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怀宇
【“顶硬上”】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祖籍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原属番禺），出生于澳门。冼家以捕鱼为生，生活贫寒，冼星海是遗腹子。南沙原住民多为疍民，可以说，冼星海是疍民之子。
冼母黄苏英经常哼唱的是小曲《顶硬上》：“顶硬上，鬼叫你穷，铁打心肝铜打肺，立实心肠去捱世，捱得好，发达早，老来叹番好。”这是黄苏英的励志歌，教育冼星海从小要坚韧不屈，一旦树立了奋斗目标，就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到底。日后冼星海的求学过程相当艰辛，但他总能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坚持下去。许多年后，冼星海为《顶硬上》重新谱了曲，成为他众多作品中唯一写给母亲的歌。
“顶硬上”可谓是岭南精神的特点之一。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表彰东莞人袁崇焕：“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间，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自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崇焕其人也。”据陈序经教授与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等学者的研究，袁崇焕出身于疍民之家，占籍广西藤县，得中进士，后来从故乡招募的子弟兵，大半也是疍民，“顶硬上”这句始自疍民的粤谚，也成为他所率部队的“冲锋号”。
同是出自珠三角地区疍民之家的冼星海，不仅从不以出身为讳，还将疍民最著名的民歌《顶硬上》谱曲演唱，自豪之情，沛然可见。此后，无论何时何处，冼星海演唱此曲，第一遍必用广州话。可以说，袁崇焕与冼星海，不仅是疍民精神的一种象征，也堪为岭南精神的一种象征——近代广东人素有从乡间出外打拼闯天下的精神，上京沪、下南洋，远赴欧美，在外闯荡出一番事业，何尝不是“顶硬上”。
1912年，冼星海7岁，外祖父不幸去世。黄苏英变卖家中薄产，凑了些旅费，带着冼星海坐船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的六年时间里，冼星海虽然没有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但南洋东西合璧的文化氛围影响了他。铿锵的钢琴、缠绵的小提琴、嘹亮的铜号，乃至教堂唱诗班的音乐，使冼星海入迷。这些片片断断的乐声，为冼星海打开了一扇通往音乐殿堂的大门，也为他种下东西合璧的音乐种子。
【岭南师友】
1919年，冼星海母子回到广州。黄苏英一边帮佣，一边托人帮冼星海找学校。她帮佣的这家主人恰好是岭南大学的职员，对母子俩非常同情，建议黄苏英入教受洗，这样冼星海可以进入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在义学读了一年后，冼星海升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
岭南才女冼玉清当年在岭南大学附中教国文和历史课，冼星海曾在冼玉清班上受教两年，课余也常到冼玉清宿舍叙话。冼玉清晚年曾作两文：《冼星海中学时二三事》《冼星海练字的故事》，详实记录了冼星海中学时代的情形。
冼玉清1895年出生于澳门一个殷实的经商家庭。她对同样生于澳门的冼星海十分关心。据冼玉清回忆，当时冼星海家贫，便一边做学生，一边担任附中的乐队指挥，半工半读，而且奉母住在校园。他是“惺社”的成员，本应1924年中学毕业，1928年大学毕业的，但中学还未读完，1925年他便往岭南附设华侨学校兼任庶务，1927年任音乐教员。
冼星海做中学生时，喜欢参加社会活动。岭南大学有一个青年会，是各种活动的中心，其中分经济、庶务、交际、美术、图书、音乐、视疾、童工、会所、祈祷、查经各部。冼星海就是1921年至1923年的童工委办，负责几间村童和工人的义学。在岭南附小的交际会，冼星海常去表演洋箫独奏。
冼星海是音乐天才，美术也颇有天赋。1923年，他当《惺社社刊》的美术主任，刊物的封面是他设计的。他又研究书法，在1923年7月出版的《惺社社刊》上，发表过一篇《中国书学略谈》，凡七千字，是参考包世臣的《书法津梁》《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而写成的。
冼星海还喜欢文学，曾以“春思”为题写过一首《如梦令》云：“试问春归何处？勿
指柳梢残雨。往事那堪题，尽在游丝飞絮。无语！无语！乳燕双双休去。”课余翻译过英国诗人玛利·哥尔利治的《皇帝死了，皇帝万岁》，在《南大青年》二十卷第五期发表。他还用白话散文写过一篇《纪念曲的片断》，描写岭南大学校园的饭堂、格兰堂、怀士堂、南闸竹林、笛声、琴声、喇叭声等。冼玉清评价说：“冼星海是一个刚毅木讷的人。”
