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新伟
秋瑾的一生虽然短暂，走过的路却“漫漫而修远”。用明代人董其昌的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脱去胸中尘浊，自然丘壑内营。”
小脚妇，行路难
自高祖秋学礼乾隆年间入仕起，秋家世代官宦，是典型的书香世家。秋瑾祖籍浙江绍兴，1875年出生于福建，幼时随长辈居住于漳州云霄县。云霄县秋家宅院本是嘉庆年间建造的紫阳书院学舍，后来改为官邸，由前厅、廊房、主堂和小孩子嬉戏的天井组成，秋瑾的云霄时光几乎都是在这个院子里度过的。
福建是朱熹故里，南宋时，理学已在八闽之地传开。理学对妇女的要求甚为苛刻，强调心灵和身体都要保持贞纯，还得裹缠双脚，以期养成娴淑贞静的淑女贤妇。秋瑾祖父秋嘉禾出任云霄厅同知，作为官宦之家，女眷自然要谨守闺范。5岁时，秋瑾被母亲单氏安排，开始缠足。
晚清时期维新思潮鹊起，蛰居福建的林纾也受到了影响，他于1894年前后创作了《闽中新乐府》诗集，以响应维新。其中，《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诗曰：“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嬷嬷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问君此脚缠何时，奈何负痛无了期？妇言侬不知，五岁六岁才胜衣，阿娘作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
林纾有感于福建缠足陋俗之盛，痛斥缠足弊害，希望除旧布新，恢复女性天足行走的自由。不过，对于秋瑾来说，这股新风潮刮晚了，她十多年前已经被母亲下令缠了双足。后来，秋瑾自行“放足”，但再也恢复不到天足的模样，只能拖着半天足艰难地踏上人生旅途。
秋瑾反对缠足、提倡放足，有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佐证。缠足的女孩白天寸步难行，夜晚休息时，双脚像架在炭火上灼烤一样痛苦。这个经历给秋瑾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永久的创伤，她后来直言缠足是“摧毁奴隶之酷刑”。秋瑾在《精卫石》中说：自从缠了双足，每日只能坐在房中，不能动作。往往有能做的事情，为了足不能行，亦不能做了，真正像个死了半截的人。”
据夏晓虹女士考证，秋瑾之父秋寿南1876年起从福建赴台湾任职，全家离多聚少。直到1885年，他才让家眷来台居住，于是单氏携子女取道上海乘船赴台。这是秋瑾第一次远行，拖着半天足长途跋涉，行船途中的惊涛骇浪让她明白，健全的体魄对于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女眷尚未在台湾安顿下来，秋寿南即接到调任湖南的命令，秋瑾又经历了一次艰难的回航旅途。
“好吟词赋作书痴”
辗转到1888年，秋寿南才携家眷赴湖南上任，在此之前，秋瑾随母亲暂居绍兴。秋瑾8岁起跟随兄长入家塾，回绍兴后继续在家读书。从秋瑾所作诗词、文章用典之娴熟来看，她经史子集都有所涉猎。需要指出的是，秋瑾对理学也非常熟悉，她后来对理学中压抑女性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激烈批判。
秋瑾特别重视体育锻炼。回绍兴家居后，她常去浙江萧山外祖母家，跟随表兄单宗勋学习武术、马术等技击性武艺，以此强化被缠足拖累的体质。秋瑾自署“鉴湖女侠”名号，时间并非在东渡日本之后，据史料可知，至迟在入京生活时的书信中已经使用，这与她萧山习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云：好剑侠传，习骑马，善饮酒，慕朱家郭解之为人；明媚倜傥，俨然花木兰、秦良玉之伦也。”
随父迁居湖南之后，15岁“及笄之年”的秋瑾由母亲单氏督学女红。单氏出身萧山望族，谨守妇德，雅擅诗文。在女性日常行为和德性培养上，秋瑾得到了系统的教育。女学知识学习方面，不外乎刘向编的《列女传》、王相编的《女四书》等传统女性必读书，用以培养符合儒家妇德的淑女贤妇。从异母弟秋宗章的叙述中可知，秋瑾的刺绣技艺颇高。但她并不喜欢，学成后就丢弃了这门技艺。
少女时期的秋瑾，时间多用于陪伴母亲，诗艺也在母亲指导下稳步提升。1906年母亲去世后，秋瑾请人绘制一幅《秋灯课诗图》，作了一首《临江仙》以表怀念：
懿范当年传画荻，辛勤慈母兼师。丸熊篝火课儿时。三迁媲孟母，折管授羲之。
佳句不辞千遍读，秋宵真个宜诗。讲帏已邈悔生迟。宣文遗志在，盥手仰遗徽。
在1896年与常德富商之子王子芳成婚前，秋瑾基本处于旅居的生活状态，福建、台湾、浙江、湖南都有她的半天足踩下的印迹。频繁迁徙的生活方式培养了她的外向型性格——“喜散奁资夸任侠，好吟词赋作书痴”，小女侠的飒爽英姿跃然纸上。
“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
婚后虽然生活环境优渥，但秋瑾并不快乐。丈夫的为人与她的心理期待产生较大反差，有“天壤王郎”、所嫁非偶之感。秋瑾曾作《谢道韫》一诗表明心迹：
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
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
诗中用典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东晋谢安侄女谢道韫因“未若柳絮因风起”之句博得才女名号，后来嫁与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谢道韫嫌丈夫才华逊色，与自家父兄相比有天壤之别。此诗是秋瑾自况，她理想中的婚姻是才女嫁才子，与谢道韫相配的应该是文学家鲍照那样的人物，而非王凝之。
既不能比翼双飞，那就蓄势单飞，湖南的维新气象打开了秋瑾另一扇心门。1895年，陈宝箴赴任湖南巡抚，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一起推行新政，湖南思想界、文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湘学报》《湘报》刊行，时务学堂、校经学堂、致用学堂相继开办，南学会、任学会、不缠足会”先后成立。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经过这股维新思潮的冲击，秋瑾的人生理想由考虑个人幸福向追求民族复兴的境界转换了。
