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戡（文史学者）
前门大街是北京城“元老级”的商圈。走出正阳门外，路西是享誉中外的大栅栏大街，这里原名“廊坊四条”，明代弘治年间京师街巷设立栅栏管控治安，四条商户晓得奇观可以招致人气的道理，于是集资修建了一组较其它街巷更为壮大的栅栏，果真一举成名，“大栅栏”逐渐成为街巷的代称。路东则是另一条店铺林立的鲜鱼口街。清朝中后期，前门大街商号琳琅满目、戏院歌舞不休，民国初期又有八大胡同从旁兴起，游客如织。不到前门一逛，枉费到北京走一遭。
如今的前门大街商业区，与各大城市的旅游商街无二，既有古色古香的传统店铺，也有时尚潮流的商业门店，是各地游客的必经之地，倒是鲜有本地民众专程前来购物。但在清末民初，这条大街的定位与今天明显不同。有一句俗话叫：“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马聚源是官帽店，内联升是官靴店，瑞蚨祥是绸缎店，“四大恒”指的是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缠在腰里的自然是它们发行的银票。能身着绫罗、顶戴齐备，用得起银票的主儿，自然是非富即贵的上层人士，这也让前门有了类似伦敦萨维尔街一样高端定制男装街的风范。
“四大恒”已然消失于历史，马聚源、内联升、瑞蚨祥则依然在大栅栏大街上开门迎客，并列为街上的十五家中华老字号之三。倒推历史，“四大恒”在东四大街抱团经营，马聚源、内联升、瑞蚨祥则是在1949年之后才陆续迁至大栅栏，背后的故事颇为曲折。其中，经营鞋业的内联升历经风雨，它的故事更有一番风味。
鞋履生意难赚钱
鞋靴是消耗品，貌不惊人而又人人皆需，似乎不是个难做的生意。内联升以官靴起家，但历史上的官儿们却不一定穿靴。早在明代，朱元璋就对何人可以穿靴做了规定，统领50名步兵的总旗官都不能穿官靴，庶民商贾更不在允许之列，只能穿布鞋。
即便到了近代，鞋靴的损耗对军队供应体系来说，也是一件麻烦事。且不说旧式官靴，连布鞋都没有市场。特别是在南方，攀山越岭的军队往往只穿草鞋，寒冷时内衬布袜而已。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原国民党军将领黄维，担任少将旅长时也是穿草鞋上阵，在一次战斗中，他被树杈戳伤了脚，差点陷入重围。北方秋冬漫长，地面寒冷，厚底布鞋必不可少。对于广大市民阶层来说，鞋是个不能多占用支出的消耗品。在北京，“纳千层底”是家庭妇女必不可少的技能，各种废旧衣物都可能成为原料。“绱鞋帮”则是更高级的技术，能做得合脚耐穿，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本事。
有需求就有供应，几文钱的生意同样有人做。北京街面上的鞋店中，就有专门制作鞋底的“布底局”，和专门缝配鞋帮的“绱鞋铺”，市民可以根据经济实力自取所需，单独搭配。一双结实耐用的千层底，可能反复搭配过不同面料的鞋帮。
穷困潦倒、孤苦伶仃的“扛长活的”，在旧货市场里慧眼识珠，廉价买到一双结实的鞋底。这双鞋底可能绱过几次鞋帮，为主人攒够了一双鞋钱，还会再度以一两文钱被贩卖出去，洗洗晾干之后，成为下一位客人的脚底物。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小生意也能产生大户，“义顺斋”布底局便是清末享誉京城的老字号。但是，家庭手工和搭配互补的小作坊做出的“散件拼鞋”，只能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远远谈不上舒适体面，更入不了中层以上消费者的法眼。毕竟“脚下没鞋穷半截”，不算穷的人需要一双有里有面的鞋。
前述的马聚源帽店，便投资开办了一家鞋店“天成斋”。与本店专营官帽不同，天成斋主攻一般市民日常穿着的便鞋，其足青布面双脸鞋——全黑色，鞋面缝上两条平行皮脸，以确保结实紧致的便鞋——是享誉京城的拳头产品。鞋面皮脸缝成人字形，鞋底采用全包式的“山底”，耐磨不离脚的“洒鞋”，备受车夫、力工欢迎。此外还有直脚不上皮脸的“元口皂”、鞋面缀云头的“老头乐”，都是畅销产品。
天成斋日后成为拥有多家分号的驰名鞋店，但在组建之初，它不过是在“一间门脸”的窄小商铺中，容纳四五个职工，楼上做活、楼下卖货”的小本经营。大江南北的鞋店大致不过如此。成都名鞋店华胜的创办者罗辉武学了6年做鞋才出师，而后每天连续工作10个小时，也不过能做出两三双鞋。另一家名鞋店三江，最初也不过是“雇有工人二三名，每天生产布鞋十几双，营业收益仅能维持一家人基本生活和工人开销”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技术和条件下，内联升是如何脱颖而出、成为国都最繁华大街上的鞋靴第一号的？
