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津涛
说起中国古代钱币，尤其是所谓“方孔钱”，大家通常会把它们和“铜钱”画上等号。其实铜质以外，方孔钱还有铁质、铅质甚至泥质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就曾大规模铸造铅钱，其统治的广东、广西等地，是历史上铅钱流通最多的区域。原属南汉的安南地区（古代越南）同样使用过铅钱。
因为南汉注重发展对外贸易，铅钱的使用范围更是从两广一直扩展到南洋各国。在印尼海域发现的“印坦沉船”“井里坟沉船”上，都带有不少铅钱，显示了南汉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铅钱的诞生】
受限于铸造技术、原料成本等原因，作为流通货币的铜钱，所用材质都非纯铜，比如唐朝开元通宝的含铜量多在70%至80%之间，另外则是铅、锡等杂质。因此，铅本来就是古代钱币的重要成分。
安史之乱后，朝廷为了降低成本，并提高钱币硬度，在铜钱中掺铅的比例越来越大，到了唐朝晚期，一些开元通宝的含铅量甚至超过50%。但唐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铅可以被直接拿来铸钱。
随着唐朝灭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藩镇忙着争夺中央政权，南方藩镇则通过兼并，形成四川、淮南、福建等几大割据集团。称霸一方的枭雄们为快速增强经济实力，在铸币问题上绞尽脑汁。他们看到铁和铅比铜廉价易得，就大规模铸造铁钱、铅钱，既不在意铁钱沉重，携带不便，也不管铅钱柔软、有毒。即使是以铸铜钱为主的南唐，也铸造有“永通泉货”大铁钱。
马楚、闽国、吴越、后蜀都铸造过铅钱，但论数量远远赶不上南汉。南汉的奠基者名叫刘隐，是唐末封州（位于今广东省云浮市境内）刺史刘谦的长子，通过多年征战，成为岭南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被唐朝廷任命为清海军节度使。除在名义上尊奉唐朝外，刘隐还一直重贿权臣朱全忠（即朱温），甚至大力劝进。朱全忠建立后梁，先后封刘隐为南平王、南海王，并加中书令等高级头衔。
刘氏集团如愿获得中原王朝册封，具备了统治岭南的合法性，但他们拿到的爵位仅是郡王，比一字王（如王审知的闽王）和国王（如钱镠的吴越国王）都要低，没有独立建国的资格。刘隐死后，其弟刘䶮（原名刘岩、刘陟）承袭他的官爵，并最终控制了现在广东、广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公元915年，刘䶮上书后梁朝廷，希望梁末帝像封钱镠为吴越国王那样，让自己做南越国王。
在梁末帝看来，岭南的战略价值不如吴越，一口回绝了这个要求。刘䶮索性改变自刘隐以来尊奉中原王朝的传统，自立为帝，国号“大越”。过了一年，刘䶮又改国号为汉，他就是南汉高祖。
从考古发掘来看，南汉统治区内出土的铅钱包括开元通宝、开平元宝、五铢和乾亨重宝等。按照钱币学家罗伯昭在《南汉钱史》一文中的猜测，“开元通宝”铅钱当是刘隐作为唐朝节度使期间所铸，“开平元宝”铅钱则可能是刘隐、刘䶮兄弟奉后梁为正朔时，以朱全忠年号铸造的钱币。他没有提及的五铢铅钱，我认为可能是刘䶮改国号为“汉”后，刻意去复活了这种两汉时期的标志性货币。
当然，南汉最有名、铸量最大的铅钱，还是刘䶮即位之初铸造的“乾亨重宝”。在广州市及其周围地区，时常有大量铅钱出土。从1953年到1985年，广州地区由考古发现的乾亨重宝铅钱即达2000多斤。铅钱大小不一，重量从3.5克到4.8克都常见，按照平均4克计算的话，2000斤就有大约25万枚之多。
与乾亨重宝铅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开平元宝铅钱存世量极少，只有零星发现，这可能是刘䶮刻意销毁的结果。后梁拒绝封刘䶮为南越国王后，刘䶮视后梁为“伪廷”。为抹去刘氏集团曾向朱温称臣的黑历史，大量销毁了当初所铸的开平元宝铅钱。
南汉铅钱绝大多数钱体轻薄、钱文模糊，拙劣不堪。因为工匠技术水平不高，以及南汉官方监制不严，很多五铢铅钱的钱文被铸成了“五五”，或者与开元通宝“杂交”为“开元五五”。
