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兴无
他，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之子；他，海外艰苦求学的青年才俊，在祖国最需要时毅然回国；他，“两弹一星”功臣，参与多种型号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他是我国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
【家里的“老白鼻”】
梁思礼生于1924年，广东江门人，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启超共育有9个子女，51岁得子思礼，对他宠爱有加，还给他取了一个昵称“老白鼻”（“白鼻”是baby的谐音），一是因为自己老来得子，二是因为北方习惯管最小的儿子叫“老儿子”。梁思礼后来愉快地回忆：“家里人全管我叫‘老白鼻’。”
梁思礼出生后不久，梁启超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那时梁家在北京、天津两边住。梁家在天津有两处房子，一处是住宅，另一处是梁启超的书斋“饮冰室”。在饮冰室里，梁启超醉心学术，新论迭出。为了写作不受干扰，除了夫人和秘书以外，他很少允许孩子们进入，不过梁思礼是个例外。
梁思礼生来聪慧，顽皮可人，为梁启超带来无尽乐趣。在梁思礼牙牙学语时，梁启超就教他读书识字，学念古诗。梁启超在给海外的孩子写信时，“老白鼻”是个重要话题。他在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她少小离家，她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梁启超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梁思礼给大姐写信。
梁启超书斋里的书柜上摆满了线装书，不到5岁的梁思礼对这些自然不感兴趣，但对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明信片倒兴趣盎然。他把那些花花绿绿的明信片翻来翻去，就像看小人书一样。梁启超就因势利导，向他讲解明信片上的故事，让他从小就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
梁启超曾计划60岁后推掉一切社会活动，专心教导子女，然而他食言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终年56岁。是年梁思礼不满5岁，所以他没能得到父亲的系统教育。
梁启超去世后，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母亲王桂荃一边躲避战乱，一边抚养年幼的孩子长大。为维持生活，王桂荃将梁家居住的旧楼卖掉，将饮冰室出租给横昌绸布店做账房和库房，自己带着孩子住进后院小楼。她用瘦弱而坚强的身躯撑起梁家，把每个孩子抚养成人。
1935年，梁思礼小学毕业，考入南开中学。他通过父亲留下的《少年中国说》等著作，以及父亲写给哥哥姐姐的数百封信，感受到父亲的爱国情怀以及他对子女们矢志报国的殷切希望，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爱国烙印。
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南开中学惨遭日军轰炸，南迁重庆。梁思礼转入耀华中学学习。然而，天津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再也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梁思礼高中毕业后，王桂荃决定把他送到美国去求学。以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是没有能力供梁思礼去留学的。所幸王桂荃的好友丁樊英医生帮助梁思礼争取到全额奖学金，只需自付交通费和生活费。王桂荃东拼西凑，给了梁思礼400美元。1941年10月，梁思礼随姐姐梁思懿夫妇一起登上赴美的邮轮。
梁思礼到达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中美之间的通道因太平洋战争被全部切断，他和家人也失去联系，17岁的他只能独自应对留学生活。他留学的嘉尔顿学院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规模不大。梁启超生前希望子女中能有一个搞自然科学，所以梁思礼想进工科性质的大学，学一门工业技术，以报效祖国。
美国政府实施“租借法案”后，规定凡盟国在美留学生都可获得每月75美元的津贴。梁思礼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申请到了这个津贴，就放弃了原有的全额奖学金，考入有“工程师的摇篮”之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
由于失去家庭经济来源，梁思礼只能到餐馆洗碗、当侍者，担任游泳场救生员、实验员等，以补津贴之不足。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1945年从电机系（后改为无线电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选择了继续深造，考入辛辛那提大学，又用了四年时间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梁思礼的研究方向是自动控制，硕士期间就独立负责美国海军舰船炮塔自动控制、自动控制炮塔瞄准等课题。
这期间，梁思礼受姐姐梁思懿和老同学陆孝颐影响，参加了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SCA）。这是一个进步组织，通过举办各种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将广大中国留学生团结在一起。梁思礼作为CSCA的执行委员，带头演讲、辩论、演话剧，影响更多的留学生爱国、救国。
1949年夏天，梁思礼参加了CSCA组织的夏令营活动，那时中国解放已成定局，CSCA的活动重点是动员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梁思礼首先表态：八年的留学生涯，我念念不忘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我决定，一毕业就回到祖国去。”同时建议留美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在新中国的召唤和梁思礼的带动下，许多原本打算留美工作的学生同梁思礼一道踏上归国之路。
