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涛
范旭东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化工业先驱，曾被毛泽东盛赞为“工业先导”。“兴办近世的工业，是今日中国人惟一的活路。”盐、碱、酸是三种最基本的化工原料，而中国的制精盐、制碱、制酸工业都是由范旭东一手完成的。
学者傅国涌在《范旭东：开辟中国化学工业一书生》文中说：“中国百姓因为他才走出吃粗盐的历史；中国纺织工业因为他才摆脱印染用碱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近代中国因为他才打破了英国、德国对中国化肥市场的垄断。”这一切，都源于范旭东在青年时期确立的工业救国志向。
【工业救国】
1883年10月24日，范旭东出生于湖南湘阴，祖先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他自幼丧父，兄长是著名教育家、三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维新运动风靡全国时，范旭东曾在梁启超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求学。1900年，范旭东追随梁启超及兄长范源廉东渡日本，后来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学习应用化学。
在此期间，范旭东改原名“范源让”为范锐，字旭东，旨在锐意进取，让中国旭日东升。他发现日本的强盛和工业发展关系密切，开始立志工业救国：“洞烛日本处心积虑以谋亡我，至是救国之心志益坚。后以造兵非根本之计，乃决定循工业救国之途，而以化学为出发点。”一位日本校长曾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这更加刺激了范旭东勤奋学习的决心。
早年间，中国生产不出精盐，老百姓吃的是劣质的粗盐、脏盐。范旭东回国后，于1914年创建久大精盐公司，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生产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盐，让国人“有了吃盐的自由”，摆脱了“食土民族”的讥言。范旭东对此写道：“年来国内百业凋零，尤以工业为最显著。此虽被迫于大势，非人力所能左右，鄙意设负经营之责者能见机而作，肯为公家牺牲，勉为其难，未尝不可挽救些许。久大今日处境虽艰，然并未停止上进。”之后，他又率“久大”在不断的艰辛磨难中发展壮大，且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了青岛的盐场，“为中国争了一口气……保护了国家主权”。范旭东及“久大”对国家精盐工业贡献巨大，在“久大”的引领下，其他精盐公司也纷纷创建，全国精盐总会和全国精盐工厂联合会等组织也接连成立，《新盐法》得以公布，千年来施行的盐业“引岸制”被自由贸易制代替。生产出精盐后，范旭东又于1918年进军制碱工业，创办永利制碱公司。碱被称为“近代工业之母”，碱的产量一度成为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准，而当时的中国不能生产自己的纯碱。范旭东说：“碱是人民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又是化学工业不可少的原料。我去欧洲考察以后，越发感到若无制碱工业，便谈不到化学工业的发展。我之所以先创办久大精盐厂，正是为下一步变盐为碱，然后再发展中国的制酸工业，孕育强壮的中国化学工业之母。”在克服重重困难后，“永利”历经八年，终于成功制碱，中国从此有了制碱工业，且是亚洲第一个利用索尔维制碱法制碱成功的公司。“永利”的纯碱还在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制碱成功后，范旭东又进军制酸工业，要让制碱、制酸这两个化学工业之翼并肩齐飞。如他在1936年发表的文章《永利硫酸铵厂概况》中所说：“我们激于爱护国家基本工业之热忱，不得不再负重责，举办氨气工业。正值国难严重，不暇顾及个人的利害得失，衷心只为复兴祖国，竭尽心力而已！”制酸成功后，范旭东在庆祝会上激动地说：“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翅膀又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