1903年，秋瑾随王子芳迁居北京，生活圈子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开始在京城文化圈崭露头角。秋瑾住在绳匠胡同，与廉泉、吴芝瑛夫妇为邻。廉泉夫妇是维新派人士，交游广泛。吴芝瑛是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的侄女，出身书香世家，诗词书法造诣甚高。1904年，秋瑾与吴芝瑛义结金兰。
秋瑾在廉泉家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在写给妹妹秋珵（音chéng）的信中说：“任公主编《新民丛报》，一反已往腐儒之气……此间女胞，无不以一睹为快，盖为吾女界楷模也。”
吴芝瑛回忆说，秋瑾“居京师有年，痛愤庚子之变，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凡新书新报，靡不披览”。梁启超发表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最受秋瑾青睐。罗兰夫人因争取自由而勇敢踏上断头台的英姿给秋瑾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她以后的作品中，经常提到罗兰夫人以及类似的中外女性。
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京师大学堂外籍教师服部宇之吉的妻子服部繁子，东渡时便是与她一起成行。由京师大学堂这一线，秋瑾还结识了欧阳弁元、江亢虎等创办新式“女学”的人士。频频参加社会活动，让秋瑾意识到了振兴女界的重要性，她加入了欧阳弁元夫人锡贞发起的“中国妇女启明社”，参加了吴芝瑛发起的“妇人不缠足会”，并多次发表演说，如：“放足为开通女界的起点，女子更须培养学识，求自由。”她还曾准备出任杜若洲创设的女学堂教职。
秋瑾曾对吴芝瑛说：“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有一件事对秋瑾刺激很大。1903年中秋，王子芳嘱咐秋瑾在家准备饭菜，以招待客人，结果他自己却被朋友拉去喝花酒。因王子芳不归，秋瑾首次着男装去戏院看戏。回家后，王子芳认为秋瑾“不守妇道”，对她动手。秋瑾一怒之下离家住进酒店，对婚姻生活不再有憧憬。
“漫云女子不英雄”
秋瑾居京学习日语，与服部繁子走得很近。1904年6月，秋瑾随服部繁子东渡留学，途中作诗：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带着家国恨，秋瑾期望在异域的土地上建功立业，做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此时，中国思想文化界蔓延着反清革命情绪，《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等革命刊物相继在东京发行。1903年，邹容出版《革命军》，陈天华出版《猛回头》《警世钟》，秋瑾很快被革命情绪感染，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她的抱负从北京时期的女界革命扩大到社会革命。
阅读了由《俄事警闻》改名的《警钟日报》后，秋瑾作赋曰：此钟何为铸？铸以警睡狮……遂见高撞自由钟，树起独立旗，革除奴隶性，抖擞英雄姿。”唤醒、激励更多的人，在秋瑾看来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也因此绽放了她压抑已久的激情。秋瑾加入江苏籍学生发起的演说练习会，不久被推为会长，主持《白话》杂志，并公开发表论文。她与陈撷芬、潘英等人重新组织共爱会，定名为“实行共爱会”，宗旨是“联络同志、互换知识、团结团体、振兴女学”。
秋瑾在横滨加入“洪门三合会”，开始秘密会党活动，进行反清革命。1905年回国期间，秋瑾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在东京由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9月与刘道一等人在横滨组成“十人团”，学习制造炸弹。
1905年10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压制留学生的活动，引起留日学生激烈反抗，陈天华为抗议而蹈海自尽。秋瑾担任反抗运动女留学生代表，受此刺激，愤而归国。
秋瑾在致革命党人王时泽信中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庶母孙氏回忆1906年见到她的情形：她是小脚，穿了皮鞋，里面塞了棉花絮。”拖着塞满棉絮的大鞋子，秋瑾在绍兴、苏州、上海、杭州、湖州等地不停奔波，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1906年初，秋瑾欲在绍兴设立学务公所，未成，即去湖州浔溪女学任教，讲授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程。因积劳成疾，秋瑾辞去教职，6月赴上海。秋瑾在上海一边着手创办《中国女报》，一边秘密联络会党，并暗中试制炸弹。1907年，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组织光复军，因事发，于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欲谋女性解放，必先求得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女性才能真正解放。从妇女运动史的发展路径看，二十年后，秋瑾所期待的场景终于出现，已经觉醒的广大女性踏上了社会革命的征程。秋瑾以自己的“半天足”证明了她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种在荆棘中踏出一条血路的精神让人敬佩。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