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十年砍柴（文史学者）
2022年10月25日，霜降后的第二天，时逢北京的深秋——古都最美的时节，天悠远而湛蓝，街旁的树叶或黄或红，或仍是绿色，五彩斑斓。我一大早从和平门地铁站步出，沿着南新华街慢悠悠地往南走，大约五六百米就到了琉璃厂西街——荣宝斋总部所在地。这里正在举办“翰墨家国”——荣宝斋350周年专题展。
爱逛琉璃厂
因为来得太早，荣宝斋的展览馆还没有开门。站在街口，往西望去，整条琉璃厂西街北边一大半是荣宝斋的地盘，石条铺就的步行街、街两边的国槐、各家店门口前石臼里养着的花草，和荣宝斋总部一溜三层的仿古建筑协调地组合成地道的“中国风”。荣宝斋大门前的石阶上铺着红地毯，门两旁醒目地立着阿拉伯数字的标识：“1672”“2022”。
来回溜达一圈后，我坐到对面的一条石凳上，静静地看着环卫工人扫落叶，以及荣宝斋的保安上岗准备迎接客人，思绪回溯时间的河流。一百年前，两百年前，这条街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时候，建筑没有现在气派，街道也没今天这么宽敞。如邓云乡先生所言：“整条琉璃厂街上，由鲁迅先生时期，一直到后来，除去西琉璃厂路南商务印书馆一所三层的西式楼房而外，其他都是中式的铺面房，而且大多都是平房，间或有所两层的楼房，那也有如凤毛麟角了。”荣宝斋当时已声名在外，但在琉璃厂一带，还没有像今天一样有着傲视群店的地位，当时荣宝斋的店铺占地面积远比现在狭小。三百多年间，风云流散，许多当年可与荣宝斋相颉颃的老店已经消失在时光的尘埃里，历史的造化，加上荣宝斋抓住了机遇，“荣宝斋”三个字已成为北京“宣南文化”的代表，甚至是中国文化企业“老字号”的重要标志。
荣宝斋能够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幸运。
百年前的秋天，谁会在闲暇时逛琉璃厂、来荣宝斋？我想到的第一个人物便是鲁迅先生。
从1912年5月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前来北京就职，到1926年8月离开北京南下，在这14年中，琉璃厂无疑是鲁迅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共场所。有研究者统计，据先生的日记记载，他总共逛琉璃厂达480次之多，差不多每个月平均3次。在这条街上，鲁迅寻拓片，淘旧书，买笺纸和笔墨，消解古都的寒冷和排遣对故乡的思念，而荣宝斋是他常去买纸张的店铺。
1912年5月12日，鲁迅到京一个星期，刚刚安顿好，便立即和许寿裳等同乡好友“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当月25日、26日、30日，他又去了琉璃厂三次。30日那天，他白天刚刚“得津贴六十元”，晚上就去琉璃厂买了将近4元的书。
鲁迅钟爱琉璃厂，当然是因为这里出售的文化商品以及文雅气氛吸引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来琉璃厂有地利之便。鲁迅就职的教育部在今天的西单教育街，距离琉璃厂仅两公里左右，他初到北京的前几年寄住在绍兴会馆，离琉璃厂也很近，来往方便。不喜欢应酬的大先生就把大部分闲暇时光给了琉璃厂。
1933年，鲁迅已居家沪上，对荣宝斋仍然念念不忘，在与郑振铎先生一起策划印制《北平笺谱》时，收集的笺纸以清秘阁、荣宝斋、淳菁阁等几家较多，但在这中间也就发现了问题。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给西谛先生的信中说：齐白石花果笺有清秘、荣宝两种，画悉同，而有一张上却都有上款，写明为‘△△制’，殊奇。细审之，似清秘阁版乃剽窃也，故取荣宝版。”可见鲁迅先生当时很是肯定荣宝斋的版权保护意识。
如果时光再往前溯，180年前来琉璃厂的名人，我以为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曾国藩。当时还没有“荣宝斋”的字号，荣宝斋的前身“松竹斋”在这条街已颇为知名，在翰林院当清贫京官的曾国藩，享受着读书、写字、会友的闲适生活，他很是照顾松竹斋的生意。