在天津的码头上，迎接他的是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含热泪的母亲王桂荃，她如同饱受苦难的祖国一样，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
梁思礼刚回国时，他的自动控制专业还派不上用场，组织分配他到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当技术员，他说：“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此后几十年，他一直践行着这句诺言。他到电信所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建设国际广播电台的发射台、接收台，从设计、物资采购、工程施工，到最后建成投试，基本都是他和工程组组长两个人完成的。工程竣工后，欧洲和苏联都能收到中国国际台的新闻，中国也能收到国外信息。
1953年，梁思礼随电信研究所并入总参通信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任天线电波组副组长。1956年春，梁思礼参与制订新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参加“喷气技术”（即导弹与火箭）部分的起草。在讨论先发展飞机还是先发展导弹的问题上，他与钱学森观点一致：航空发动机很难搞，飞机在短时间内难以研制成功，而导弹能很快看到效果。《纲要》最终把研制导弹和原子弹作为重中之重。
1956年9月，梁思礼作为自动控制技术骨干被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转入军队现役。10月8日五院正式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成为钱学森院长手下的10位室主任之一。从此，他开始真正从事本专业，开启“火箭人生”。
五院成立之初，从事研究工作的几百人中，大多是刚跨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除了钱学森外，其他技术人员连导弹或火箭都没见过。1957年，苏联同意派专家帮助中国仿制苏制P-2近程导弹。五院与炮兵共同组建P-2导弹教导大队，梁思礼被任命为技术副大队长。由苏联专家讲授P-2导弹的原理和操作、使用、维护技术，梁思礼这批人成了导弹研制的一个速成班。
在仿制P-2导弹过程中，梁思礼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但1960年苏方突然撤走专家，仿制工作变得困难。梁思礼他们迎难而上，凭借学来的技术刻苦攻关，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液氧及元器件，终于研制出“争气弹”——“东风一号”，并于1960年11月5日发射成功。
1961年，作为导弹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梁思礼穿上了还沾着戈壁风沙的军大衣，奔赴西北基地，参加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研制。经过一年多的攻关，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在靶场点火发射。梁思礼开着吉普车朝导弹发射方向的侧面走，以观察分析弹道轨迹。
然而，他极不愿看到的情况发生了：发射几秒钟后，导弹出现了较大的摆动和滚动，接着发动机起火，导弹失控，坠落在发射台前方300多米处爆炸。梁思礼和全体参试人员都非常难过。梁思礼的团队在沙漠中寻找散失的零件，把残骸按原来的结构拼凑起来，摆放在发射场的空地上，天天围着反复分析、研究、计算和试验，终于查清故障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
随后两年，梁思礼是在无数次试验中度过的。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刹那间全场沸腾，梁思礼流下了激动的泪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原子弹和中近程导弹如果不能结合，就称不上拥有核导弹，无法形成威慑力。1965年3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改进中近程导弹，进行“两弹”结合试验，并决定以五院为基础组成第七机械工业部，五院人员集体脱军装转业。
梁思礼被任命为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负责导弹制导系统的研制。通过试验，梁思礼发现，“东风二号”采用的苏式技术有很大缺陷。他果断跳出旧有框框，采用双补偿和横向坐标转换装置，成功研制出全惯性制导系统，极大提高了导弹的制导精度。
1966年10月27日，甘肃酒泉发射基地刮着大风，导弹与装有原子弹的实战弹头完成对接。在倒计时前半小时，梁思礼等参试人员对火箭进行了最后的性能检查和操作，随即撤离现场。接着，中国第一枚带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拔地而起，直上云天，经过896千米的飞行，在新疆罗布泊的靶区上空，核弹头实现了核爆炸，两弹结合”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1967年12月，“东风二号甲”改进型导弹定型，随之进行了小批量生产。1969年“东风二号甲”改进型导弹正式装备部队，成为第一代为我国站岗放哨的战略核导弹。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后第五个拥有核打击能力的国家。
【“再难也要咬着牙走下去”】
按照中央专委批准的规划，要在1965年到1972年这8年时间内，研制出“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东风三号”中程导弹、“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四种型号的导弹。
刚刚完成“东风二号”研制任务的梁思礼等一批科技人员，直接投入到“东风五号”的研制中。梁思礼被任命为“东风五号”和以该导弹为基础研发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之间有技术继承性，而“东风五号”研制的跨度很大，必须攻克十大关键技术。