在冼星海逝世十七周年前夕（1962年），冼玉清在医院养病，恰好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到访，谈到冼星海的书法。据说当时有人问：冼星海这手好字，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呢？此话启发了冼玉清，她随后便写了《冼星海练字的故事》。原来，早在新加坡时，黄苏英在养正中学当洗衣工人，冼星海则在养正中学半工半读。那时他不但已显露音乐天才，并且爱好书法，每晨磨墨一砚盂，有暇即临摹挥洒，至墨尽为止。字学邓石如，极肯下苦工。
因此，养正中学每有筹款会或展览会，多请冼星海挥毫，写出四屏及对联不少。冼星海在岭南大学附中读书时，下课后曾到冼玉清的书斋请教写字之法。冼玉清顺口把歌诀告诉他：“字无百日功，勤学便工。笔执正，墨磨浓，画平企直贯当中，排匀撇捺分西东。”他把这歌诀抄在笔记本上。当时冼玉清还不知道他擅长书法，因为他所交的习作，都是用钢笔写的，虽然齐整平正，但未显出毛笔字的气势。冼玉清回忆：“写字、作曲、吹直箫三样，都是星海的特长，可惜他的书法，后来为音乐所掩了。日月虽逝，对于这位四十多年前勤学苦练的好学生，我仍然难以忘怀。”（《更生记；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文献丛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冼星海的岭南大学附中同学中，有日后成为粤剧传奇人物的南海十三郎（江誉镠）。当年的岭南大学附中富于艺术氛围，而且有教无类。因此，培养了一批像冼星海与南海十三郎这样的艺术人才。除了读书之外，冼星海还去格兰堂（今中大大钟楼）代学校出售书籍、文具，挣点钱，交膳费、学费。由于冼星海的单簧管（“洋箫”）吹得好，被誉为“南国箫手”。
许多年后，冼星海回忆：“大革命时，我年纪还小。我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念书，当时我是半工半读的一个学生，但我是时常接近学校里面饭堂的伙夫、工人和学校外的疍民，我并且担任过村童的工作。工人夜校我也去教过，我非常接近他们的生活，而他们也很喜欢亲近我。可惜当时我缺乏深厚的政治认识，但也从没有人来领导我做更深一步的工作，当时我只会指导他们怎样团结，怎样用功。”
【巴黎穷学生】
1929年，冼星海赴法国巴黎留学。起初，冼星海在巴黎的小餐馆、咖啡店、理发屋当过堂倌，做过杂役，跑过外卖。他自述：“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瘫软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要饿死了，幸而总侥幸碰到救助的人。这些人是些外国的流浪者（有些是没落贵族，有些是白俄）。他们大概知道我能弹奏提琴，所以常在什么宴会里请我弹奏，每次给二百法郎，有时多的给一千法郎。我就是这样朝朝暮暮地过活，谈不上安定。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屈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苦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来。”
冼星海在广东同乡马思聪的帮助下，拜巴黎歌剧院的首席小提琴手保罗·奥别多菲尔为师。据马思聪回忆，1929年的某一个下午，一个穿着破烂大衣的东方人向他打招呼，听口音是广东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冼星海。冼星海急切地倾诉自己来法国求学的艰辛，表达了 自己的音乐志向，并恳请马思聪为自己介绍一位提琴老师。马思聪被冼星海的苦干、耐劳、坚毅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帮助这位将音乐作为毕生大志的同乡。而保罗·奥别多菲尔老师了解到冼星海不畏艰苦，矢志学习小提琴和作曲的经历与决心时，便说：“在你没有充足收入之前，我不收你的学费（每月二百法郎）。”
那年巴黎的冬天特别冷，冼星海租住的“蜜蜂窝”四面全是玻璃，而且大多破损。晚上，寒风从小屋的四面八方蜂拥进来，让人无处躲藏。他蜷缩在小床上，没有棉被，彻夜难眠。此时，人生的辛酸与苦难随着呼啸的寒风涌上心头。他摊开总谱纸，借着风中飘摇的点点灯火，乐思奔涌，难以自制，笔下飞泻出一串串音符，凝成了一首悲愤的旋律——《风》。这是冼星海在巴黎时期最满意也是最成功的作品。正是这首《风》，打动了巴黎音乐院高级作曲班的杜卡教授，遂决定收冼星海为徒。
1935年春，冼星海从高级作曲班毕业。从1929年开始在巴黎半工半读，到1935年回国，冼星海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助学金。六年求学之路，只凭他断断续续地做苦力杂役，以及师友、学校的有限帮助。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我不知疲倦地创作”】
