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 晞
五十年前的北京。1972年2月21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高朋满座，周恩来总理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宴会正在进行。坐在宴会厅后排桌边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看见主桌上的尼克松起身端着酒杯绕着桌子敬酒，周恩来与挨着坐的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闲谈。白修德飞快地跑向主桌，试图接近周恩来，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住。正在相持不下时，周恩来和帕特同时看见了他，周恩来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并用英语连声说：“老朋友，老朋友。”尼克松夫人与白修德相识，听周恩来如此道，以为周恩来说她和白修德是老朋友，于是也点头说：“老朋友。”
白修德在1978年出版的回忆录《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中，回忆当时的场景时写道：“我很惊讶，都二十五年没见了，周恩来还是一下认出了我，下一刻，我就立刻充当起了他们之间的口译，努力把他们彼此想说的话传达给对方。”此时，帕特才明白周恩来和白修德才是老朋友，三十多年前就认识了。
周恩来和白修德的故事，要从抗日战争中的重庆说起。
【“投身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去”】
白修德英文本名西奥多•H•怀特，1915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童年坎坷，曾以卖报为生。他靠报童助学金和以优异成绩取得的奖学金读完了哈佛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师从费正清先生，学习了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
从哈佛毕业时，白修德拿到了谢尔顿旅行奖学金。这一由藏书家谢尔顿的遗孀捐赠五十万美元设立的奖学金，是要让哈佛“前途无量的学生”听从个人的心意，去全世界他们喜欢的地方旅游一年，不需要考虑学习和工作，只要随心漫游。认识世界，开阔眼界，让年轻人更恰当地选择未来，这确实是一个帮助青年成长的好思路。
白修德的打算是环游世界后回到美国当个历史学教授。
一千五百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大数目，那时六百元就能买到环球旅行的所有车船票，三百元就能拿下住宿和吃喝。孝顺的儿子还给了母亲三百元，足够应付这个节俭的家庭八个月的全部开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环球旅行，已经比凡尔纳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福格先生的旅途便捷了不少，但航空业还不发达，主要交通工具仍是轮船和火车。白修德从纽约登船，到伦敦、巴黎，再去自己祖先生活过的巴勒斯坦，经亚丁、科伦坡、新加坡到上海。
到上海下了船，白修德计划待几个月，把这里当成大本营，好好观察中国和东方。当时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在这里的工厂，他看到十岁左右的男孩在热水瓶厂一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六七岁的小女孩在缫丝厂站在热水缸前干活，皮肤上满是水泡，生病是家常便饭。上层的骄奢淫逸与底层的失望无言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让白修德这个来自美国的精英阶层觉得不可思议。白修德动摇了，不想再当一个四处游走的观察者，此刻的他“决定要以革命者、游击队队员、鼓动者或其他随便什么身份，亲自投身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去”。
在上海，他与政府的人联系，主动提出要帮助中国。之后，他买了太古洋行的船票离开上海前往河内，轮船经停香港时，他漫无目的地走进了民国政府情报部办事处，不料在上海联系过的国民党官员正在等他，说重庆方面宣传部门负责对外新闻的人正要离职，问白修德是否可接替这个工作，如同意，可立刻前往重庆。原来重庆的上司听说哈佛毕业的美国人自愿要为政府工作，自然不敢怠慢。
白修德同意了，他回船上取了行李，还没忘要回剩下那半航程的船票钱。第三天晚上，他搭上一架夜航飞机，在夜空中飞越日军阵线，抵达了战时首都。
【初识周恩来】
白修德在重庆的工作是负责审查外国记者的稿件。待了一年，他发现国民党政府的大批高官无论生活、做梦、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语，而这个政府中“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他也渐渐明白了，蒋介石聘请他只是为了操纵美国舆论，只要能说服美国相信中美之未来在于联合抗日，那么一切手段都是必要的。
于是他当起了业余记者，把功夫用在报道影响广泛的混乱时局与战争悲剧上。
日寇对重庆的轰炸让他目睹了暴力与血腥；在山西抗战前线，他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守住阵线献出了生命。在日军、国军、共军“三股势力”的交错中，他有机会与共产党游击队打交道。旧的世界正在一点点消亡，托吴队长（共产党的游击队长）的福，我得以看清它如今的模样”。