有些开元通宝铅钱还铸有“金”“宝”“南”桂”兴”等字加“一”二”三”四”的背文，如“金一”“南二”“宝三”等。这些背文的确切含义至今不明，研究者做了很多猜测，广西钱币学家张世铨判断，“金”意为“珍贵”，“宝”是“宝钱”，“南”是“南国”，桂是“桂州”（今桂林），而南汉中宗刘晟（刘䶮之子）几个儿子的名字里都有“兴”字，如南汉后主刘鋹原名刘继兴；至于数字表示的则是铸造年份。
乾亨重宝铅钱有少数背“邕”或“邑”字。“邕”指邕州，在今广西南宁及其附近，刘䶮曾封其长子刘耀枢为“邕王”，背“邕”乾亨重宝铅钱可能是刘耀枢所铸。至于背文“邑”当指京城，也就是南汉国都广州，广东钱币学家王贵枕认为，背“邑”乾亨重宝铅钱可能是专供广州城内百姓使用的。
【铅钱的流通】
南汉铸造铅钱的主要原因是岭南铜、铁较少，这里在五代以前就普遍流通金银。但这不意味着岭南完全不产铁、铜，刘家几代君主都崇佛，在境内铸造了很多佛塔和铜钟。现在广州光孝寺内的两尊铁塔，就是南汉时期铸造的。清人吴兰修所著《南汉金石志》中记录了一批铜钟，它们的重量从一百多斤直至一千斤以上都有，有限的铜、铁都被用于佛事活动，可用于铸币的自然更少了。
刘䶮所铸钱币中，乾亨通宝都是铜钱，乾亨重宝有极少量铜钱。在古代，钱文“重宝”对应大面值钱币，比如唐肃宗铸行的乾元重宝，就曾以其一枚当十枚，甚至五十枚开元通宝。南汉最初的货币体系中，很可能规定十枚乾亨通宝铜钱兑换一枚乾亨重宝铜钱，但是铜产量跟不上，乾亨重宝的钱文很快沦为铅钱专用。刘䶮或许也曾幻想，一枚乾亨重宝铅钱的价值顶得上十枚铜钱。
再退一步说，刘䶮至少也想让铅钱和铜钱等值流通，但铅比铜质地差、价格低的事实无法改变，他只能做出退让。南宋洪遵所著《泉志》引《十国纪年》说，“刘䶮以国用不足，铸铅钱，十当铜钱一”，即刘䶮在铜钱不够用的情况下，大量铸造铅钱，被迫让十枚铅钱等价于一枚铜钱。
南汉统治者在“乾和后，多聚铜钱，城内用铅，城外用铜，禁其出入，犯者抵死”。943年，南汉中宗刘晟改元乾和，此后他把国内稀少的铜钱聚拢在自己手中，并下令让广州城内使用铅钱，城外使用铜钱，擅自把铅钱拿到城外或把铜钱带进城里，都是死罪。南汉还有一条有意思的规定，“俸禄非特恩不给铜钱”，即官员俸禄也以铅钱为主，仅有特别受宠的大臣才有机会获得铜钱。
另外，《十国春秋》说广州城内外分用铜钱、铅钱，始于后主刘鋹在位时的大宝五年（962年），或许南汉自高祖刘䶮之后即一直实行这样的货币政策。民国时的钱币学家王荫嘉认为，南汉“经济政策之离奇，令人莫名其妙”，“城内之铅钱，既不能出城关，遑论远方之物，公私其何以贸易，人民其何以聊生。城外之铜钱不能入，则在上者何从积聚？”他去请教写有《南汉钱史》的罗伯昭，后者的解释是，广州内外分用两种钱币是在市场交易中劣币驱逐良币，自然形成的经济现象。
要想理解南汉的货币政策，我们必须参考其北方邻国马楚。马楚国铸造有多种钱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乾封泉宝”大铁钱，这种钱直径4厘米左右，重约25克，每枚法定价值等同于十枚铜钱；同时又铸开元通宝铅钱，并和南汉一样，以十枚铅钱当一枚铜钱。外地商人到马楚境内做生意，货物全部卖掉，赚得铁钱、铅钱，而这些钱带到其他地方根本花不了，商人只能再用手里的乾封泉宝等购买湖南特产带走，因此《资治通鉴》说马楚国“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
回到南汉，中主刘晟、后主刘鋹要求广州城内百姓必须使用铅钱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南汉政权掌握着庞大的铅矿，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铅钱，而广州作为两广，乃至东亚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各种地方特产、奇珍异宝都汇集在这里，刘家人拿着廉价的铅钱就能买到想要的商品，何乐而不为。至于铜钱，刘家人大可只收不出，作为一种保值的财富。
相比于南汉、马楚、闽国等鼓励使用铅钱的南方政权，中原王朝一直严禁铅钱流通。比如后唐明宗曾下《禁铁镴钱敕》，说“行使铜钱之内，访闻夹带铁镴。若不严门条法，转恐私家铸造。应中外所使铜钱内铁镴钱，全即宜毁弃，不得辄得。如违，其所使钱，不计多少，并纳入官，仍科深罪”。这里提到的“镴”是一种铅锡合金，诏书的大意是说，如果放任铁钱、铅锡钱夹杂在铜钱内流通，那么必然导致私铸横行，破坏市场秩序，因而严令各地没收和销毁这两类劣钱，并严惩使用者。