《履中备载》有玄机
“要想赚大钱，就得在坐轿人身上打主意，跟抬轿的再打算盘，也抠不出一个元宝来。”内联升创办者后人赵佩衫如此回忆祖父赵廷的经营方针。探究传统工商业店铺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史料，内联升也是如此。赵佩衫是内联升创始人的孙子，他的回忆算得上店铺历史的基本文本，但也难以说明这家公认的京城鞋靴之雄到底是怎么发家的。
赵佩衫的说法过于直接。他说祖父赵廷系河北省武清县人，早年学徒做鞋，后来自行开业，这也是当时鞋靴业者的共同道路。但与其它店铺小本经营艰难积累不同，赵廷在筹措资金的时候，很快找到一位贵人。“先祖父终于找到了一位财神爷——丁大将军（名字记不起来了），愿出资八千两白银。这样，连同家族和我先祖父赵廷本人，共计三股，凑集了资金一万两白银”，在东江米巷开设了内联升鞋店。
这段历史颇具现代色彩，赵廷相当于以技术入股，找来了一位天使投资人，支持他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位“丁大将军”究竟是什么人，赵家人记不起来，他人更加难以探寻。有好事者猜测，“丁大将军”是后来的四川总督丁宝祯，这显然是捕风捉影。内联升开业于1853年（咸丰三年），这一年丁宝祯刚刚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不久就丁忧回了贵州老家，怎么看也不像是有实力在京师投资开店的样子。还有人猜测“丁大将军”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这更加离谱。内联升开业的时候，丁汝昌还不满20岁，正在安徽家中种田。
民俗学者许玉瑄提出另一个说法，称有一位内务府的笔贴式——负责文书抄写誊缮的书吏——赵伯诚，经常到赵廷学徒的鞋店买鞋，对他的手艺很是欣赏，便认了同宗，出银一万两帮他开了鞋铺。许先生没有给出出处，但这个故事比“丁大将军”更加合理一些。清代中后期，京官生活困苦，却又约束甚严，日后名臣曾国藩也只能靠替人教书、收些印结钱（为同乡官员举人签署担保书收取的费用）赚些外快。如果有京官能投资数千两银子开店，却又不被外界所知，实在是件稀罕事。如果是内务府的笔贴式投资，就显得合理得多。京城各大衙门的吏员之间，往往同乡相互援引、父子世代相承，靠熟悉规则成例，积累雄厚家资的人不在少数。名臣郭嵩焘便说“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而内务府又是为皇宫操办内外所需的中枢机构，每年收支都有数百万两，笔贴式从中牟利成为豪富，自不待言。
在内联升兴起的叙述中，《履中备载》是不可或缺的要角。赵佩衫说，《履中备载》“专门收集王公贵族和知名的京官外官的靴鞋尺寸、样式及其特殊喜好，汇编成册”，“使这些贵客免去了往返购鞋的麻烦”。
关于《履中备载》如何神奇、对内联升的生意多么重要，没有必要过度解读。只要抓住一点，便可看到内中关键——这家新开办的鞋店，是如何从零开始积累达官显贵的靴鞋尺寸的？关键在于赵伯诚的内务府笔贴式身份。皇帝召见群臣，往往赐服赐靴，所赐之物自然要询问本人尺寸后由内务府造办。赵伯诚将这些信息拿出来为自己的生意牟利，称得上是顺理成章。更何况，清代北京北城是八旗驻防的军事城池，汉人高官都无法在其中置办宅院，只能在南城聚居。内联升却能在崇文门内的东江米巷开店，如果背后没有特殊支持，想来是办不到的。
站上风口渐扬名
自1421年（永乐十九年）明朝迁都北京开始，北京就是官员壅塞于途的城市。官僚多，官服需求量大，官靴铺自然应运而生。明清易代，官服发生了变化，官靴的变化却不是很大。内联升当时并不是历史悠久、延续百年的老牌店铺，为何能成为个中代表，一直延续至今？这离不开时代背景。
靴鞋作为日用品，做工精良、选料上乘，自然是内联升扬名立万的基础。内联升锻靴的缎子，选用的是南京特产上等贡缎。鞋底则是上好的白布“打袼褙”（即多层白布贴合成鞋底），“坚决不用麻质、丝质、旧布为打袼褙的原料”。连纳底的麻绳，也是选用温州产的上等麻绳，“麻绳粗，锥铤细，勒得紧，针码匀”。
赵佩衫将自家鞋子归纳为几个优点：“粘鞋帮平正挺括，缉鞋口宽窄一致，纳鞋绷楦四边平正，毫不走形变样，所以深受顾客欢迎”，但这并不足以支撑内联升一枝独秀。真正让它站稳根基的，还是时代。
