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兆云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无数青年学子放下手中书本，毅然投身抗战洪流。1936年到1941年间，广西曾三次组建学生军，格外引人瞩目。特别是第三次，以人数最多、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中国共产党党员最多而留名青史。
广西学生军成员多数是在校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一些不忘忧国的社会青年，另有千里迢迢回国助力的华侨青年。他们中走出了几位杰出代表：庄炎林，曾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韦纯束，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黄嘉，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多年前，笔者曾分别走访他们，谨撰此文纪念。
广西三次组织学生军
1936年6月，寇氛日炽之时，广西成立第一届学生军，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7年10月，全民抗战局面形成，广西第二次组建学生军，主要是沿途跟随出兵抗日的广西军队做宣传动员工作。这次的招考名额原为200人，报考者高达1300多名，最后录用了300余人。12月14日，广西学生军离开家乡北上，逆行在逃难的人群里，徒步奔赴武汉，沿途唱着慷慨激昂的《广西学生军军歌》：
我们是广西青年学生军，我们是铁打的一群，在伟大的时代里担负起了伟大的使命，我们抱定勇敢、坚强、战斗、牺牲的精神，我们要和前线战士、全国同胞誓死克服我们的敌人。我们为国家争取独立，为民族争取生存，为人类申正义，为世界求和平，在伟大的时代里担负起伟大的使命，我们是铁打的一群，我们是广西青年学生军。
著名新闻家邹韬奋先生在梧州途遇广西学生军，与他们交流后写道：“语语至诚，字字辛酸，特富于情感的几位女同学甚至声泪俱下。”
队伍里的十余位中国共产党党员身先士卒，沿途宣传进步思想，很快将党员发展到40多人，成为学生军中的骨干力量。年底到达武汉，他们积极宣传抗日主张，给当时“恐日”情绪弥漫的武汉注入了勃勃生气。
1938年2月，中共领导人和爱国人士先后在武昌蛇山公园抱冰堂向广西学生军演讲。李宗仁秘书程思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回忆，周恩来应白崇禧邀请前去讲话，“他那气宇不凡的风度，与众不同的举止，以及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给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华日报》报道，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演讲时，“聆听者整齐严肃，初不知其为大学中之男女学生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快成为广西学生军的行动纲领和工作指南，他们用各种方式进一步传播抗战思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第二届广西学生军被迫疏散，转战于鄂豫皖前线，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
日军铁蹄逼近广西，当局第三次组建学生军，直属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后为广西绥靖主任公署），开赴桂南各县，宣传组织群众配合对日作战。在中共广西省工委部署下，90多名党员加入了学生军行列。
“执笔挥戈摧敌阵”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为了推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战，曾多次派干部来广西开展统战工作。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又派张云逸来广西，向李宗仁转达中共关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8年10月，在从武汉撤往长沙的路上，周恩来向白崇禧详加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鼓励白崇禧放开胸怀，坚持抗战，争取做民族英雄。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桂系实力派采取了一些坚持团结抗战的进步措施，如同意成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设立《新华日报》桂林分销处、允许部分进步文化人士来桂林活动。而大规模组建广西学生军，也正是这些进步措施中重要的一项。
广州失陷的消息传来，救亡呼号响彻全广西。广西省学生抗敌后援会发表《为保卫华南告同学书》，并向省政府呈文，表达学生们以抗敌保国为己任、抗战到底的决心。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的组建，至此已是呼之欲出。
1938年11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发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的指示。黄嘉当时17岁，正在桂林高中读书，是一名秘密学生党员。接到指示后，他和十几名学生党员积极响应，分头在学生中宣传“不抗战，国家要亡，家也不保”的道理，带动了一批热血青年投笔从戎。
第三届学生军原计划招收千余名16岁至24岁的知识青年，组成一个团的建制。不料报名者既有读初中的，也有读大学的；既有种田的，也有做工的；甚至有父子、夫妻、兄弟一同报名的，年龄从13岁到50多岁不等，报名人数多达1.8万人（一说1.3万人）。广西当局遂改变原计划，择优筛选，招收了4269人（一说4500余人），扩编为3个团。
据1938年12月18日《新华日报》报道，招考中涌现了许多感人事迹。初中生王以仁报国心切，第一时间报名，但应试那天却被父亲关在家里。王以仁破窗而出，跑到城里时考试时间已过，跪在考官面前哭诉，要求无论如何给他一个补考的机会。
