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灿兴
【奢侈之物】
葡萄，在《汉书》中被称为“蒲陶”，如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云：樱桃蒲陶，隐夫薁棣。”后世逐渐使用“葡萄”。
汉代之时，葡萄、葡萄酒即已传入中国。汉武帝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通达大宛（古代中亚国家），由是葡萄、龙文、鱼目、汗血名马等“充于黄门”。大宛去汉国万里，其国盛产葡萄酒，此外，其他如栗戈国，水土丰美，葡萄酒最为有名，再如大月氏国，善酿葡萄花叶酒。《汉武帝内传》虽为后人所撰，却也描述了汉武帝饮葡萄酒的场景——崇神的汉武帝，每到农历七月七日，就修缮宫廷，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帷、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葡萄之醴，等待西王母的到来。
葡萄很早就在西域广为流传。今新疆高昌（吐鲁番）、龟兹（库车）及车师（吉木萨尔县）等地，均出产葡萄酒。建元二十年（384年），吕光入龟兹城时，见此地胡人生活奢侈，富于生养，家有葡萄酒至千斛，可保存十余年不坏。
《太平广记》中讲了个故事：汝阴有一许姓男子，牵了黄犬在野外打猎，疲倦后在大树下休息。在树杈上捡到一五色彩囊，携带回去后，到了晚间，竟化成一女子，云：“我家府君的女儿想见您。”不久后，异香满室，渐闻车马之声，有女郎至。女郎年十六七，艳丽无双，着青衣。许姓男子随即大设酒席，其中大部分果品甘美鲜香，非人间所有，所设食具也十分华贵，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蕖叶碗，皆镶金嵌银，光耀夺目，还有一玉罍，里面装的是西域车师国的葡萄酒，芬芳醇美。
在汉代，葡萄酒乃是极珍贵的酒。汉代赵岐《三辅决录》中载，汉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擅朝政，想要走他门路者，多不得见。一位叫孟佗的人脑子灵活，以家财贿赂张让的家奴，由家奴引荐，得以被张让接见了一次。此后社会上均以为孟佗与张让关系不一般，转而开始送钱财给孟佗，以求打通张让的路子。孟佗靠张让的名头捞取钱财后，又转送给张让。后孟佗将“一斛”（另有书说是“一斗”，古代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葡萄酒送给张让，张大喜，随即为孟佗谋取了凉州刺史一职。一千多年之后，苏轼还为此事愤愤不平，写诗讽刺道：“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太平御览》引述过魏文帝曹丕给群臣下的一通诏书，其中说：“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葡萄。当其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酿葡萄为酒，甘美醇厚，虽然容易醉却没负面影响，对葡萄及葡萄酒，曹丕算得上是情有独钟，认为天下珍果无有出其右者。
三国时，葡萄传入四川、长安等地。左思《蜀都赋》描述了蜀都葡萄，“结阴乱溃”；南北朝时，西魏长安的葡萄“园种户植，接荫连架”，虽然如此，葡萄、葡萄酒仍是奢侈之物。北魏时，宫人们得到赏赐的葡萄后，舍不得吃，转赠亲戚，而亲戚们也舍不得吃，乃历数家。北齐时，大臣李元忠向世宗进献了一盘葡萄，世宗以百练缣作为答谢，并附信褒奖。
南北朝时，西域的麴氏高昌王国，曾遣使向梁进贡葡萄所酿制的“冻酒”。结果王公士庶皆不识冻酒，皇帝命梁杰公品尝。梁杰公品尝后，品出所进贡的葡萄酒品质一般，味道略酸。使者无奈，道出实情，此年高昌遭遇风灾，葡萄不熟，故杂了些其他葡萄进去，导致所酿酒品质下降。在冬季，葡萄酒中的水分会冻结，将冻结的冰块取出后，葡萄酒的酒精度提高，且能长期保存，是上品佳酿。八风谷所酿的葡萄酒，经历了“冻”的工艺之后，质量上乘。南梁时人们就已知道，西域洿林的葡萄“皮薄味美”，无半的则“皮厚味苦”（洿林、无半皆为高昌国属城）。上好的葡萄酿出来的酒，如“洿林酒滑而色浅”，非其他地方所产能比。
【葡萄酒传入唐朝】
在唐初，随着疆土的开拓，国力的强盛，唐人沉醉在酣酒欢歌之中，亦无酒禁。及太宗破高昌国，得了葡萄酒的酿制方法，又为唐人增添了佳酿。
高昌国，地域主要在今吐鲁番地区。贞观年间，随着西突厥的崛起，处于其势力之下的高昌国，逐渐依附于西突厥。此时的高昌发展到二十二城，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势力，“西域朝贡，皆道高昌”。在亲近西突厥之后，高昌国不再向唐纳贡，反而截断西域贡道，又配合西突厥，攻破焉耆多城。
