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修荣
有这样一位大师，是公认的百年跨界天才——他是语言学家，毕生致力于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他是音乐家，率先把西方音乐的技巧和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探索和创作出一批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中国音乐”，被誉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先驱者之一”；他是翻译家，翻译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翻译理论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他还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为推动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就是旷世奇才、“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
【语言学天才】
赵元任生于1892年9月14日。祖籍常州，出身官宦世家。因为祖父在外为官，差事常变换，他也就跟着家里人到处跑：出生在天津，第二年到北京，三岁到磁州，四岁跑祁州，五岁上保定，六岁留冀州……相比之下，赵元任的外祖父一家更为显赫，外祖父曾官至山西抚台。这样的家庭，无疑为他成长提供了一个优裕的成长环境。
童年时期的东奔西走，激发了赵元任的语言天赋。他天生就能把握发音的细微差别，跟着老妈子学保定话，跟着表弟学常熟话，一个老先生教了他才几天，他就学会了常州话。还没到12岁，他就学会了北京、保定、常熟、苏州、常州等各地方言。
而给赵元任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母亲：“诗全是我母亲教我的。母亲是那时候儿很有点儿才能的女人。能写诗，能填词，写得一笔好字，还有昆曲也好，又能唱又能吹。虽然她没教过我昆曲，可是我想我后来喜欢音乐多半儿是从我母亲传下来的。可是吹笛儿倒是我父亲教我的。”“我母亲很有音乐素养，她会唱昆曲，昆曲是一种古老的曲种。我父亲教我吹中国笛子——那种有芦苇膜的笛子。我认为我大概主要是从我母亲那里继承了对音乐的爱好”。
但幸福生活对赵元任来说太短暂了。1904年，他的父母便因病双双去世，这时赵元任年仅12岁，被送往苏州的姨妈家度过了一年。那会儿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郁闷的事，有次摔跤，赵元任意外磕掉了两颗门牙，一直没有长出来，这对他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缺了两颗门牙，我便不愿大笑，甚至在讲话时也不愿张大嘴巴……这一切使我颇有几年感觉害羞和内向，一直到以后上海一位外国牙医为我装上义齿。”
不幸与挫折似乎没对赵元任有太大影响，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书中，很早便显露出超强的学习天赋。1910年7月，清廷“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二批庚款游美生，18岁的赵元任在400多名来自全国的“举子”中，以第二名高中——这在当时实不亚于一次“榜眼及第”。
1910年，赵元任考入康乃尔大学学习数学，在校期间，他成绩很好，数学拿了3个100分，一个99分，是该校当时平均成绩的最高保持者。1915年时，赵元任转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他又回到了康乃尔任教，但他没有教数学，而是成为了物理教授，可以说，赵元任是真正将爱好玩成了职业的人。
赵元任只在康乃尔大学任教了不足一年，便决定回国。当时国内各个高校莫不使尽浑身解数想要招揽他，赵最终选择了母校清华，校长曹云祥得到这样一个人才，自然是喜不自胜。他“物尽其用”地安排了数学、物理学、语言学、音乐学等十多门课程给他，而赵元任也毫不含糊，即便身兼十几种课程，依然应对自如。
赵元任真正对语言学产生兴趣，是在康乃尔大学。他在自传中说：在选修戴维森教授所教音韵学之后……学了国际音韵字母，使我大开眼界，也大开耳界。以后在哈佛大学我选修更多音韵学课程，兴趣更为提高。”他对语言学的兴趣，从授课中亦可见一斑：1925年，赵元任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方音学、普通语言学、音韵练习、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词、中国现代方言等。