1935年夏，冼星海回到祖国。民族的灾难接踵而来，冼星海的音乐创作打开了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
在冼星海的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救亡歌曲。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写救亡歌曲时，冼星海回答：“当时有一班顽固的音乐家常常讥笑我、轻视我，但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这些工作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抗战烽烟中，冼星海写了《救亡歌咏在洛阳》《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等文章，说明音乐在宣传抗日救亡中的作用：“救亡歌曲的效果或许比文字和喜剧更重要也未可知，因为这种歌声能使我们全部的官能被感动，而且可以强烈地激发每个听众最高的情感。”“中国近年来的救亡歌咏运动随着时代迫切的需要开展了。它具有伟大雄厚的力量，这力量不特可以慰藉前方英勇的战士，同时也可以巩固后方民众的团结。”
钱韵玲是上海新华艺专的学生，后来加入了冼星海指导的歌咏队。冼星海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的感情世界：八时半到‘六小’找韵玲，我们约好在江边谈话，我们站在江边谈很久，慢慢地跑，讨论我们俩的将来和事业的发展。江水虽然没有动荡，天上的星也没有一颗，可是我们的呼吸声，我们的两双眼睛都像
江湖的奔腾和明星的闪耀一般！”（1938年6月24日）“她带着微笑，她带着温柔和可爱。她可以使我更加向上的努力，可以使我了解真正的爱，了解做人，明了自己弱点……我在想，她是对我忠实的，我对她也忠实。我不会由爱她而使她失望，而使我公事怠慢！”(1938年7月5日)
1938年7月20日，冼星海和钱韵玲订婚。1938年11月抵达延安后，冼星海曾分到了“鲁艺”后山的一个双套窑洞，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创作空间。冬天，小窑洞里生着火，他伏在书桌上创作，很多朋友围坐在火炉旁边，一边烤火，一边看书。当时不是每个窑洞都能生火，大家聚在冼星海这儿，有一点“揩 油”的味道，但冼星海喜欢朋友，喜欢这些广东同乡坐在他的火炉周围。他多次说，大家来烤火不会打断他的思路，反而会增加他的“热气”。有时候，朋友来烤火，还带些好吃的东西来煮，小窑洞里香气四溢，其乐融融。
冼星海的普通话说得不大好，很多同事觉得他比较内向木讷，不善言辞。也许，这是他老乡观念重的一个原因，他常对大家说：“我们回广东去，办个音乐院，大家在一起研究，真正创造我们中国的新东西。”
在延安，冼星海创作灵感泉涌。传世之作《黄河大合唱》诞生后，冼星海在《我怎样写〈黄河〉》中说：《黄河》的创作，虽然是在一个物质条件很缺乏的延安产生，但它已经创立了现阶段新型的救亡歌曲了。
过去的救亡歌曲虽然发生很大效果和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护，但不久又为群众所唾弃。因此“量”与“质”的不平衡，就使很多歌曲在短期间消灭或全失效用。《黄河》的歌词虽带文雅一点，但不会伤害它的作风。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指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它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在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数千年来的伟大黄河的历史了。
冼星海离开延安后，《黄河大合唱》仍然是盛大的欢迎会或者纪念会的保留曲目。茅盾在延安听到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离开后由他的高足指挥的。在《忆冼星海》中，茅盾写道：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好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1945年10月2日，冼星海在信中写下未竟之志：我不知疲倦地创作，但是至今没有听到自己作品的音响，真是非常遗憾。”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
1985年，冼星海纪念馆在广州落成；始建于1932年的广州音乐院，1985年正式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冼星海的音乐之声，流传在悠悠天地间。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