大唐使者来到高昌后，也没有得到礼遇，唐太宗痛斥高昌“无藩臣礼”。隋末战乱，大批内地民众逃入高昌、突厥，到了贞观五年，太宗用金帛从突厥赎回了八万余人。太宗令高昌护送内地民众回国，不想却被高昌扣押，用作苦工。贞观十三年，高昌、西突厥联合出兵，攻打大唐西伊州。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大唐颁诏问罪，出师讨伐。唐军一路顺畅，很快抵达高昌国境，先遣将领姜行本等攻占伊吾北山，切断了高昌与西突厥的联系。大唐军威浩荡，铁骑亘原野，金鼓动天地。麴文泰计无所出，发病而死。在唐军围攻下，延续了一百四十余年的麴氏政权告终，此后，高昌国被改为西（昌）州，置安西都护府。
葡萄酒为西域特产，一直对中原有进贡。唐太宗破高昌后，将马乳葡萄种子带回中土，于宫廷中培植。马乳葡萄颗粒大，肉质饱满，食用口感佳，酿酒也是上品。高昌酿制葡萄酒，普遍使用“踏浆之法”——将葡萄用脚踩破或用木棒捣碎，使葡萄的果汁与果皮酵母接触后充分发酵，与今日欧洲小型酒厂沿用方法非常相似，而与中原内地以稻米酿酒不同。
不过，唐太宗没有死板地完全按照西域的酿制方法，而是“自损益”，在原来酿制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结果酿出了一种“八色葡萄酒”，“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唐太宗对葡萄酒很是喜欢，在《置酒坐飞阁》中，他描绘了饮酒后的快感：高轩临碧渚，飞檐迥架空。余花攒镂槛，残柳散雕栊。岸菊初含蕊，园梨始带红。莫虑昆山暗，还共尽杯中。”
唐初时，高祖李渊宴请群臣，饭桌上有葡萄。大臣陈叔达拿了葡萄，却没有大快朵颐，而是用细纱包裹起来。李渊好奇，问他缘由，陈叔达道：“臣母病渴，求葡萄不能得，愿归奉之。”陈叔达官职侍中，位同宰相，仍难得一尝葡萄也。
到了太宗年间，京师及各地普遍种植葡萄。唐人张谔《延平门高斋亭子应岐王教》云：“昨夜蒲萄初上架，今朝杨柳半垂堤”，沈佺期《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云：杨柳千条花欲绽，蒲萄百丈蔓初萦。”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中枢，葡萄栽种极广。佛教艺术中，菩萨有时手持葡萄，或许寓意精神世界的充盈甜美，葡萄果粒繁硕，枝叶蔓延，则被人们寓以子孙绵长、家庭兴旺的美好愿望。于是，隋唐画匠将葡萄绘进敦煌壁画，各种各样的“葡萄纹饰”，成为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酒中君子”】
唐太宗以高昌酿酒法，所酿葡萄酒为绿色，长安始识其味。而唐代的葡萄酒多为绿色，被诗人吟诵。如杜甫《独酌成诗》诗云：“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白居易《问刘十九》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何为“绿酒”，众说纷纭。一说认为，绿酒乃形容酒液颜色，清澈透明；一说认为，绿酒泛指味道甘美的酒水；一说则认为，绿酒乃是古代的一种酿制技术，酒水呈现绿色。此种发酵技术，即高昌葡萄酒的“踏浆之法”
李白《襄阳歌》中云：“遥观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葡萄初发醅”，即描述了葡萄酒酿制的发酵技术。刚刚酿出来、还没有过滤掉酒糟的酒被称为“醅”（pēi）。“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中，“绿蚁”指的就是酒糟。当时酿造工艺不发达，新酿的酒有很多杂质，未滤清时，酒体浑浊，酒面浮起酒渣，呈现微绿色，细小如蚁，故有此称。
唐代西域各地，如西州（吐鲁番）、凉州（甘肃武威）等，均有上品葡萄酒出产，故有王翰《凉州词》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敦煌文书《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载：“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葡萄酒是当日敦煌人日常生中的一部分，以至于有“酒是蒲桃酒，千钱沽一斗”之说。
天宝年中，李白供奉翰林禁中。正值牡丹盛开之时，玄宗与杨贵妃前往兴庆宫沉香亭前赏花，李龟年照例率领梨园弟子上前吟曲儿助兴，谁知玄宗却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李白刚饮酒，尽管醉意未消，还是欣然承旨，至沉香亭，挥笔急就《清平调三章》。唐玄宗大喜，令李龟年谱曲演唱，自己则吹玉笛伴奏。杨贵妃命人拿来玻璃七宝杯，酌西凉葡萄酒，含笑且饮且听。
