏等造车新势力也逐步落户。在自动驾驶领域，广东汇聚了小马智行、文远知行、安途智行等一批人工智能头部企业。2022年7月，深圳出台国内首部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法规，届时无人驾驶汽车登记后将可上路；广州同时宣布全国首发开展自动驾驶汽车上路示范运营。如今，广东汽车产业基本实现全产业链布局，从整车研发生产销售到零部件供应，再到自动驾驶、智能网联、共享出行等各方面，都已有龙头企业扎根于此。
2021年，广东省GDP为12.43万亿元，已连续33年位居全国第一，且已超过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家，距离全球GDP总量排名第十的加拿大只差几百亿美元。
截至2021年底，广东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1102家，成为我国唯一上市公司超过千家的省份，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2万亿元，超过法国与德国。更重要的是，广州—香港—深圳构建的科技体系，已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体系之一，它的未来属于“智造”。
当然，从“制造”到“智造”，始终不变的是“敢为天下先”的粤商精神。
乾隆年间推行的广州“一口通商”，让清政府走上闭关锁国之路，却也让早在唐代就已经有繁荣出口贸易的广州迎来利好。高度繁荣的十三行不但是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也是当时中国唯一能看见世界的窗口。到了近代，广东工商业仍然独领风骚。早期上海买办多半是粤商，其中更有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
岭南文化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拥有各自不同的语言体系和生活习惯，粤商也因此分为三个体系，潮汕商人以团结著称，客家商人则以节俭勤劳著称，广府商人也就是珠三角商人，颇具开放性，善于吸收与融合，也是最早接触世界先进文化的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新粤商崛起。在他们当中，既有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也有前来广东创业的“新广东人”，还有来自广东华侨群体的海外商人。无论是哪个群体，来到这片土地后，都得到了南粤文化的熏陶。作为“先行者”，粤商几乎在经济领域的各种大事中走在前列。从“三来一补”、乡镇企业、股份制，到职业经理人和“互联网+”……
三面环海的广东，境内河网密布，交通便利。作为世界上海洋航运最为繁忙的地区，广东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纽带，实在是自然而然。也正是这种对外贸易的基因，推动了广东社会的重商思想，也带动了粤商的崛起。
粤商精神的“敢为天下先”，是敢于创新，也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同时，这种“敢”也从不是蛮干。相反，广东人以务实著称，不爱讲空谈，更注重实用，也因此更具学习精神。当年十三行商人擅长的“广东英语”，使之成为当时中国唯一能与洋商沟通的群体；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企业家通过模仿和代工打开局面；深圳早期的山寨手机则为国产手机打下基础……这一切都是学习精神的体现。
同时，“敢”也是敢于接受多元的价值观。这需要的当然是包容精神，正是因为包容，才使得粤商能与全世界合作，实现“有钱一齐揾（赚）”。
历史上，晋商和徽商都曾煊赫一时，但真正迸发出持久生命力，甚至在近几十年间参与改变中国社会进程的仍然是粤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广东的地理位置，粤商更多的是对外性。这种“向外”的力量恰恰顺应了全球化潮流，将中国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