一位叫吴祥禧的女子，其父是某县法官，不少亲友都怀疑她是偷跑出门的。不料她拿出父亲的手书作证，上面写道：“我当然痛爱你，但为了民族抗战，孩子是国家的，为了抢救祖国，不妨暂时中止学业，因为要是亡了国，仍无从求学……”考官仍以她年纪小而劝阻，她却搬出三姐16岁即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参加战地服务团的事例，终于“驳倒”了考官，获得录用。
广西学生军上设司令部，每个团、大队、中队均按军队编制，包含3个女生队。军官和政工人员由绥靖公署委派，每中队配步（马）枪30支，学生着军装，为军士待遇。3个团分别组建于桂林、荔浦、荔浦马岭圩，1939年1月集中到桂林，围绕宣传、组训、作战进行训练。
经组织安排，黄嘉加入学生军后被编入第一团，担任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指导员。全中队120多人，相当于一个连。完成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后，第一团受派至桂林市平乐县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黄嘉和队员们一起，通过漫画、墙报、标语以及演出戏剧、教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动员群众，并配合军队做好交通运输、战地服务等工作。
中共广西省工委派遣了十来名党员干部进驻学生军担任军官，还设法让黄嘉、莫郎、梁林等80余名学生党员加入学生军，分布在3个团里的各中队，引导学生军成员正确认识抗战形势、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此外，广西省工委还请来中共高级干部、著名进步人士及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人，到学生军做抗战演讲。
黄嘉知道，要把学生军培养成真正的抗日队伍，就必须组织广大进步青年与顽固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39年4月，第一团被分配到蒙山之后，他开始在学生军中设立抗日救亡文化室，放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以便让学生军读到革命的理论，用以挫败错误论调。此外，黄嘉还与进步青年分别沟通，宣传抗日主张，加以积极影响，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团结抗战的自觉性。
1939年11月底，日军占领南宁，12月一度占领昆仑关，广西学生军第一团被紧急调往桂南参战。黄嘉在其回忆录《激情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记载：学生军在战地四处奔走，发动群众挖防空洞，“特别是在公路、村庄、圩场周边挖好防空洞，敌机一来，大家可以就近躲避”。为使群众恢复生产秩序，保障抗日部队的军需供给，学生军发动群众组建了临时贸易市场，组织运输队把军需品送往前线，并运回伤员进行救治。
在昆仑关战役中，他们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配合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向日军进行战地宣传。事前，学生军队员突击学唱了对日军士兵的劝降歌曲。临上前线时，每人还在腰上挂了两枚手榴弹，万一遭遇险情，就扔一个给日军；如果脱身无望，就用第二个引爆自己。莽莽昆仑山，峰峦如聚，阵地里险象环生，日军的炮火呼啸而来。枪林弹雨没有吓倒学生军，他们对着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唱起反战歌曲。不久，日军的枪炮声由密而稀，继而群山沉默，大家为之振奋。
1940年5月14日的《大公报》刊发了《桂南会战的学生军》一文，不吝盛赞：广西学生军是广西战场上最重要的一员，不论在前线，不论在后方，敌占区的两侧，游击区的四方，都有他们的足迹。”
根据广西省工委指示，黄嘉离开学生军到地方党组织工作，曾任中共桂林市委代理书记。之后他仍持续关注学生军，并赠送一副对联：“想当年，露宿风餐，执笔挥戈摧敌阵；愿此后，互规共勉，精诚团结挽狂澜。”
“国家民族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的庄炎林参加了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宣传抗日，维持秩序，救济难民。上海沦陷后，庄炎林进入设在租界的光夏中学读高中，1938年夏准备奔赴延安，因交通封锁无法成行，乃于9月辗转来到局势相对安稳的广西桂林。庄炎林出身华侨家庭，父亲庄希泉是著名爱国侨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庄炎林先在桂林中学高八班就读，准备等待时机成熟，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转往延安。此时的桂林抗战热情高涨，庄炎林深受熏陶。两个月后，广西当局决定组织第三届学生军的消息传出，庄炎林马上报名参军，被分配在第一团第二大队第七中队，紧接着随团来到桂林七星岩下的栖霞寺集训。
像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入伍前几天，庄炎林兴奋异常，脑子里不时蹦出上前线杀敌的念头：“来吧，日本鬼子，你们见鬼的时候到了。老子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有时竟兴奋得睡不着觉，从床上爬起来勾画抗日“蓝图”。但几天下来，学生军只是开展军事训练，没有立即开赴前线。每天清早军号一响，各队队员即起床列队、跑步、做操。早饭后或讲授军事理论，或操练基本动作。下午上政治课，听讲抗战形势。晚上集中活动，或唱救亡歌曲，或搞演讲活动。
年轻的心永远朝气蓬勃，知晓“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后，庄炎林很快就调整了心态，积极投入紧张的训练。每到歌咏时间，庄炎林总是格外积极。团队除了唱《广西学生军军歌》外，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九一八战歌》等，唱到激昂处，人人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拿起刀枪上战场。在学生军组织的活动之余，庄炎林最大的爱好是体育运动，大凡比赛，不管跑步、俯卧撑、跳高跳远、单双杠等，他都能获得名次。