西凉葡萄酒被视为“酒中君子”。唐穆宗曾至临芳殿，赏樱桃，饮西凉州葡萄酒，穆宗饮罢，叹道：饮此顿觉四体融和，真太平君子也。”从此西凉葡萄酒，自宫廷至民间，遍及中国各地，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品。
景龙四年（710年）夏四月，唐中宗与侍臣于树中采摘樱桃，尽情享用，之后又于葡萄园大设宴席。可知此时，唐代宫廷之中葡萄的种植极为成功，葡萄园也被用作宴席场所。中宗时常饮葡萄酒，也将酒作为赏赐之物。大学士李峤入东都祔庙时，中宗特意令中官赐御馔及葡萄酒。但就在此年，喜欢宴饮，喜欢葡萄园中饮酒的唐中宗，被韦后及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
【玄奘喝素酒】
在佛教经典中，可见僧人饮葡萄酒记录。西游记》中，玄奘被刻画成了恪守戒律、滴酒不沾的木讷形象，这却不是真实历史。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贞观二年，玄奘到达素叶城（即碎叶城，李白的出生地）西四百余里时，受到西突厥叶护可汗的宴请。不一会儿，主人们的饮食呈上，主要是各种牛羊肉之类。至于玄奘，另外给他置办了净食。有“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蒲萄等”，食罢，玄奘“更行蒲萄浆”，注意，这个“浆”字有特别的含义，葡萄浆不等于葡萄汁，“浆”指的是比较黏稠的液体。有人曾指出，玄奘喝的葡萄浆其实是发酵过的葡萄汁，既然是发过酵的，那多少也是带一点酒精的饮料。
敦煌文书中，也有大量僧人饮酒的记录。敦煌寺院中设有酒库，管理各类用酒，寺院还有酒户，负责酿酒。而饮酒吃肉，在唐、五代时的敦煌乃至西域，是普遍现象。
佛教中有五戒，其中之一即戒酒。不过佛祖曾云：“若人饮酒，不起恶业，欢喜心故，不起烦恼，善心因缘，受善果报……饮酒念戒，益增其福。”只要不喝醉酒闹事误事，不起烦恼，以欢喜心来饮酒，还能增福。至于吃肉，只要不听见、不看见，不亲手杀动物，吃肉也无碍的。禁止僧侣不吃肉的，却是皇帝菩萨梁武帝，他以国家手段逼迫僧人吃素，僧人吃了肉，则由政府来惩戒。但在天高皇帝远的西域地区，僧人却是一直可以饮酒的。
唐代时，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来到中国，他记录道，中国人喝自己用发酵稻米制成的饮料，因为中国没有葡萄酒。中国人既不知道这种酒，也不喝这种酒，所以也就没有人带葡萄酒来中国。这种误解，实际上是因为苏莱曼的活动范围所限，他主要活动范围在南方，不知道在中国的北方早已流行葡萄佳酿了。
到了北宋时期，葡萄酒进入低潮期，众多繁荣的城市和店铺，卖葡萄酒的很少。苏东坡有一首《谢张太原送蒲桃》诗云：冷官门户日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蒲桃。”此时的苏东坡在汴梁，他要喝葡萄酒需要朋友从太原送来，也就是说宋朝葡萄酒的主要产地是太原，其它地方很少有生产葡萄酒的记载。
南宋繁华的临安也缺葡萄酒。陆游的《夜寒与客烧干柴取暖戏作》中提到：“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把喝葡萄酒与穿貂鼠裘相提并论，可见葡萄酒的名贵和稀缺。要喝葡萄酒需到榆关之外，榆关就是今天的山海关。
当时，葡萄酒稀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盛产葡萄酒的河西地区，被西夏所统治，有时难得一段和平时期，宋朝从西域进口的，第一是战马；第二就是葡萄酒。
金代时，山西人元好问饮过各种美酒。去过西域的人告诉他：“大食人绞榨葡萄浆封口埋之，愈久味道愈佳，有人家甚至藏有千斛葡萄酒。”南宋大臣楼钥出使金国时，金人亦以葡萄酒招待。金国此时遭遇了最大的敌人蒙古，而蒙古则选择了与南宋结盟。彭大雅出使蒙古，写有《黑鞑事略》，其中记录了蒙古人酿制的马奶酒及葡萄酒，“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得多耳”。
在古代中国，葡萄酒一直是昂贵物品，非常人所能消费得起。明初，山西太原每岁有葡萄酒进贡，朱元璋认为葡萄酒过于昂贵，吩咐不必再进贡。
到了清代，康熙帝不大饮酒，晚年却迷上了葡萄酒，且还要进口的葡萄酒。为此康熙帝特意指示广东，如果洋人手中有好的葡萄酒，不妨多采购。到了清末，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人对西方菜肴评价极低，唯一得到好评的，就是红毛烧酒（红葡萄酒），“色如血，食涓滴能醉，颇香美”。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