关于赵元任的语言学才能，坊间有很多传说，据说他的耳朵可以分辨各种语言，极细微的声调都可以辨别，在一星期以内，任何方言他都可以学会，并且能听、能说，而且说得很好。二战期间，赵元任曾去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里，他对着工作人员说起了巴黎土语，结果对方以为他是远游归来的巴黎人，亲切地和他拉起了家常。后来，去德国柏林时，赵元任又用当地的口音和当地人聊天，旁边有个老人感慨他躲过了战乱，平安回到了柏林。
1920年，哲学家罗素和杜威先后来清华学校参观、演讲，均由赵元任担任翻译，罗素当时演讲的主题涉及了哲学、物理、逻辑学等，都是非常前沿而又深奥的专业，当时国内除了赵元任以外，估计没人能够胜任这一工作。
【解除包办婚姻】
在一般人印象中，赵元任是个书呆子型语言学家，其实骨子里他是一个浪漫的人，《艾丽丝梦游奇幻记》最早的译本便出自赵元任之手，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的婚姻与恋爱更是一段文坛佳话。
和那个年代的官宦子弟一样，赵元任十几岁时，家里给他安排了一个包办的婚姻。1906年5月20日，大姑婆（即祖父之姐）告诉赵元任，已由家族长辈做主，替他与一个江阴陈姓女子订婚。
也许因为当时年纪尚小，赵元任既不关心，也未当回事，等到学成归国，到了恋爱季，才想到这件被遗忘的包办婚姻。但留美归来接受新思想熏陶的赵元任，已不可能再接受旧式包办婚姻，他想的是如何尽快摆脱这个包办婚姻，这样才能获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赵元任是个行动派，他立刻开始了行动。
赵元任希望舅父能帮忙解除婚约，但可能碍于传统观念和亲戚关系，舅父的回信十分含糊。无奈之下，赵元任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上海赵竹君叔祖身上，好在叔祖赵竹君比较开明，也理解赵元任，答应从中斡旋，经过赵竹君和舅父多次努力，1921年5月下旬，陈家勉强同意解除婚约，但赵元任必须为此支付2千元教育费，算是对女孩的赔偿。
赵元任之所以要加快解决包办婚姻，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经和杨步伟开始恋爱，1921年5月12日至19日，赵元任专程赶赴南京、苏州、常州和上海，筹措赔偿女方解除婚约的“学费”，用父母留给他的所有财产为自己换取了自由。解除婚约回到北京后，赵元任终于如释重负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了。”
赵元任对杨步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此前他几乎还没有任何恋爱经验。“我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
赵元任与杨步伟的恋爱纯属偶然，缘于在亲戚家的一次偶遇。两人相识于庞敦敏（赵元任的表哥）的家中，当时赵元任刚开完了“国语统一委员会”的会议，为时已晚，城门已经关闭，赵元任回不了家，就选择去了表哥家过夜。那晚，庞敦敏家里正在举办防疫局人员和留日学医同学的聚会，杨步伟也在其中，随行的还有她的朋友李贯中，两人在绒线胡同合开了一家“森仁医院”。但那一次他们并没有过多的对话，也只是认识了一下，第二天，杨步伟和李贯中又请庞敦敏做客，随行来的还有赵元任，在饭后他们一同去了杨步伟的医院，在这次之后，她和赵元任之间才算是比较熟了。
【捅破“窗户纸”】
这次意外相识，开启了两个人的恋爱模式，赵元任成了森仁医院的常客。刚开始，应该说是赵元任对杨步伟的单恋，一切都是含蓄的，由于赵元任对杨步伟的爱太过于隐晦，以至于引起了杨步伟的同事李贯中的误解，以为赵元任是奔着她来的。
从杨步伟后来的回忆看，赵元任恋爱时也是个实干家，追女友不是一般地勤快。也许出于个性和修养，他对杨步伟和李贯中都一样热情礼貌，虽然他心里喜欢的是杨步伟，可表面上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甚至对李贯中比对杨步伟还要客气，还要彬彬有礼。
杨步伟是个大大咧咧粗线条的人，根本没有仔细体察赵元任对自己的良苦用心：赵先生一连来了四五天，25号大早他又一个人来了，对我们说以后不能常来了，请不要怪他。我这个大傻子，莫名其妙的心里说，你不来就不来，我们何必要怪你呢？同时我又觉得这个人天真的一点习气没有，不像一个初回国的留学生那样调皮。我就回他，你住的那么远又教书，自然不能天天来，我们不会怪的，你有空进城来时，请来玩玩好了。赵先生走了，我们以为他真一时不会来了，岂知他第二天又来了。这一次他走到院子里，一脚给一盆黄菊花踢翻了，花盆也踢破了……嘴里还在自言自语的说，说不来了，又来了。我和贯中好笑的不得了。但是我心里想这个人一定有目的，不然这样远哪会天天跑来呢？赵的目的，我虽然不明白对谁，但是他来时总是贯中和他说笑……我想贯中既然在行医上不愿意多做事不如嫁了还好点。我这个心一起就没法形容他们，给他们拉拢起来。所以以后赵元任来，我便设法避开，探她口气她自己也愿意。所以我们两个人暗中这样进行，谁知那位赵先生暗中正在反着进行呢！”（杨步伟《和一个男青年》）