道光二十年（1840）至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京生活了12年，从一个七品官做到了二品侍郎，据其日记描述，有60多次逛琉璃厂的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四日日记载：“饭后，拜客数家，走琉璃厂买寿屏纸，买书，日旰方归……是日在厂肆流连太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日记载：“早起，约岱云（他的同乡、同年、儿女亲家陈源衮——笔者注）同至琉璃厂买纸，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
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当时曾国藩因母丧回到湖南湘乡故里守制，他给留在北京的长子曾纪泽写信云：“松竹斋军机信封五寸长者、六寸长者、七寸长者三等，各为我买百封并签子。”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八日，曾国藩已封一等毅勇侯，任两江总督，为清廷第一重臣。他在给正在北京跑官的外甥王镇墉的信中说：“此间所用信笺多不如意，上次在松竹斋所买者亦不甚好。甥为我代买佳者，大约较常用之笺。横宜加宽，蜡宜稍薄，纸质宜厚宜细而已。”可见曾国藩对松竹斋情有独钟，而且对信笺的质量、式样非常讲究，其外甥刚从湖南到京城，哪懂得这些，给舅舅买的只是松竹斋里的大路货。
晚清至民国，和荣宝斋（松竹斋）有过往来的文化名人实在太多了，如纪晓岚、何绍基、潘祖荫、翁同龢、李鸿藻、吴大澂，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京城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士人，很少不与琉璃厂乃至荣宝斋发生关系。
精神家园
荣宝斋总部所在的琉璃厂文化街，位于宣武门东南，虎坊桥以北，在清代属于京师外城。此地辽代时为“海王村”，元明时曾设有皇家烧制琉璃瓦的窑厂，故得其名。清初时古董商在此经营，逐渐形成了古玩字画、古籍碑帖以及文房四宝的自发市场。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文化商品大市场。荣宝斋的前身松竹斋始创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主人是一位绍兴籍的张姓官员，后辞官经商，在琉璃厂开设南纸店“松竹斋”，赖以营生。到了1894年，松竹斋的东家又创立了连号（隶属于老店的“副牌”）——“荣宝斋”，1900年庚子事变时，北京城许多店铺因战火波及而倒闭，松竹斋也关张了，而荣宝斋承继了两家店的生意。
在琉璃厂各家店铺的买卖中，古董、字画、古书、碑帖大致属于精神层面的消费品，而笔墨纸砚特别是纸张属于文化“快消品”——对于读书人来说，如衣食一样消耗量大，需要随时接续上。荣宝斋及其前身松竹斋最初做的是此类买卖，即坊间所说的“南纸店”，后来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发展到今日，据荣宝斋官网介绍，它已是一家“集书画经营、文房用品、木版水印、装裱修复、拍卖典当、出版印刷、展览展示、教育培训、茶文化、进出口贸易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企业”。
琉璃厂上的不少店家，包括松竹斋及后来的荣宝斋，蜚声京内外。它们的生意是怎样做大的呢？我以为有三个因素。
一是有地利之便。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就颁布命令，汉人不许居住在内城，汉族居民以及众多的商家不得不搬到外城即前门以南的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一带，各地会馆聚集，各地进京赶考的士子或谋职的候补官员，大多居住在宣南的会馆里，而各种买卖人和卖艺者也涌入这片地区谋生。宣南在清代到民国，呈现一片繁华的市井景象。其中“俗文化”市场的代表是天桥，“雅文化”市场的代表便是琉璃厂。琉璃厂的买卖虽然属于“大雅”一类，但一开始就是从市井里生发出来的，故带有活泼泼的市井味。