此外，范旭东还于1928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企业刊物《海王》，使之成为企业的喉舌。1932年，他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科研机构——黄海化学研究社。从此，永利公司、久大公司与黄海研究社合称“永久黄”团体，闻名于世。1935年，范旭东发起创建中国工业服务社，“凡未办的工业，如其有人想办，我们鼓励他着手办起来；已办未成的工业，遇着有什么为难，推行不动，我们量力帮助他使他前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范旭东率“永久黄”员工西迁。筚路蓝缕、东山再起，他创办了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永利川厂等，再创中国化工新基地，并支持侯德榜发明了“侯氏制碱法”，支持黄海研究社取得了远超战前的研究成果。范旭东当时呼吁：“中国需要工业建设，已到‘得之则存不得则亡’的阶段……”“大时代不容苟安，我等有负起担子的必要，力所能及，不可放松。要争气就靠这个时候，办工业振兴我们的民族。”抗战胜利之际，范旭东提出“十大厂计划”，绘就了战后中国化工蓝图。他在《大公报》发表文章《为今后中国工业建设进一言》，认为“全国同胞必得对于近代工业再认识一番，在再认识之下，朝野一致努力，确定今后中国工业的进行路线”。
因贷款迟迟未能获批，范旭东心力交瘁、忧愤成疾，于1945年10月4日英年早逝。临终前，他感叹“中国事难做”，对同事道：“若不是为了国家、民族，我才不受他们的挟制、欺压呢！要是为了吃饭、享福，把永利、久大收拾收拾，够我享受几辈子的。”虽如此，他在遗言中仍勉励同人“齐心合德，努力前进”。重庆南开中学大礼堂举行的追悼会上，收到各方挽联200多幅，周恩来、张伯苓、王若飞等500多人亲来凭吊。蒋介石送“力行致用”挽幛，并致家属唁电。毛泽东送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朱德、彭德怀合送挽联：“民族工业悲痛丧失老斗士，经济战线犹闻海洋歌。”还有一位普通女工送的挽词：“你死了，我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你。”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范旭东的一生，如他自己临终前所言，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中国如旭日东升。其报国之心，日月可鉴。
【创业精神】
“工业救国”是范旭东的人生志向，他的一生，也是一部艰苦创业史。当时环境复杂，工商业不被重视，如范旭东临终前所感叹的，“中国事难做”，创业过程可谓历经磨难。但他仍奋斗不息，“为了事业，虽粉骨碎身，我亦要硬干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与黄炎培、李烛尘的谈话中回顾我国工业发展历程：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四人中，范旭东的创业经历可能最为艰难，因为化学工业在近代中国完全没有基础和传统。
兴办久大盐厂时，范旭东要“像收电灯费似的”去收取股东的股金；要和旧盐商、洋盐商、军阀、官僚不断斗争，甚至还被军阀绑架敲诈过。范旭东“不抛弃不放弃”，唯有“忍耐和含默，认定目标，拼命前进”。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他“爱护事业不徇感情”，经常工作到深夜，桌子既是办公桌、试验台，又是睡铺。
