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 念
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正月十五日，苏轼着手在黄州东坡建造茅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雪堂”。此时的苏轼既没钱，又没人，只能靠四邻帮忙筑造草屋，完工后众人大醉一场，以谢慰劳者。
诗案被贬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被任命为湖州知州。在呈神宗皇帝的谢表中，他说“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令神宗深为不满。之前的熙宁年间，苏轼多次明确攻击“新政”，由于当轴者是宰相王安石，而“三苏”父子同王安石早在英宗年间就恩怨纠缠，因此神宗总是把这种攻击看成是私人问题。
苏轼在密州任上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间有句“我欲乘风归去”，但最后还是留在人间。神宗将词义理解为：苏轼虽然厌倦政坛，而内心仍然效忠自己，由此将新政推行不力归咎为王安石同其他官员结怨太深，“旧党”其实只是反对王安石，而并非新政。于是，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神宗亲自主政，并改元“元丰”。
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轼竟然说“难以追陪新进”，那就是直截了当的抗拒了。被戳到痛点的神宗想起，之前沈括在巡视浙西路后曾向他举报，杭州通判苏轼经常写诗讪谤朝廷。于是御史台领命而动，大兴诏狱，要逐字逐句找出苏轼诗词中的罪证。由于御史台古称“乌台”，这次影响巨大的事件遂被称作“乌台诗案”。
御史台成案后，将苏轼起诉到大理寺。大理寺的判决是二年徒刑，依惯例，以官职抵罪。意思是苏轼有罪，但不必服刑，开除公职即可。御史台不满，上诉至审刑院，后者维持原判。最后，神宗皇帝动用了自己的“特责”权，将苏轼贬到黄州。
京师到黄州有千里之遥，正常赶路需要三四个月，而苏轼只用了一个月就到了黄州贬所，可见戴罪之身如惊弓之鸟，不敢有丝毫闪失。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开始了长达四年又二个月的黄州岁月。
初到黄州，是“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凄冷。到第二年，苏轼适应了贬谪生活，并开始主动经营，开垦了一方荒地，使之成为良田，并名之“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思维转型
在黄州的前两年，一直有消息从京师纷纭传来，内容无非是神宗回心转意，想将之前反对新政的“旧党”召回朝廷，其中包括苏轼。这些传言绘声绘色，有如亲见，苏轼必然是雀跃而盼望的，但其中的内容又令他生疑。
一年多的等待渐渐使苏轼确信，神宗对他的心结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而且神宗比他还年轻12岁，正是春秋鼎盛，苏轼必须面对可能停于黄州的现实，准备在此地高蹈安居。刚到黄州的时候，苏轼借住在佛寺定惠院。弟弟苏辙也因“乌台诗案”被贬，赴贬所筠州要路过黄州，顺道护送苏轼妻小来黄州团聚，一大家子就住进了临皋亭。这儿是官府招待所，邻近驿站和长江码头，生活上很方便。后院住家眷，前院是苏轼办公、会客的场所。诏命明令苏轼“不得签书公事”，当时既无公可办，苏轼就在办公房做“日课”——抄写《汉书》。
原本不知要在黄州逗留多久，决心在此定居后，苏轼就需要一处自己的房子了。于是，元丰五年正月，苏轼在躬耕近一年的“东坡”边上造起了五间茅屋。据说，开工的时候大雪纷飞，苏轼遂把此屋命名为“东坡雪堂”。
临皋亭毕竟是官府招待所，有门卫把守，进出需要通报，对于喜欢待客的苏轼来说很不方便。而且，宾朋宴饮会吵到妻儿。另外，苏轼的次子苏迨、三子苏过年幼，还缺个长期的家庭教师。如此通盘考虑下来，构筑雪堂也是必然了。
以苏轼自己的说法，来黄州的第一年“块处闲寂”。块，就是孤独的意思。第二年则“亲知相过，人事纷纭”，来探望他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因为没有借宿的地方，总是来了就走，匆匆一晤，无法把臂同游，雨夜对床。所以，苏轼也需要新屋来招待亲友。
吟啸徐行
古代士大夫讲究“安身立命”，承圣人之教，致君尧舜，名垂青史。老百姓则只是“安家立业”，几间茅舍，几亩薄田，儿孙绕膝。来黄州第三年，即元丰五年，苏轼完成了由“安身立命”到“安家立业”的转变。
八年前，苏轼任杭州通判，“奉檄赈灾”，路过苏州。在游览虎丘时，他看到山边良田美景，蓦然萌生归隐躬耕之想：
我来属无事，暖日相与永。
喜鹊翻初旦，愁鸢蹲落景。
坐见渔樵还，新月溪上影。
悟彼良自咍，归田行可请。
这种愿望当然是真诚的，但也不过是愿望而已。那时他39岁，虽在官场边缘，却声誉日隆，归田云云只是一声感慨而已。而今困顿于偏僻的黄州，仕途既不畅，自家的茅屋也搭起了梁柱，那么，也该买几亩水田，以养家维生了。
清明节后第二天，苏轼带着随从家仆去附近考察田地，顺便作踏青之游。于是，就有了那首“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的《定风波》。其词云：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几乎是苏轼来黄州这两年的思想总结。被贬的痛苦惊醒了功名迷梦，失望之余，也有好消息，即“山头斜照”来相迎。但每次起复的传闻，都让他惊喜、盼望又失落。功名有何恋？不过是“向来萧瑟处”而已。“我”要“归去”，不再理会仕途的纷扰，今后的生活同之前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了——“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果说，上阕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轼的精神底色；那么，下阕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他的生命定位。自“乌台诗案”的惊惧和贬谪黄州的无望之中，苏轼终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归宿。