二是清代到民国，全国特别是北京有一个庞大的“雅文化”市场。全国一代代的文化精英汇聚北京，他们应试、求职、做官和人际交往，离不开荣宝斋这类店铺所提供的产品。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其要义则是人际交往特别是士人之间的交往，讲究礼仪的周到、贴切。北京的普通人家，因为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也格外讲究礼数，譬如即使是不识字的老大爷说话，也颇为文雅而非直来直去，“劳驾”“借光”不离口，问人年龄则用“贵庚”或“高寿”。不用说北京的官宦门第，就是一般的小康之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朋友交往，没有谁离得开琉璃厂出售的商品。
邓云乡在《南纸店》一文中说：
信纸、信封、稿纸、仿纸、白折、账簿、扇面和裱现成的喜寿、挽联等，是纸柜的大宗生意，因为这些东西使用的人更为广泛，比单纯买宣纸等纸张的人要多多了。那时官场中讲究笔墨函札，一封大八行，纸墨淋漓，可以影响人的升迁荣禄。到了夏天，三天两头换把扇子，沙地留青的水磨刻竹股子，洒金、发笺，舒莲记五、七层棉料的扇面，有书有画，可以附庸风雅。红白喜事，买副现成的裱好的喜寿、挽联，找人一写，作为人情，又漂亮、又经济、又方便。这种裱得现成的喜寿、挽联不是一般宣纸裱的。喜寿联都是朱红或大红洒金蜡笺，或印好金色花纹的蜡笺裱的，墨浓一些，新写上字非常漂亮。
有条件的文化人还委托熟悉的店家长期定制信笺、信封。这也是上文所言曾国藩位极人臣时，给人写信用的笺纸不敢丝毫马虎的原因。
到了清末，荣宝斋经营的另一大宗商品是士人应试或做官的工具书。如有翁同龢题写书名的《释字百韵》，这是一部应对科考项目中试贴诗的字典。再如定期更新内容的《缙绅录》。《缙绅录》即清代官场流行的官职姓名录，逐年刊行，详载内外官吏姓名、籍贯、出身等，就是《红楼梦》里的“护官符”，无论是做地方官还是京官，须臾不能离开这本“宝典”，否则弄不清官场状况，举手投足稍有不慎，可能招致大麻烦。《缙绅录》是光绪年间荣宝斋掌柜庄虎臣胜出同行的“核心产品”——这当然得在吏部有可靠的关系。荣宝斋的《缙绅录》是同类产品中最为权威的，很快成了京城大小官员的抢手货。由于更新及时，官员为了掌握官场新情况，荣宝斋《缙绅录》每一次的升级版都必须买。
三是荣宝斋这类琉璃厂店家的服务态度极好，所谓宾至如归毫不夸张。来琉璃厂的人，除了沉浸在热闹的市井味中，还能感受到浓烈的人情味。且再借用邓云乡《南纸店》中文字：
顾客从店门进来，如果买纸，到木柜台前，你要宣纸，什么料半、单宣、六吉、夹贡、玉版、洒金、虎皮、发笺等等，根据你的要求，从货架上，整刀地拿下来，摊开在宽大结实的柜台上，凭你选购。买好了，你要裁成什么尺寸，马上从柜台下面拿出像半圆镰刀一样的裁纸刀，给你裁好。如果你要打格子：打一副九言联吧，马上把裁好的纸摊在柜台上，红木镇纸一压，柜台下拿出尺、界划等工具，很快就在雪白的纸上，划好朱红的朱丝界线，中间九格，两边还有上下款朱栏，真是待客服务周到，干活干净利索。即便是不买什么，拿个扇面、扇股进去，劳驾他装装，他们也和颜悦色，很熟练地替你装好，分文不取。他们还有修理扇股、配股轴等手艺。
顾客到荣宝斋等琉璃厂的店铺中购物，是一种如沐春风般的享受。那些经常上店里的熟客未必有强烈的购物目的，而是喜欢琉璃厂的氛围。他们对掌柜的人乃至店伙计，有如亲友那样的熟络和亲切，聊聊天，喝杯茶，精神得到放松。荣宝斋历代掌柜或职员与文化名流之间，都有长久交情的佳话。鲁迅先生去了上海后，仍然忘不了琉璃厂和荣宝斋，他后来两次回北京，都挤出时间去琉璃厂看看老店铺、老朋友。齐白石55岁定居北京，暮年变法，以卖画为生。在满城冠盖的京华，一开始谁看得上一个木匠出身的乡下画匠？荣宝斋广购齐白石的画作，挂店售卖，并设有“笔单”（顾客对某一位画家的订货单），这让白石老人终身铭记。日寇占领北京时，齐白石闭门谢客，宅门张贴“白石老人心病发作，停止见客”，旁注小字：“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荣宝斋）接办”，可见他对荣宝斋的高度信任。