创建永利碱厂更为艰难，索尔维制碱法被外国垄断，技术处于保密之中，国人只能自行试验探索。没有机器设备，只能自行设计；没有资金，就找“久大”借支或四处贷款。制碱过程中更是不断发生各种事故，好不容易生产出的碱，颜色竟然红黑相间，股东们纷纷“打退堂鼓”，但范旭东坚持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历时八年，历经三次濒临倒闭的危机，“永利”终于制碱成功。对外，要与外国制碱公司在市场上激烈竞争，且面临日寇的步步侵略；对内，要处理繁杂的事务，应付职工纠纷。范旭东“主持大计，决定方针，苦撑危局……几经失败，气不稍馁，卒能克服经济上、技术上、环境上种种困难，以底于成”。
创业永不停息，在创办盐厂、碱厂后，范旭东又创办了“远东第一大厂”——南京永利硫酸铵厂。建厂所需资金达上千万，范旭东为筹资耗尽心血，还要指导硫酸铵厂选址、设计、购买设备，又历时三年多。硫酸铵厂终于制酸成功后，“永久黄”的事业蒸蒸日上。可不久后全面抗战爆发，“永久黄”在东南沿海的产业几乎全部沦入日寇之手，范旭东内心该有怎样的悲痛！他依然没有放弃，率“永久黄”员工西迁后，再创中国化工基地。面临经费、设备、原料等种种问题，“样样都要从头做起，没有原料要自己打井取盐，没有煤炭要自己开矿取煤，真是条条都得自己办”。尤其是设备运输最终中断后，范旭东依然尽力谋划，利用其它方法制碱，并创办了一些工厂。
侯德榜评价道：“先生应时事需求，于无所取法之中，能独出心裁。创立巨大事业，不期创造能力超人之处有如此者。”在创业过程中，范旭东从来都是艰苦奋斗，“均以苦干精神，以身作则，为同人倡导”。“一生为中国化工事业奋斗，从不松懈，逝世前二日，犹函电各部门指示复兴方针。”范旭东每天早晨五六点就起床工作，所有重要文件均出自本人之手，且常常与员工同患难、共生死。“久大”总经理李烛尘也回忆说：范先生筚路蓝缕，摩顶放踵以赴，历经崎岖，期间万种艰辛，实难尽述。最苦时甚至债不能偿，薪不能发。本人当时亦曾劝范先生将永利暂予搁置，范先生终不肯中道而废，谓天下决无不可成之事，以最大毅力继续奋斗，卒底于成。”
如范旭东所言：“创业难，带有革命性的创业尤难。”在30多年的创业历程中，范旭东历经不亚于唐僧西天取经般的“九九八十一难”，创业成果弥足珍贵，其坚忍不拔、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更为珍贵。各行各业的人如果有这样的精神，何事何业不成呢。
【私德之美】
在范旭东追悼大会上，侯德榜评价说：“范先生之私德可与事业媲美。”范旭东待人以恕，处已以谦，身居总经理之职，无论老幼，称人曰兄，自称曰弟；同人有家庭困难者，他听说后必为之解决。他常邀同事外出散步，借以详谈情形、交换意见。遇事则功归于人，归过于己。在生活中，范旭东多年禁烟，除了爱喝老母鸡汤、牛奶，空闲时间种花木之外，没有其他嗜好，赌博嫖娼等恶习更是没有。他也不喜欢应酬，认为“饮食本为维持生命，时下以此作为应酬，豪饮饕餮，觥筹交错，烟雾缭绕，不计时间，简直在浪费生命，小弟绝不干”。他平时很少在外面吃饭，经常自带饼干、花生充饥。六十岁生日时，他自己都忘记了，吃得比平时还清淡。他最好的衣服，是逢南京硫酸铵厂生产出肥田粉的喜事，一时高兴所买。1940年时穿的礼服，还是1912年去欧洲考察盐政时的衣服翻改的。
范旭东和夫人许馥一生恩爱，相敬如宾。许馥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一心只做范旭东的“贤内助”。范旭东将夫人视为自己人生航程中的宁静港湾，在外面遇到困难，他向来从容镇定，但回到家里，就“掩饰不住一切，急不可耐地诉说自己的苦恼和怨恨，诉说自己的软弱和错误”。所以范旭东晚年曾向友人说过：“事业成功，有夫人一半功劳。”他们育有两个女儿，很多人劝其再娶或纳妾生个儿子，而范旭东一直不为所动。乃至当时圈子里有种说法，比喻做某件事情很难，那就像劝范旭东娶小老婆一样难。
在创办“久大”“永利”时，范旭东为自己规定了处世原则：不利用公司的钱财或影响力来谋个人利益，不利用公司的时间来办私人事务。范旭东一生不治私产，只在天津有一所旧房子，在其他地方住的都是租赁的房屋；他没买汽车，出门一般步行；他几乎不领取总经理薪水，将应得的酬金几乎全部捐献给黄海研究社或其他人。抗战时期，范旭东的收入经常不够养家，甚至要靠变卖妻子的陪嫁首饰帮补家计；为节省开支，家里日常食用的大米是从湖南乡下老家运来的。他去世后也没有遗产，妻子的生活费及两个女儿的学费靠“永利”所发股金维持。
