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欣 子
1986年7月29日，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原子弹、氢弹研制事业的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走完了62年的人生旅程。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为他写下一首悼念词：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自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为它死了也值得”】
1924年，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邓以蛰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在父亲的引导下，邓稼先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担任北大物理系助教，1948年考入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在普渡大学学习不到两年，由于成绩突出，26岁的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
心怀报国之志的邓稼先毅然放弃在美的优越生活和工作条件，决定回国工作。1950年8月29日，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九天，他就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
19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做出研制核武器的决策，成立了专门负责研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开始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调兵遣将的工作落在二机部副部长、中科院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身上。邓稼先首先进入钱三强的视线，邓稼先在原子能所工作8年，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1952年，邓稼先升为副研究员，此后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成为中国核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加上邓稼先有留学背景，了解海外情况、懂外文，便于同苏联人打交道，是研究核弹理论的首选人才。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严肃而不失幽默地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心领神会：国家要造原子弹。自己能参与其中，那真是莫大的荣光，他坚定地点头：“我愿意。”钱三强告诉他，这是一项绝密工作，组织规定：隐姓埋名，上不禀父母，下不告妻儿。邓稼先明白，隐姓埋名就意味着不能说自己在何地、在做何事，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甚至不能和朋友交往。
邓稼先这天回家比平时晚，在床上辗转反侧。妻子许鹿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邓稼先轻声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许鹿希追问：“调到哪里？”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不知道，也不能说。”过了一会儿，邓稼先起身郑重地说：今后我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家里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听了丈夫这番话，许鹿希明白他将要做的一定是有利国家的大事，便说：“我支持你！”
邓稼先到二机部九局（后改称九院）报到，担任理论部主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挑选28名大学生。邓稼先带着这些年轻人在北京北郊的高粱地开始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发之旅。
按计划，我国研制原子弹主要是向苏联学习，走仿制道路。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施工，盖成了原子弹教学模型厅，虚位以待苏联答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可派人到车站接了几次，始终没见到模型的踪影。邓稼先正纳闷，二机部负责人刘杰把他找去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得自己干。”原来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这事发生在1959年6月，这个日期也因而成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596”。邓稼先对大学生们说：“研制原子弹，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理论设计是研制原子弹的“龙头”，而且还被称作“龙头的三次方”：中国原子弹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邓稼先是理论部的领军人。新进的28位大学生虽然都来自名校，但都没有学过核物理专业，更没有学过研制原子弹。邓稼先对他们说：怎么造原子弹，谁都不会。咱们一起来边干边学吧！”
他一方面办起“原子理论扫盲班”，亲自讲课，以柯朗的《超声速流和冲击波》，戴维森的《中子输运理论》，泽尔陀维奇的《爆震原理》，格拉斯顿的《原子核反应堆理论纲要》几本书为基础，从入门学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尖端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在原子弹研制的主攻方向上，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方面作为重点领域，并按这三个方向把科研人员编成三组。后来证明，这三个方向选得非常精准，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保证。