这场雨让苏轼写出了传世名句，也为自己校准了未来的航向。但毕竟春寒料峭，淋雨让他感染风湿，手臂肿痛。他去了蕲（音qí）水县麻桥，找当地名医庞安时诊治，疗效极好，“一针而愈”。苏轼非常满意，拉着庞安时做导游，准备往蕲水县城走一走。
人生再少
在去蕲水县城的途中，苏轼一行人在村野店家饮酒至半夜，乘月行至绿杨桥，酒醉乏力，“解鞍曲肱，醉卧少休”。等到睡醒，天色破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于是，苏轼作《西江月》词一首，题在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苏轼此时看到的都是美景，美好得像是仙境，“我欲醉眠芳草”和“杜宇一声春晓”尤其清新可爱。苏轼是蜀人，用了家乡典故，杜宇即古蜀王望帝，死后化作鹃鸟。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原本有着泣血的悲凉，而苏轼逆用其意，杜宇的啼声竟然带来了春光明媚的清晨。看似忧伤的境遇，在苏轼眼中都化为澄澈光明的福地。
蕲水县属于蕲州，紧邻黄州，两地有着相似的地理文化风貌。事实上，无论黄州还是蕲州，当年都非常萧瑟。据来探望苏轼的人说，黄州的民房低矮破败，街景萧条萎靡，连州府衙署都显得狭窄吵闹、尘土飞扬。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对黄州风光的赞美，或许是他已将此地视为家乡，或许是他的思想已经破障，不为功名所扰，所见皆是好景。
到达蕲水县城时已是下午，苏轼和庞安时先在官设客馆休息了一会儿，即来到城外的清泉寺。苏轼惊喜地发现，“寺临兰溪，溪水西流”，遂吟诵出那首著名的《浣溪沙》。或许，他此行就是想特地看一看这西去的人间流水：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又是子规鸟来作迎接的使者，它不仅带来了绿杨桥边的春光美景，还让苏轼看到了震撼的流水向西的兰溪异景。至此，苏轼已经完全走出了自“乌台诗案”后的彷徨和患得患失。他欲将日晷逆转，不再接受物理定律的束缚。无论是党争旧怨还是个人未来，都不及此时他同大自然的对话来得重要。既然溪水都能西流，那么人生何不能再次年少。兰芽尚短，沙路洁净，雨中的子规在告诉苏轼，不要为过去的时光感到惋惜，一切才刚刚开始。
蕲水城外，清泉寺边，苏轼重生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突围”，苏轼重置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也重置了自己的人格崖岸和终极信仰。
大江东去
“东坡雪堂”刚刚造好，就接待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杨世昌。他是绵竹天都观的道士，自庐山来看望苏轼。两人一见如故，道士在雪堂居住逾年。杨世昌在文学史上很重要，有的观点认为，他是前、后《赤壁赋》中的“客”，即问题的提出者、从侧面推动苏轼思考的对话者和引导者。
没过多久，苏轼又迎来一位好友——巢元修。他的来历颇为隐秘，据说是四川一位将军的幕僚，这位将军因兵败而被朝廷正法，巢元修逃了出来，流浪在江淮大地。如今苏轼在黄州有了着落，巢元修过来投靠，成为苏轼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
苏轼言行多有出人意表之处。作为被贬谪的有罪之身，本应战战兢兢，但他竟然收留了巢元修，还给儿子做老师，以常理观之，真是匪夷所思。很可能，巢元修也是前、后《赤壁赋》中的“客”。
黄州赤壁在今天称为“文赤壁”，并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的“武赤壁”。苏轼精熟三国舆地（王安石曾建议苏轼重修《三国志》），他必然知道这一点，只是借着这个由头，层层递进阐发自己的观点。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中国古典文学中颇具盛名的宋词，题名《念奴娇·赤壁怀古》，当然是为缅怀赤壁之战所作，但究竟作于何时，至今仍有争论。主流意见是，此词同《前赤壁赋》同时写成，即元丰五年七月十五。
也有学者认为，苏辙于元丰三年五月底送苏轼家小来黄州，顺便游览赤壁，并作怀古诗，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应是彼时而作。此说法可商榷。无论写诗还是作词，尤其是有纪念意义的，苏轼会用长长的序言或标题来说明写作的时间、地点、缘由。《念奴娇·赤壁怀古》如果真是他应和弟弟苏辙而作，为何没有明确说明？
也有可能，《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于元丰五年春夏之交。此时风急潮高，所以“惊涛拍岸”，不像作于七月的《前赤壁赋》中的江流那样“水波不兴”，也不像作于十月的《后赤壁赋》中那样“水落石出”。从时间顺序看，《念奴娇·赤壁怀古》是第一层认知，表现了尘世中战争、政治和历史现象之于人们的不可捉摸。前、后《赤壁赋》为第二层破障，原来天地并非迷梦，是与人生和合共适的造物赐予。
如此来看才能明白，整个元丰五年，苏轼的境界在逐次递进中愈发光彩照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