杨步伟不仅没有察觉出赵元任的良苦用心，还“乱点鸳鸯谱”，赵元任只好加紧了“爱情攻势”，刚好讲学社请了英国的大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请他做翻译，于是赵元任顺势搬到了城里，对赵元任来说这固然是方便配合罗素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为了接近杨步伟。赵元任开始主动邀请杨步伟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有次特请杨步伟一起去听罗素的演讲，他对杨步伟的追求几乎公开写在脸上，这一点连罗素这个外国人都看出来了：“有一次罗素在师大演讲，我和杨大夫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看着，毫无办法，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虽然赵元任的态度如此明显，但杨步伟却“只缘身在此山中”，仍误把赵元任对李贯中的客气友好当成求爱：“贯中伤风又睡下了，赵先生来看见了，说睡下了不舒服用个靠背椅好了，他出去了一下买了一个穿藤靠背椅来，从此好几天贯中没有离开这个椅子。我想这位赵先生真周到，有点眉目了。因此我更远离开他们，除吃饭我总不到后边去。”
在这个三人关系中，会错意的并不止杨步伟一个。李贯中也许因为痴情，显然也把赵元任的热情友好当成了对她的追求，误以为赵元任天天来森仁医院是爱上了她。
赵元任并没有想到自己的绅士风度引起了两个女孩的误解，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戏剧效果，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看来只能由他来捅破这层窗户纸：照那时的发展情形看，我觉得我确知我爱谁，或开始爱谁。不幸李大夫多少较为天真。我写给她一封长信，用友好的口气解释我的感觉，先给韵卿（杨步伟女士别号）看——我开始这样思量李大夫——她说李大夫不会懂我的意思。我将信交给她，她果然不懂，我不得不直说我的意思是另有其人。不久李大夫便神经紧张不宁，不得不到汤山温泉休养……”
万般无奈下，赵元任只能用书信的方式直接告诉李贯中，他爱的并不是她，而是另有其人，此举虽然“残酷”，却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李贯中没有想到，赵元任真正爱的人原来是她的同事和好友杨步伟，这个打击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一时完全无法接受，只好暂时离开北京回南方休养。
【特别的婚礼】
11月，李贯中决定乘车回南方老家休养，赵元任和杨步伟到车站为她送行，分别时还在车厢边给李贯中照了一张相。有意思的是，到这时候，杨步伟仍然没有意识到赵元任真正喜欢的人是她。“车开以后我和赵走出车站……我以为各人上车回去好了。不料这位赵先生提议说我们两个人走回医院好不好？我觉得这是留学生的洋派，也无所谓，就两个人一面走，一面闲谈，回到医院他还坐下来。我就问了一句傻话，说你还到医院来吗？他笑笑，我真不好意思，我想我怎么问这个傻话？”
通过这句话，赵元任意识到杨步伟仍没有“开窍”，他必须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心迹，对杨步伟这种性格粗放的人，这是唯一适合的方式。有天晚上，赵元任打电话来问杨：“明天早起能不能看我。”杨步伟回答当然，赵又说：不，我要见你一个人，能不能在中央公园西山坡上会面，七点太早不太早？第二天，杨步伟到西山坡时，赵元任已经在山顶上了。赵走下山坡来说：杨大夫，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不过不能老让她那么误会着。也许像我说的我应该离开你们。可是——为什么为了她的缘故就非得离——”接着说了半句便停下不说了。
直到此时，杨步伟总算明白了，原来赵元任真正喜欢的人是自己：“我早就觉得我给人做媒的大计划做得不顺利，我现在知道计划完全失败了。”出于对朋友的友情，她觉得不能横刀夺爱，于是硬着心肠说：……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就在杨步伟准备离开时，赵元任大声地表白道：韵卿，那就那么样算了吗——我是说咱们的话……韵卿！我不能。”
关键时刻，赵元任的这一声表白彻底击中了杨步伟。他们在公园里走着又回到西山坡，穿过树林，走格言亭底下，经过社稷坛，到了公园门口，一直到游人渐渐多起来了，杨步伟才想起来一医院的病人在等着她。