参加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后，庄炎林大大提高了认识水平，思想上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队员陈奕江（后来改名陈盛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是地下党员，在学生军里表现突出，却受到少数落后分子的嫉恨，总是欺负他。庄炎林知道后，主动对陈奕江说：“以后有人欺侮你，你就告诉我，我帮你打他。”那些人慑于庄炎林的威猛，不敢再来找陈奕江的麻烦。受庄炎林的影响，不少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渐进步起来，感到了军队大家庭的温馨。此情如年纪最小的队员之一潘古回忆的那样：有了4000个姐姐和哥哥，没有孤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是祖国的情爱把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的。”
桂林集训结束，各团分头开拔，前往各地。临行前，学生军总部组织了一场“国民公约”宣誓仪式。这天正是农历腊月二十六，年关将近，天寒地冻，但丝毫没有湮灭学生军队员们燃烧的抗日激情，他们统一佩戴着别具一格的学生军徽章，异口同声地宣誓：
不卖粮食及一切物品给敌人！
不为敌人带路！不为敌人做侦探！
不为敌人筑路！不买敌人货物！
不为敌人挑担！不用敌人纸币！
不做敌人官兵！不做敌人顺民！
1939年10月间，日军发动桂南战役，以期深入广西腹地，切断中国的物资补给路线滇缅公路和滇越公路。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南宁北部的昆仑关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一场大战蓄势待发。
昆仑关战役期间，庄炎林和多数学生军队员参加了战斗，主要工作是组织群众、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庄炎林被安排在武鸣县高峰坳的北边，常遇敌机骚扰。一次，他和一批同学在乡下组织群众转移时，忽有炮弹袭来，他们及时卧倒，幸免于难，身旁的一头水牛却被炸得血肉横飞。昆仑关战役结束，中国军队歼灭日军5000多人，上万人壮烈牺牲，其中包括12名广西学生军队员。
整个桂南战役进行到1940年10月，约有3000余学生军队员活动于交通要道两侧区域，发动群众坚壁清野，配合正规军作战。随着形势的发展，考虑到第一团的学生多为桂北人，不熟悉桂南的语言和地形，广西当局乃将其调回桂林。庄炎林亦随队返回，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学生军生涯，回桂林高中复学。此时，桂林中学高中部有4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第二支部书记卢蒙坚、副书记陈奕江都是原学生军第一团的队友，他们对庄炎林的表现看在眼里，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火洗礼证明了“铁打的一群”
对于广西组织学生军的举措，中共广西省工委从一开始就予以支持和引导。青年学生有崇高的爱国激情和纯洁的参军动机，广西省工委指示党员要在学生军中发挥积极影响，为抗战培养后备力量。第三届学生军各个团都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党员大都是各个中队的班长，掌握基层领导权。
参加学生军前，韦纯束就读于广西象县国民中学，受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立下抗日救国之志。在父亲支持下，韦纯束投笔从戎，步行北上桂林报名参军，分配在第一团第二大队第六中队，此时的他还要过一个月才年满17周岁。
与韦纯束的情况不同，有不少队员是瞒着家人参军的。时年14岁的潘古自述：“当我登上满载学生军的木船离开家乡码头时，忽然听到码头上喊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父亲，我是瞒着家人报名的。他从近百里以外的边境山村赶来，手上拿着一个包包，举着手喊着我的小名……”
集训结束，韦纯束随团来到柳州、平乐、钟山等地，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承担的任务在学生军的徽章图案里就体现出来了——硕大的拳头里紧握着笔和枪，彰显了兼有政治和军事双重使命的特殊性质。再通俗一点，可概括为三个字：“叫”（宣传）、“裹”（组织）、“打”（作战）。
每到一地，学生军队员们通过文字宣传、演讲、戏剧、歌咏、美术等多种形式，把抗日主张传播到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他们控诉日军的暴行，披露沦陷区和战区人民遭受的灾难与痛苦，宣传全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以激发同仇敌忾、抗战必胜的信念。桂南会战爆发，他们日夜奔忙在前线战场和后方山村之间，众志成城，毫不畏缩，用战火洗礼印证了学生军军歌中“铁打的一群”之句。
此际，一批学生军队员被调到抗日前线，韦纯束分配至重机枪连担任指导员。团长韦灿热情欢迎，特地为这批学生军队员加菜上酒，还分配了枪支。韦团长壮烈捐躯的一幕，让韦纯束毕生难忘：肠子都被打穿流出来了，可他咬咬牙，坚持不下火线，把肠子塞回去继续战斗，直到浑身布满弹孔……
1941年6月，第三届广西学生军解散。韦纯束已然入党，奉命参加广西省第六期合作人员训练班。南宁沦陷后，他受党组织指示，以合作指导员和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抗日工作。广西学生军的幸存者中，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宝贵力量。
2015年9月3日，庄炎林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至今，广西学生军的成员大都逝世了，“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屹立在南宁市青秀山上，成为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