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散 木
近代历史有几个转折阶段。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之间，正是一个从兴奋到失望的时期，所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对于传统绵长的中国而言，或许对“大革命”的祈望太深，低估了“旧制度”的潜力，容易引发消极、苦闷的情绪。如鲁迅先生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无产阶级革命家、“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生在《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中说：“我的一位朋友任鸿年在杭州烟霞洞投井自杀。他是同盟会员，曾在蜀军中任书记，后因意见不合离去；这时他看见袁世凯祸国殃民，与清政府无异，觉得过去的革命落空了，因而愤不欲生。”于是，年轻的任鸿年早早离去了。
吴玉章之兄吴永锟见国家和家庭的前途无望，竟也悬梁自杀了。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体的，而是属于时代的，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有陈天华、姚宏业、范爱农等人。吴玉章回想，那时“一个人站在轮船的甲板上，看着无边无际的海洋，波涛汹涌，我胸中的热血也不禁翻腾起来。啊！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能从沉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呀”。
杭州烟霞洞是历史上许多著名事件的发生地，也是许多文学典故的出处所在。笔者居住在杭州，几度前往寻访史迹。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不过，对于任鸿年，我们确是陌生了。谨撰此文，纪念这位为民主共和奔走牺牲的革命志士。
任氏兄弟
任鸿年（1889—1913），字季彭，别字百一。任氏兄弟皆为辛亥革命志士，大哥任鸿熙、二哥任鸿泽、老三任鸿隽，老幺任鸿年，称为“任氏四杰”。
受时代氛围的熏染，以及兄长们的言传身教，少年任鸿年血管里沸腾着爱国热情。1904年，任鸿隽和任鸿年从四川垫江赴重庆，就读于重庆府中学堂。两年后，任鸿年学成，在成都府中学堂教书。其时，任鸿隽准备东渡日本深造，任鸿年筹资相助。此后，四川反清革命浪潮汹涌，任鸿年参与其中，为避成都府衙的抓捕，他亡命天涯，从上海潜赴日本，与兄长相会。此时的任鸿隽已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随即，任鸿年也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彼时，哥哥任鸿隽心里纠结一件事：欲拯救中国，革命（反清）乎？实业（科学）乎？孰为其先？据现存的任氏兄弟书信，1907年夏，任鸿隽前往浙江湖州寻访家族根源地，顺便游览了杭州西湖。事后他写信给任鸿年，谈到此番杭州之行，比照在杭州蚕学馆、上海南洋公学的所见所闻，认为“救急之学莫如实业”。虽倾向科学实业，但相较国事，毕竟有轻重缓急之慨，任鸿隽对自身学业和未来颇感茫然。
信中，任鸿隽又谈到四川、浙江和安徽的局势，“微闻皖浙事起”。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秋瑾在绍兴率学生军起义以响应，然旋即失败。清政府在浙江、安徽两地搜捕革命人士，以至“杭防甚严”，“甚有邮局拆阅人信之条”。最终，徐锡麟、秋瑾就义，清廷酷烈所及，又有“川督近又奏参多人”等，任氏兄弟的命运也可堪忧虑，任鸿隽信中不禁再三叮嘱：“吾弟来信亦小心为安。”
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准备于1911年4月发动广州起义。时在日本的任鸿年得知消息，立刻变卖衣服、书籍，以筹集军费。辛亥革命爆发后，战场局势尚不明朗，任鸿隽和任鸿年迅即归国。在上海，众多四川革命党人商议成立蜀军，任鸿年任蜀军秘书，随即奔赴武昌前线，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作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鸿年被聘为总统府秘书。他个性豪爽壮烈，被孙中山先生和同仁们亲切相待。当时受孙中山之托，任鸿年参与撰写《建国方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随蜀军返回重庆，仍为蜀军秘书，亦出任重庆国民党评议部部长，担任重庆革命党人创办的《新中华》报主笔。
辛亥革命后，任氏兄弟的人生轨迹略有不同。任鸿隽卸任总统府秘书职务后，以稽勋局官费生身份前往美国留学，从此由政入学，意欲实行以学术和实业振兴中华的理想。初入康奈尔大学，“朋辈多劝习政治，惟隽意本不在是，闻此校化学甚精，美校称最”，于是选择了化学专业。任鸿隽依然时刻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学业之余，翻译了英人福兰德诋毁中国的文章《中国现势》，寄与国内各大报刊登载，希望能引起国人的警醒。