对于造原子弹的核材料，如铀235、钚239等，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下可以形成核爆炸时的状态方程式，几个拥核国家是绝对保密的。摆在邓稼先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己研究出这个方程式来。他同高温高压下物质性质组的4个年轻人一道攻关，苦战半年，在没有任何实验条件下，推算出这个方程，这也是邓稼先在原子弹攻关科研上的重大贡献之一。1960年，为计算一个制造原子弹的关键参数，他们从春天算到秋天，经过9次计算，最终肯定了所得数据。数学家华罗庚曾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作“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签字以后，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1962年，邓稼先带领团队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解决了关键性难题，他在这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件上签了名。
1963年初春，原子弹冷试验成功，研制工作转向实战，九院也迁到了青海金银滩国营221厂（也称青海矿区，我国第一个核工业基地），从此邓稼先与家人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他的行踪莫测，什么时候要走，一个电话打来，汽车就在楼下等。许鹿希一个人照顾全家老小，经常被误会为单亲妈妈。好奇的邻居隔三差五打听：孩子爸去哪啦？许鹿希只能用“出差”搪塞。
邓稼先带领团队来到金银滩221基地。这里地处高寒缺氧的戈壁滩，海拔3200米左右，年均气温只有零下4摄氏度。他们一踏上青藏高原，立刻就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打了个措手不及。先是高原反应袭来，身强力壮的邓稼先感到头痛难忍、疲倦不堪，那些体质弱的人则开始呕吐甚至晕厥了，因为水土不服，许多人拉肚子拉得面黄肌瘦。
邓稼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照这样下去，原子弹还没见到影，研究人员就先倒下了。于是他带领大家积极锻炼身体，教年轻人学唱京剧《望江亭》《杨门女将》以提高肺活量；领着大家练体操、跳木马，他弓着身子当“木马”，让年轻人从自己背上跳过去。直起腰时，他对大家说：“这就叫互相跨越。”这些活动增强了大家的身体素质，也改善了大家枯燥的生活。时任九院院长的李觉少将戏称邓稼先是“娃娃头”，说他把欢乐带给了年轻人，年轻人在他带领下，一定能把优异的科研成果奉献给祖国。邓稼先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忘乎生死地工作，在金银滩上造出了原子弹试验模型。
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金银滩总装成功。两个月后，221基地的科研人员陆续向新疆罗布泊试验场集结。原子弹交付试验前，邓稼先忐忑不安。进入10月，离试爆时间越来越近，基地领导人关切地问他：“怎么样，有把握吗？还存在什么风险？”越是临近试爆，邓稼先身上的压力就越大，他说：核试验起爆前，技术负责人要签字负责，签字以后，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1964年10月16日清晨，在罗布泊马兰镇工作的科研人员，目光全部集中在一座120米高的铁塔上，铁塔的顶端托着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爆炸需要雷管引爆，这是原子弹发射前最后的安装工作。早上6点30分，工程师赵维晋携带雷管攀上塔顶，面对着3吨重的核弹，心中立刻紧张起来。此前已演练过多次，每次邓稼先都默默站在他身后，给他信心和力量。这时塔下传来邓稼先的喊声：“不要慌，慢慢来！”这句话仿佛带有神奇的魔力，赵维晋安定下来，插接雷管的操作顺利结束。
10月16日下午，惊天动地的巨响伴随着强烈的闪光，铁塔顶端的“大炮仗”发出惊天一爆。邓稼先和同事们6年的心血、辛劳都随着烟云一起升上天空，变成了一朵美丽的大蘑菇。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球震惊，举国欢腾。许德珩看到《人民日报》“号外”上的这则消息，兴奋地问时任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知不知道是谁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严济慈哈哈大笑：“去问你女婿吧！”许德珩这才恍然大悟，经常“失踪”的女婿原来干这么大的事去了。他把这张“号外”带给了病重住院的邓稼先母亲。
在戈壁滩试验基地，九院党委书记刁筠寿递给邓稼先一张回北京的机票，轻声地说：“你母亲病危。”等在首都机场的许鹿希直接把邓稼先带到医院。消瘦的邓母躺在病床上昏睡着，枕头下压着的红色“号外”露出了一角。在母亲最需要他照顾时，他长年在戈壁滩上。他握着母亲纤瘦的手，呼唤着母亲，母亲微微睁开眼，已虚弱得不能说话，她看了看儿子，闭上了眼睛。邓稼先泪如泉涌，陷入难以抑制的悲恸之中。
【“时间不多了，要抓紧啊”】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更重的担子压在了邓稼先肩上——研制氢弹。这是聂荣臻元帅亲自下达的命令。作为组织研制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带领九院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义无反顾踏上了新的征程。
1965年，为了加强氢弹研制力量，组织上又从中科院原子能所调于敏等一批科研骨干充实九院理论部。邓稼先组织精干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设想：第一步，继续进行探索研究，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质量、威力与核武器使用要求相应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在理论部大楼里，学术报告一场接一场，邓稼先等人进行了无数次设想、讨论、再设想、再讨论，归纳出三个方案，然后兵分三路，探索氢弹研制途径。
于敏小组奔赴在上海的中科院华东计算所，利用那里的高性能计算机进行计算和探索。经过两个月苦战，他们终于发现了热核燃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找到一条研制氢弹的路径。于敏用隐语给邓稼先打电话：我们逮住了一只松鼠，需进一步解剖研究，可人手不够。”邓稼先听出了好消息，当即表示：“我明天赶到你那里去。”第二天，他就带着研究班子和于敏小组兵合一路，通宵达旦地计算、分析、讨论。
1965年冬，氢弹理论设计进入决战阶段。邓稼先组织大家反复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办法。他经常在计算机房一干就是一整天，晚上就在机房地板上和衣而卧，稍事休息，或干脆彻夜不眠，与同事们一起鏖战，最终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氢弹研制方案。这便是为人称道的“邓—于方案”。