如此，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就基本上确定了。
作为两个实干家，恋爱关系确定后，结婚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赵元任与杨步伟都出身世家，都接受过西方教育并拿过博士学位，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很早家里都为他们包办了婚姻，两人都通过反抗，废除了旧式婚约。现在两个人都感到自由的可贵，因此作为两个思想前卫的新人，决定举行一个特别的婚礼。
一切都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他们先是在东城的角落找到了一所住宅——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以前那个胡同叫作小哑巴胡同），房间极舒适，还有屋顶花园。两人又到中央公园自拍了许多照片，决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张和他们的“结婚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四百份左右。相片上的格言是“阳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结婚通知书上则写道：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谓的繁费的习气，所以他们申明，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结婚通知书”上说不接受世俗的礼物是真的不接受，就连赵元任非常亲近的一个姑妈送来的一只花篮都被他们退回去了，为这件事弄得双方几乎断绝往来。不过，赵元任后来多少有些后悔：“我们这种激进方式触怒了若干我们不想触怒的人士。我最喜欢的姑妈侬姑（杨梦龙夫人）送来一个花篮，我未听韵卿的劝告，退回了，因为既不是文字也不是音乐作品。此后我一直在追悔，那个花篮总可看作精心制作的祝贺卡片呀。”
一晚，杨步伟亲自下厨做饭，请老朋友胡适和朱徵一块儿共餐。本来他们就想这样结束人生大事的，但作为赵元任的同班同学，胡适劝他们说：至少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才算合法。”故而，他们添了个环节，那就是饭后赵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请朱徵和胡适签名作证。于是，胡适当了赵元任的证婚人，朱徵当了杨步伟的证婚人，补贴4角钱印花税票，32岁的杨步伟和29岁的赵元任成了法定夫妻，姐弟恋终于开花结果。
事后，赵元任和杨步伟问罗素如何看待他们这种新潮婚礼，罗素答曰：“足够激进。”
这个很有创意的婚礼和通知书，还在亲友中引发了一些趣事。赵元任玩新鲜，赵元任的朋友也很幽默。赵有个美国朋友是天文学家，他接到赵元任的结婚通知书后，故意把它当成了一个天文现象公之于众：“威斯康辛州威廉斯湾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2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
1921年6月2日，《北京晨报》以“新人物新式婚姻”为正题，“新夫妇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证婚人胡适之与朱徵女士”“新式婚书”“新式的通知书”四个副标题报道了他们的结婚消息。报纸登出二人结婚的消息后，赵元任又问罗素他们结婚仪式如何？罗素说：“够简单了，不能再简单了！”
【杨步伟开饭店】
两人完婚后，并没有像常人那样去外地度蜜月，而是立刻开始了各自的工作。
在清华园，婚后的赵家生活同样引领新潮，令人耳目一新。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对此记忆犹新：“赵伯父深通音律，家中客厅里的一排木鱼，摆成弧形，据说可以击出高低音阶，可是我们都没有看到敲过。他们家爱请客，当时首创的所谓‘立取食’，其实就是现在的自助餐，把食物放在长桌中间，客人拿了餐具，自己取了站着吃。这种吃法，在六十年以前，是闻所未闻的，参加的客人，宴罢回来，都议论纷纷，还有些太太们，把镂花纸巾带回家去保存，因为向来没有看见过。”
赵元任与杨步伟工作时是拼命三郎，日常生活又活色生香，工作消遣两不娱。杨步伟的侄子杨时逢回忆说：“他（赵元任）的一生最喜爱的，就是音乐、照相，凡有有名的舞台歌剧演出或者音乐演奏会，他跟姑母都要去欣赏的。对于饮食方面，姑父、姑母都很有兴趣，他们也都喜欢上馆子，可以点自己爱吃的菜……”