同时，任鸿隽在家书中经常问及革命党同人杨沧白、黄复生、熊克武等人的情况，特别是小弟任鸿年，更是念兹在兹。他深知任鸿年的脾性，冲动、直率、激烈，规劝他“勿傲，勿任意气”，在信中反复致意：“读书办事，目的则一，顺时而动，勿太桥峰可也。”“桥峰”当系方言，可能为孟浪、莽撞之意。
“警世砺俗”
不久后，任鸿年北上，天津同盟会机关报《民意报》邀其主笔时政。1913年3月途经上海时，任鸿年闻知袁世凯买凶刺杀革命党人宋教仁，以铁血手段扑灭民主力量，为之忧愤不已。在天津，他会晤了一些革命党人，共同分析形势。任鸿年见“政府之无状”，许多革命党人或消沉或折节，心绪愈加悲伤难抑，便折回南方，在杭州小憩，暂且平抚心情。
西湖白云庵位于夕照山下雷峰塔旁，曾是浙江革命党人秘密集会的场所之一，住持得山和尚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孙中山、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都曾到访此地。任鸿年在白云庵遇到吴玉章、雷铁崖等人，他们相率奔走各地，联络党人，策动反袁。几度交谈和纵论局势后，任鸿年痛感时局险恶，决心以死唤醒国民，更希望警示革命党人消除分歧，一致反袁。
投井之前，任鸿年已有两次未遂的自戕，意在以死警世。但因《建国方略》尚未完稿，于是“忍死须臾”，在西湖边深山处觅屋，以完成著书。最终，当《建国方略》中“最近之四川”篇章写就，他认为终于完成了孙中山的嘱托，可以从容离去了。1913年6月30日凌晨，任鸿年走到西湖烟霞洞附近翁家山顶的葛洪井，将眼镜、手杖等物放在井旁，纵身跳入井中。
次日，村民发现遗体，噩耗很快传遍四方。二哥任鸿泽强忍悲痛，急忙从重庆赶至杭州，与吴玉章、雷铁崖等人会同料理后事。7月22日，众人将任鸿年葬于白云庵。据吴玉章1913年7月致任鸿隽信札（《吴玉章往来书信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的记述，他们没有发现任鸿年的遗书，后来请一能手代撰，为其抒发心志，借以“警世砺俗”。这份文稿流传至今，其结尾处说：呜呼，天之生我，逢此不辰，上不足仿屈子沉江，下不足比鲁连蹈海。余死时年二十四，少于前者，躬遇祸乱之将更长久，此则天地之不仁也！”
在近代史的记载中，曾有人留下这样一笔——“任鸿年，一个邹容式的革命者”。邹容亦是川籍革命志士，因《苏报》案死于狱中时年仅20岁。
“鹡鸰风雨”
任鸿年投井的消息传出，在民初的一池死水中惊起层层涟漪，全国报刊相率出版“号外”，以示哀悼。其中有几家报纸的“号外”所用材质特殊，有一种一尺五见方的白色麻纱方巾，字为蓝色，配以图案。他的以死抗争，在反对袁世凯复辟、保卫共和的斗争中起了一定作用。
远在异邦的任鸿隽含泪整理往来书信，辑为《鹡鸰风雨集》。任鸿年最后寄诸兄之诗，有“原上鹡鸰风雨声”之句，任鸿隽追念逝者，赋诗曰：
阅历沧桑更死生，每搔短鬓意如酲。
何堪更发旧书读，肠断鹡鸰风雨声。
孤山隐隐对孤坟，夕照寺前夕照曛。
不为湖光能入梦，年年万里望白云。
风雨如晦，兄弟永诀。鹡鸰是一种鸟，《诗经·小雅》中说，“鹡鸰在原，兄弟急难”，意为鸟儿被困住，兄弟前来救护。后人遂以鹡鸰喻兄弟之情。
国内友人们搜集、整理任鸿年的遗文，以为纪念。同盟会会员雷铁崖书有《任鸿年君传略》，其它事迹则见载于《蜀中先烈备征录》等。任鸿隽留学时的挚友得知消息，在日记中写道：叔永有弟季彭居杭州，会宋遁初（即宋教仁——笔者注）被刺，政府不能自解，则以兵力胁服南中诸省，季彭忧愤不已，遂发狂。一夜，潜出，投葛洪井死。”
这位好友为之伤感，成长诗一首，其间有句：“叔永至性人，能作至性语。鹡鸰风雨声，令我泪如雨。”“全篇作极自然之语，自谓颇能达意。”至于内容，虽系伤逝之作，但通篇反对消极，主张积极乐观。当时留美的许多任鸿隽的好友，也纷纷以诗文等形式哀悼任鸿年，如《留美学生季报》第一卷第三期的“春期”号，就刊有杨杏佛的词作《贺新凉·吊季彭自溺》。
1947年10月，任鸿隽的另一位挚友竺可桢与之同游西湖，行至白云庵（时称月下老人寺遗址）时，两人不免追思任鸿年。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鸿年于民三年袁项城杀宋遯初（即宋教仁——笔者注）后，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党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可知，任鸿年的坟墓当年尚能看到，但今已无存，雷铁崖撰文、章太炎书碣的墓碑亦消失无踪。
长兄任鸿熙撰有《哭季弟周年纪念并序一文》，提及任鸿年撰写《建国方略》中“最近之四川”一章时的呕心沥血，民主革命家李烈钧数次派人来求此稿。二哥任鸿泽后来出资，将任鸿年的文稿《百一斋诗文集》《鹡鸰风雨集》一并整理、印刷传世。
任氏兄弟有一些遗信得以存世，后来被收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被出版的有《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系“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所编。杭州西泠印社的2019年秋季拍卖会，目录中有任鸿年的一批遗物，含诗文稿一册、文稿五页、印章一枚。睹物思人，不禁怅然。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