1965年底，中央批准了氢弹研制方案。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成功。12月28日，验证氢弹原理的核试验成功。中央专委决定，按此理论方案，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邓稼先带领研制人员为氢弹研制作最后冲刺。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时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两年零八个月。
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和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研制成“两弹”，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怀疑有外国科学家参与其中。1971年8月，杨振宁在北京见到阔别22年的邓稼先。那时海外已盛传邓稼先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重要人物，杨振宁试探性地问，是否有外国人参与这项工程，没有得到确切回复。几天后，杨振宁在上海收到邓稼先寄来的航空信，信中写道：经过批准，我可以透露：除了1959年之前接受过苏联极少的援助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难抑震撼的心情，顿时热泪盈眶。
1979年，一架军用飞机在西北戈壁滩上空投下一枚一吨重的试验核弹，可人们期待的蘑菇云并未如期出现，基地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为此揪心。指挥部火速派出100多名防化兵携带信号侦测仪和电台，对靶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很快就锁定了核弹坠落的位置。可核弹的状态如何，是不是设计问题，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现场人员谁都吃不准。
作为这次氢弹试验的签字人之一，新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决定亲赴现场查验。基地司令员陈彬反对：“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这片戈壁滩的靶区已进行过多次核试验，整个地区的核辐射都很强，放射性物质会对人体产生极大伤害。邓稼先对此心知肚明，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他义无反顾地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驱车奔赴事故现场。
车子驶到事故区域边缘，邓稼先让车停在远处，阻止赵敬璞和司机与他同行。他稍稍整理了一下防护服，独自一人走向弹坑，他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弄清核弹的状态。那颗核弹已经摔碎了，碎片散布在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内。他拿起弹片仔细查验，最终确认了原因：由于降落伞的设计问题，伞包没有打开，导致核弹坠落，核弹设计本身并没有问题，最坏的结果也没有发生。邓稼先回到车里，对赵敬璞说：“平安无事。”并邀请赵敬璞与他在大漠上合影留念，留下了一张身穿防护服、辨不清面貌的照片。
几天后，邓稼先回北京开会，妻子得知这一情况，逼他去医院检查身体。检查报告显示，几乎所有化验指标都不正常。这次超量“吃剂量”，加上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以致多次在试验现场昏倒。别人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却认为是“浪费时间”。当时邓稼先预感到，已掌握实验室模拟核爆炸能力的美国和苏联，很快就会宣布全面停止核试验，以限制中国核试验——中国尚不具备这样的实验室能力。所以他大声疾呼：“时间不多了，要抓紧啊！”
1984年冬，邓稼先在罗布泊指挥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试验前，他不顾拉了几天肚子，决定亲自到现场检查。他与同事们在雪地里艰难跋涉，忽然他迈不动腿了，不得不求助前面的人说：我走不动了，架我一下。”说完，就气喘吁吁地趴在前面两个人的肩上，被挪到目的地。
第二代核武器试验最终取得圆满成功。邓稼先异常兴奋，这次核爆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整整20年，他豪情满怀地赋诗一首：“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他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罗布泊。但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到罗布泊，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指挥核试验。这20年间的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到现场指挥的共有15次。
在研制核武器的28年岁月里，邓稼先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青海和四川（1969年九院迁至四川梓潼）的研制基地，偶尔需要回北京汇报工作或开会时，他才会回到家中与妻儿短暂团聚，用他的话说是“回北京出差来了”。
1985年7月，邓稼先回到北京，参加由张爱萍将军主持的重要会议。张爱萍发现邓稼先的脸色很不正常，就“命令”他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邓稼先罹患直肠癌。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央军委决定对隐姓埋名28年的邓稼先解密。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长篇报道，邓稼先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留下三句话，第一句是对妻子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是对自己说的：“永不后悔，死而无憾。”第三句是对后辈说的：“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8月3日下午，国家为邓稼先举行追悼会，张爱萍在悼词中动情地说：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