虽然赵元任是名教授，但在朋友圈子里，却是杨步伟的名气更大，更受欢迎，成为很多人的偶像。当时清华的教授，大都是留学回国的，可是太太们多数是旧式家庭妇女，保守、节俭，在家相夫教子，从不过问外面的事。只有杨步伟与众不同，她留过学，敢在大众面前高谈阔论。平常人未进门，爽朗的笑语声已响彻庭宇，这种豪放不羁的个性，在女性中是难得一见的。
杨步伟在清华园做了很多开风气之先的事，其中一件就是开饭店。
王东明曾在《王国维家事》一书中，提到杨步伟与另外两位教授太太在清华园大门前右方、南院对面的小河边开了一家饭店，叫“小桥食社”，屋后树木荫森，前左都濒临小河，古雅的建筑，景色宜人，曾轰动一时。饭店生意不错，食客有学生、教职员及眷属，附近没有别的小吃店可去，可说是独门生意，“问题是赵伯母交游广阔，又喜请客。凡是稍熟的人到店里，她总是嚷着：‘稀客，稀客，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小桥食社’在请客声中关闭了”。
关于开饭店的原由，杨步伟自己后来说，1925年赵元任夫妇回到清华任教不久，“清华本校里有两个大厨房，到轮流请客时，总是那几样菜，所以我们最怕人家请吃饭，自己家厨子也用不好，几天元任就觉得厌了，所以做中国菜的换到做西餐的厨子，从北边的厨子换到南边叫来的厨子，常换来换去的，我就又来出主意了，和几个太太商量，我们何不共请几个好厨子，有做点心的，有做菜的，我们还可以给我们大家各省不同的菜和点心教他们做，岂不多少不同的东西来吃吗，家里又省了用厨子的麻烦，价钱除了本钱以外只加出三间小屋租钱和厨子工钱来就是了，轮流托一位太太管，大家都赞成”。
杨步伟先拿出四百块钱，从五芳斋请了三个厨子，一个做菜的，一个做麻糕的，一个做汤包和点心的，在学校大门外河边借了三间屋子。开张那天，进城买了一百多元的菜，鲜的干的买了一大些。最好玩的是“王文显太太洋车后挂了十只活鸡一路叫，她吓得直叫洋车夫停下来，一停鸡又不叫了，一走又叫起来，就一路停的不止”。
没想到当天就来了二百多人，他们几个忙得焦头烂额。我们只希望吃完了的人快走，也没想到问他们要钱”，结果是买的菜吃了光光，钱却没收回。吴公之要两样菜等半天也没送出来，第二天他送来一副对子：“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杨步伟只好请他们吃饭，“如此一来大家都送起对子来了”。没折腾多久，杨步伟自己写了一副对子：“生意茂盛，本钱干尽”，就把饭店让给别人去经营，“本钱也多半自己吃了”。
几年后，杨步伟随赵元任赴美，写了一本《中国食谱》，赛珍珠在导言中说：“至于赵太太，我想要提名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要取得世界和平，还有比围坐一桌享用鲜美菜肴更好的方法吗？”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夫唱夫随，但在赵家却是妇唱夫随。虽然赵元任也是思想开放的人，但他并不赞成杨步伟开饭店。但他知道杨步伟的脾气，即使他反对也没用。“他知道我的脾气要干总是要干的，绝对不会中止，只好听我去闹，我们两个人的脾气就是如此的过了四十多年，我是处处要找麻烦，元任是处处要省事。”
从青年到晚年，从中国到美国，赵元任与杨步伟的夫妻关系也仍然维持着这种有趣的平衡。在女儿眼中，“父亲的人生观是入世的，他对于种种社会上的改造总是很热心，他很在乎要跟社会有接触，他绝不是一个隐居的人。我想这一方面父亲受母亲的影响最大，他爱跟朋友们通信，我们常常笑他每经过一个信箱总有信要发”。（赵如兰《西天还有些儿彩霞——给爸爸朋友的一封信》）
在亲戚眼中，这种婚姻和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赵元任的为人与修养：“姑父是天性纯厚，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而不多言，从不争长论短，说话风趣幽默，总要经过三思而后再行；但是姑母的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又热心愿意帮助别人，她的脾气想要做的必不中止……姑母对于家中一切大小的事情都是亲自料理，对外的交涉，也不用姑父操心，孩子们的抚养，姑父本身一切饮食及冷暖，姑母都是亲自照应，爱姑父的心，可想而知，由此可以让姑父专心研究跟写作，他的成就，姑母也有很多鼓励和帮助的。我常常听到人家说赵先生怕太太，实际上赵先生有好些事情都尊重姑母的意见……”（杨时逢《追思姑父——赵元任先生》）
晚年，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名满天下。一位记者到伯克莱赵家采访，羡慕他们是一对神仙眷侣，赵元任笑而不言，杨步伟却十分坦率地说：“我们吵吵闹闹了五十五年，但也和和乐乐地共度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这句话是对他们夫妻关系最好的总结。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