在“东风五号”之前的导弹上没有用计算机。“东风五号”作为洲际导弹，要求目标打击精度更高。经过反复权衡，梁思礼最后决定在“东风五号”上采用一种新的平台——计算机制导技术，为“东风五号”装上聪明的“大脑”。那时中国的计算机正处于由电子管向晶体管转变阶段，技术还比较落后。梁思礼用“在白纸上画画”来形容这项任务的难度，他说：“再难也要咬着牙走下去。”
受工作条件限制，控制所的大量数据靠手工穿孔纸带输入，运算一次要花很长时间。梁思礼和计算机专家一道，夜以继日地像一条流水线一样不停运转。1966年9月，一台国产弹载计算机终告完成，但由于体积过大，装不进弹舱，又因组件太多，可靠性也大打折扣。
梁思礼明白，解决的办法唯有提高芯片的集成度。他和大家一起从设计上想办法，重新推导出制导方程和关机方程，并采用增量计算机方案，没有乘除法，只有加减法，减少计决了小型化难题。梁思礼数十天连轴转，致使肾结石病发作，不得不住进医院。
1971年9月初，“东风五号”首次试射进入倒计时，周恩来专门听取了攻关小组的汇报。他拿着名单挨个询问在座专家的基本情况，看到梁思礼的名字，好奇地问：“梁思成是你什么人？”梁思礼答：“是我大哥。”周恩来说：“那你就是梁启超的儿子了。”注视他片刻后又说，“看样子你像你父亲，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听过你父亲的演讲”。
9月10日，“东风五号”首次飞行试验，一二级按时分离，但二级发动机提前6秒关机，致使导弹偏离了目标区域，但试射基本成功。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经过三年攻关，“长征二号”研制完毕。但天不遂人意，1974年11月5日，“长征二号”第一枚火箭发射试验失败；此前“东风五号”1972年第二次、1973第三次发射试验也相继失败。痛定思痛，梁思礼感到质量和可靠性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导弹研制必须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去做，进而促成他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问世。
当时美国靠的是在批量生产中用系统概率数学来解决导弹和火箭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但中国的导弹和火箭研制都是小批量，甚至是单件，如何解决质量和可靠性，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无先例可循。梁思礼说：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统计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管理出来的，不是试验出来的”，要“把可靠性工作从数理统计为主扩展到工程实践”。
经过一年多攻关，以梁思礼为代表的控制系统专家实施了一系列质量控制和可靠性保证措施，使“长征二号”火箭的可靠性大为提高。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第二枚火箭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开创了中国航天遥感事业的先河。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1976年到1978年，梁思礼任“长征三号”火箭控制系统负责人，在确定“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方案中起到技术领导和具体指导作用。1978年后，他又兼任“长征二号”火箭副总工程师，参与研制远程导弹的工作。更让梁思礼无比振奋的是，“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也步入正轨。梁思礼作为精度分析小组组长，带领团队在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模拟了各种情况，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确保万无一失。
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从酒泉基地点火发射，穿越6个时区，飞行9070公里，准确落在南半球预定海域。指挥部里一片沸腾，聂荣臻紧紧握着梁思礼的手说：“你们立了大功！”这也标志着我国拥有第一代洲际导弹，战略导弹达到新的水平。梁思礼在航天事业的杰出贡献使他享有很高声誉。
1982年5月，七机部改名为航天部。梁思礼任航天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他大力倡导、规划、推广、普及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工作，提出“硬件是躯体，软件是灵魂”的理念，可靠性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极大拓宽了航天工程探索领域，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划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可靠性和安全性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耄耋之年的梁思礼除了继续为航天事业当顾问外，还当起了“80后志愿者”。为了让航天精神不断传承，他多次受邀为航天职工、学员讲课，常常因谈到爱国、航天精神而热泪盈眶。他曾多次讲到自己的一个故事：
梁思礼在美国求学时有位好朋友叫林桦，林桦后来留在了美国，在波音宇航公司任总工程师，还担任过美国民兵洲际导弹总设计师。1980年代，林桦在美年薪已达30万美元，住高级别墅，出访还受到隆重接待。有人曾问梁思礼对此作何感想，他说：“如果我当年留在美国，不会比我这位同学差多少，但我是为了服务我的祖国而离开的。虽然我们都干洲际导弹，但他干的是美国‘民兵’导弹，曾经瞄准过中国；而我干的‘东风’导弹是为了保卫我的祖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自豪。”
2016年4月14日，91岁的梁思礼逝世。习近平总书记发来唁电：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礼同志毅然归国，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鞠躬尽瘁，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