荣宝斋做的是一种文化买卖，但不仅仅是买卖，它为一代代栖身在北京的、有名或无名的文化人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
旧店新运
1950年经过“公私合营”后，“荣宝斋新记”挂牌，其名号保存了下来，1952年成为国营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些仍保留“雅趣”的文化老人和书画家仍然通过荣宝斋装裱、售卖字画，购买相关文化用品，许多文化界老人的文章和信函中都有相关记录。
荣宝斋在新时代的另一个功能则是为文化行业培养人才。黄永玉1954年曾以中央工艺美院教师的身份到荣宝斋学习彩印木刻，并经李可染先生的介绍拜见了齐白石，为白石老人完成了一副肖像木刻画像，由荣宝斋根据画像刻完主版和套色版，再一次次刷印出套色——由此可见荣宝斋因印制彩绘笺纸而历代完善的木刻彩印技术之高超。鲁迅和郑振铎二先生编制的《北平笺谱》，所依据的笺纸主要来自琉璃厂的荣宝斋、清秘阁、淳菁阁、松古斋等店，关于这些笺谱，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不无幽默地说：“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荣宝斋这棵古树发出了新枝。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商品市场呈现繁荣景象，全国很快形成了庞大的文物收藏、字画买卖的消费群体，书画教育和欣赏也普及到寻常百姓。这一切给行业执牛耳者——荣宝斋的兴旺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改革开放使荣宝斋不再成为只与“文化遗老”有关系的企业，它的“市井味”和“人情味”又回来了。改革开放后对中国书法界影响巨大的启功先生称誉荣宝斋是“书画篆刻作品荟萃之区，诸名家聚首谈艺之所”，并非过奖。
荣宝斋再一次发出新枝是及时适应互联网时代，在稳固发展线下市场时，把电商做得有声有色。通过“荣宝斋大讲堂”，聘请名家讲授传统文化常识，以培育喜爱“雅文化”的青年群体。“荣宝斋在线”依托荣宝斋百年品牌和优质资源，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基于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各种新型业务，致力于通过艺术品电子商务、艺术家推荐、在线展览等业务手段，为艺术家、收藏家、经纪人、拍卖行、艺术爱好者、企事业单位等提供全产业链服务。在各大电商平台，荣宝斋的各类产品销售量和好评都占据前列。虽然，传统的士人阶层今天已不复存在，但由于中国人普遍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特别是接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占据相当的比例，荣宝斋乃至琉璃厂所代表的“大雅生意”应当有着更广阔的空间。网络时代，让荣宝斋更方便亲近年轻人和普通人。
在荣宝斋总部的展览馆里，我看到了92岁的沈鹏先生为荣宝斋350年专题展所书写的贺诗，其辞云：
荣名为宝享荣名，追溯斯文励治精。
放眼一家南纸店，画图刻缕启新程。
饾版非如散木同，先贤鲁郑慧心通。
丹青不老留春在，大匠运斤神遇中。
沈老这首诗精确地概括了荣宝斋从一家小小的南纸店成长为今天如此规模的大型企业的历程。不管世事如何变迁，荣宝斋不变的仍然是“追溯斯文”，而“丹青不老留春在”，不仅是沈老，也是无数喜欢荣宝斋、珍爱传统文化的人，对荣宝斋下一个百年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