铅钱在中原地区很少出土，而如前文所说，两广地区经常能发现铅钱窖藏。清代诗人叶德辉的《古泉杂咏》在写乾亨重宝时就说：“建号阴符卦画三，中原五姓弃朱儋。九龙殿火铜销毁，剩有青铅遍岭南。”南汉在中原以外独立建国，其历史早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海量铅钱。
【铅钱与外贸】
在中国，无论南汉百姓，还是与南汉有贸易往来的商人，都不喜欢铅钱。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中国以外的一些国家，铅钱不仅备受欢迎，甚至还引来当地人的大规模仿制。
南汉统治下的岭南地区，在唐朝即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乃至波斯、阿拉伯、非洲的一些地方建立了商贸往来。韩愈被贬官到广东东部的潮州时，就发现“外国之货，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广州作为岭南对外贸易的中心，更是当时东方首屈一指的大港。
唐末变乱中，黄巢攻陷广州，使这座城市遭到极大破坏。古代阿拉伯人所著《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说，在广州，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多万人被他杀害了。刘谦的父亲、刘隐和刘䶮的祖父刘安仁原籍河南上蔡，因为经商需要，才到的岭南，所以南汉统治者对于商业活动绝不陌生，他们控制岭南后，使这里的商业活动逐步得到恢复。
南汉当时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东南亚各国，那里的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被商人销往岭南，以至有“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的盛况。以往限于史料有限，我们对南汉外贸的细节知之甚少，直至1997年，一艘沉船在印尼雅加达附近的印坦油田海域被发现。它长约30米，宽约10米，被命名为“印坦沉船”。英国学者杜希德、思鉴整理出水文物后推测，该船沉没于920到960年之间。
从造船技术、失事位置等方面分析，该沉船当属于苏门答腊岛上兴起的强国三佛齐。船上载有大量货物，包括中国的铜镜、瓷器，东南亚的青铜佛像、青铜镜，中东的玻璃、香料、象牙等，以及南汉货币——97枚银锭（有的刻着“桂阳监”铭文，说明来自南汉辖地）和145枚乾亨重宝铅钱。
2003年，还是在印尼海域，又发现了“井里坟沉船”，该船上的货物更加丰富，甚至有一吨采自阿富汗或缅甸的青金石原料。在这艘沉船上发现的南汉乾亨重宝等铅钱超过了7000枚。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极少发现的开平元宝铅钱，在印尼巨港（位于苏门答腊岛东部）常有出土。这可能是当初三佛齐等古国，为方便交易而仿铸的南汉钱币。如果确实如此，那一方面说明开平元宝铅钱曾被刘隐较大规模地铸造，并将之用于外贸；另一方面可见南汉铅钱在9世纪的东南亚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度。
同样是东南亚国家，越南在货币方面也深受南汉影响。包括唐朝开元通宝，南汉乾亨重宝铅钱、开元通宝铅钱以及后来的北宋钱币等，都曾在安南境内广泛流通。
按照汤国彦等人《越南历史货币》的研究，安南陈朝在与元朝战争后，铜源不足，为能尽快恢复经济，于1323年开始铸行铅钱。广西梧州市钱币协会会长余天佑认为，“越南从中国的铅钱学到的东西不比铜钱少，而且创造性地铸行了锌钱，使东方钱币文化增添了一朵奇葩”。
南汉铅钱的铸行时间虽然只有短短数十年，但作为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特殊尝试，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尤其随着南汉广泛的对外贸易，还影响到了东南亚地区。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