内联升开业的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历时二十年、绵延十八省的太平天国运动，驱动清政府大举扩充军队。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清政府一方面大开捐班之门，另一方面将官位名号作为赏赐的砝码。
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林林总总名目各异的武装，通过一次次战役，进行一批批保举，产生了一批批新的官员。左宗棠在战前只是一介举人，屡次考试未能中进士，只能给人做幕僚师爷。战争爆发后，以其筹划应对之才履获保举、青云直上，仅十年就成为浙江巡抚。
官员多了，对官服官靴的需求随之增加。获任新职的官员进京觐见皇帝，自然要给自己准备一双精神体面的官靴。在京高官拉拢外来才俊，赠送服装靴帽也是当时的风俗。还有大批有衔无职的候补官员谋求实缺，久任外职的现任官员运作晋升，他们奔走京城时，找些名贵又不显眼的礼物赠送上官，更是题中之义。
“在他们进献的各种礼物中，有这么一色款式合适的靴鞋，为显贵要员解决足下之需，实为善体上情，从而博得青睐与赏识，为飞黄腾达铺平道路”，赵佩衫如此总结。内联升招牌“供奉宫廷、步步高升”的寓意，以及《履中备载》提供的信息，甚至内务府吏员的关系，让官员们将其视为省心省事的第一选择。
内联升因此乘风而起，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官靴店。同为京城鞋靴老字号，这也是内联升与众不同之处，名声所致，其它几家要在承认内联升地位的基础上，去构建自身的特色。
有“老北京民间活字典”之称的民俗学者王永斌，记录下内联升与天成斋的不同，过去老北京人常说，当官的、商店大老板买鞋都去内联升，老农、卖力气的买鞋进天成斋”。明显是把两家店铺，视为面向不同消费群体的领头羊。
另一家与内联升齐名，今天同在大栅栏大街经营的步瀛斋，对自己和内联升则有另外一番比较。步瀛斋经理刘亚洲说，“步瀛斋是给后宫里的嫔妃做鞋，而内联升是给王公大臣做鞋。因为封建社会女性没有地位，步瀛斋给女人做鞋就没有内联升名气大”。在承认内联升有更胜一筹之处的同时，彰显自身更具备现代价值。
时代洪流中变迁
“据我所知，光绪年间，一双朝靴价值白银几十两”，赵佩衫回忆中，内联升的官靴堪称奢侈品。清末著名文人李慈铭便曾花费33000文（相当于33两）买一双鞋。李慈铭每年的收入，算上养廉银、印结银、润笔，甚至收到的馈赠，也不过500两上下。一双官靴的价格确实不斐。
内联升既然与清廷的官场文化结合得如此紧密，势必也与时代变化难分难离。内联升所在的东江米巷，就是日后的东交民巷。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允许英、法等国公使进驻此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东交民巷成为战场，内联升也付之一炬。
动荡平息后，赵廷在东安门外奶子府重建内联升，但仅仅过了十年，又遭遇清帝退位后的京城兵变，店铺被抢掠一空。加上清帝退位，传统的朝服朝靴一并被归入历史。内联升的官靴技术积累和《履中备载》同样成了屠龙之术，不值一钱。赵廷也在当年离世。
官靴没落了，做鞋的技艺仍在。内联升的第二代掌柜赵云书将店铺从官员聚居的北城，迁移到了前门大街廊坊头条，转为生产面向平民的缎鞋、布鞋、棉鞋，开始与当年不在同一个赛道的天成斋、步瀛斋竞争。
内联升的产品也开始有了更多的时代色彩。原料从南京贡缎、温州麻绳，变成了美国、法国进口的礼服呢鞋面，和日本亚细亚牌漂白布鞋里。几经周折，内联升总算在时代变迁中活了下来。
1949年后，内联升从私人商号演变为政府生活供应的工商企业。1955年，多年的竞争对手天成斋与内联升实施联营。次年，多家鞋店并入内联升。1958年，内联升、马聚源、步瀛斋等迁入大栅栏大街营业。当年并称一时的名店，如今成了比邻而居的友商。
1962年，郭沫若为内联升题词：凭谁踏破天险，助尔攀登高峰；志向务求克己，事成不以为功。新知虽勤摩挲，旧伴每付消融；化为纸浆造纸，升华变幻无穷。”内联升的鞋也随着时代变化，从缎鞋、布鞋，增加了以前不做的女鞋、皮鞋，“并且根据需要生产了新的品种，如为炼钢工人专门制造的石棉鞋、为化工厂工人们特制了‘纳帮洒鞋’，为电子工业工人生产了白帆布鞋”。为官员服务的传统手工业店铺，一转成为融入工业体系的后勤供应商。
如今，内联升依然屹立在大栅栏大街上，华丽的中式大楼里，延续着订制布鞋的传统业务。一转眼，它已经迈入第140个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