在“久大”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范旭东提出“公私行为务求明朗公正”，他自己终生践行。每次出差，夫人许馥总是将钱一包包分好，注明用途，私事决不动用公款。1939年，他经成都回重庆，国民政府要人张群也正好有事去重庆，便邀请他乘机同行。范旭东下飞机后，立即派人捐了105元航空票钱用作赈灾，他为此说道：“我们不要政府有苛捐杂税，难道我们应该对公家揩油占便宜吗？”有一次，女儿范果恒想去公司打网球，范旭东说：“不行，网球场是给员工预备的，你没有这个特权。”不过，范旭东也很开明，两个女儿学的都不是化工专业，但他从来都没有反对过。
范旭东曾对公司同人说：“我个人虽不肖，尚微有澄清世俗之志，名利于我，绝无因缘。二十六年二月四日铔厂成功，慨然有感，痛饮狂欢。当时计划，决即准备一切，将全局移交同人中能负责者，个人从旁协助。一俟全局稍定，决即率妻子隐姓埋名，和永利及经手各机关告别，复我自由……请同人转告所属，同人无论员工，分厘气力只是直接为永利，间接转给全民，我个人同在苦斗，不过一分子而已。”当时，有位美国记者闯进范旭东住的旅馆房间，表示想将范旭东列入他们出版的《名人录》，因为范旭东衣着简朴，没有认出他。范旭东则回道：“不巧得很，范某刚出去，你们若找他，请改日再来。”《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也曾想为他写传记，但范旭东不客气地说：“我想想还是请你不要写一个字为好。”
私德高尚，是侯德榜等“永久黄”同人敬佩、追随范旭东的重要原因，也吸引了很多愿意投资的股东。“久大”创建时，有些素不相识的人前来入股，他们对范旭东说：“我看见你出入不坐汽车，步行时居多，同别的公司经理不一样，所以我们拿辛苦积来的一些钱来投资入股，你办的事业一定会发达的。”修身为立业之本，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
【报国书生】
范旭东是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之一，除了卓越的经营才能，其人亦文采斐然，有古代士大夫之风。他发表了不少文情并茂的散文，有些内容灵动有趣，如《问穷究》中写道：学以致用，是句老话。记得科举时代的八卦先生，动辄把‘致用’当做‘做官’解释，真高明！后生小子，只有闭着鸟嘴少说……爸爸一锨头一锨头的从田里锨出来的血汗钱，少爷们拿来做这样科学救国的工作，好孝子！好国民！我的鸟嘴真有点闭不住……”他还发表了一些古体诗赋，如《望夫人不来赋》写道：“望逝水之回澜，登高山而仰止。一湾溪水，乘逸兴以遄飞。半榻清茶，叹人生之何似。”
企业家身份之外，范旭东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书生，“书生之念”比“发财之念”浓厚得多，认为自己不过是带着一帮书生报国而已。他常说：“艰苦尝试，我辈书生，负在肩头。”他在1936年又说：“我辈书生，在社会上没有凭藉，所恃的仅仅是一股热忱和粗浅的薄技，以孤臣孽子的心情，应付创业过程中一切一切的遭遇……最高兴的是这十八九年来，我们内部的创业精神没有涣散，同事各个都保持着书生本色，淡泊自甘，心神都很安泰。”
一个历经千辛万苦而坚忍不拔的“报国书生”，当是对范旭东最准确的评价。不同于一般书生的是，范旭东走出书斋，以实际行动经世济民、“实业报国”，这是近代知识分子服务社会和实现自我的另一条道路。如何处理好“书生之见”和“发财之念”，如何处理好个人理想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范旭东的人生经历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们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南京范旭东广场上有一句标语——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范旭东的精神如旭日东升，照耀着我们，如他所说：“求自己进步的人群，应当是永生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