战争前线的经历，彻底颠覆了白修德对时局的理解，他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回波士顿当历史教授了”。返回重庆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已无法再为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工作了。机缘巧合之下，美国《时代》周刊聘请他为“特约记者”。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白修德认识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只有四十出头，身处远离大部队的重庆，“他就像是……塔台侦察员，不惜一切代价与外界保持联系就是他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在采访中，白修德认为周恩来为他还原了事变真相。白修德这样写道：“与我交谈了几个小时，将他高超的逻辑分析能力展露无遗。周恩来聪明绝顶，无论是细节观察力还是逻辑推理力，都令人惊叹……他为我解释了中国政府的性质、中国陆军、电话通信系统以及蒋介石必须平衡并操控的各武装力量。”“他说，他断定蒋介石没有明确下令发动并指挥皖南事变——但蒋介石必然暗示过前线战地指挥官，随便他们以何种方式找共产党算账，他都不介意。”白修德问：“蒋介石当时是不是在对你撒谎？”“不。”周恩来说，“有人在对总司令（蒋介石）撒谎，但总司令的话里也掺杂了谎言。总司令撒谎的目的是想要巩固自己在各派系中的位置。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利用国内所有矛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内矛盾越大，他的权力就越大。但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他将一败涂地”。
“我们相识之初，他坚持只用并不连贯的英语与我交流。后来，他更放松了些，来赴约时不会穿得一本正经，偶尔还会迟到，着急了，就连胡子也不刮……”白修德说，“随着我中文水平不断提高，他开始和我用中文对话，龚澎偶尔会加入进来，帮我翻译一些关于中国政治的更加微妙的表达”。
跟随周恩来在重庆的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白修德回忆说，他们后来都成了留名历史的人，在这些人中，白修德最喜欢的是龚澎，“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中国女性”，并赞扬说，“她的英语完美且流畅”。
【通过讲故事分析中国政治和历史】
在交往中，周恩来不光是回答问题，也经常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分析中国的政治、介绍中国的历史。白修德回忆，“他很喜欢给我讲故事，很喜欢指导我这个‘菜鸟’，有时候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当时周恩来还是比较空闲的，他所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只有六七个工作人员”。白修德觉得，对于一个年轻的记者来说，能遇见这样一位伟人，他还愿意把自己知道的闲聊给你听，是极其罕有的幸运。“如果你能成功勾起周恩来的兴趣，或者恰巧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找到他，他就会给你讲出一连串的问题和答案”。
白修德说，周恩来有小说家刻画人物的本领，完全可以成为顶级的剧作家，他讲的故事很吸引人。周恩来也给他讲一些具体的中国故事，其中一个是征兵。1943年，蒋介石制定了全国性的动员令，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军队兵力不足，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努力合作拟出可解决各自难题的办法。周恩来说，两人的共识是，征兵方案必须是适用于上中下所有阶层的。所有年轻人都必须上战场——除了那些能够支付每年5500元法币（当时只价值250美元）免服役费用的人。当时中国符合应征年龄的人不少于4000万，因此，两位内阁部长认为，至少有3000万人会支付免服役费用。这样就能为财政部长贡献每年上千亿法币的预算经费；同时，军政部长那边还有1000万人可以用。
白修德回忆说，周恩来讲这个故事时，表情一如既往地丰富，他评价道：愚蠢，太愚蠢——都入内阁十年了，蠢都不足以形容他们……”
“某天，他正给我解释中国地下政治中格外错综复杂的一个要点，我没等他说完就给出了答案，打断了他的话，此举十分无礼。但他只是笑了，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刚进入中国这所大学的大一新生了，我已经二年级了，马上要开始懂得这个国家了”。周恩来的称赞让白修德受宠若惊，多年以后，白修德从基辛格的书中得知，周恩来对基辛格国务卿最高的赞扬是“他开始理解中国了”。
【“他赢得了我百分之百的喜爱”】
随着友情的加深，白修德也会收到周恩来的宴会邀请，经费不多的南方局有了款待美国记者、了解美方观点的预算。宴会设在重庆最高档的餐厅里，在场的除周恩来，还有几位南方局的工作人员，白修德是饭局中唯一的西方人。
白修德记述：周恩来的宴会是非常特别的——首先是开胃小吃，热菜冷盘都有，然后是竹笋和鸡肉；接着是鸭肝。这些完了之后是主菜——一只表皮金黄酥脆的烤乳猪。“请，请。”作为主人，周恩来用筷子指着烤乳猪，请客人先下第一筷。白修德放下筷子，尽力用中文解释道，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可以吃任何猪肉制品的。听白修德这样说，在座的朋友们都有些沮丧，觉得没招待好客人而默默无言。最后还是周恩来打破了沉默，他再一次举起筷子，指向烤乳猪，重复道“请，请。”一边说一边笑着解释道：“特迪（白修德英文名字西奥多的昵称），这是在中国……在你看来，它像猪。但在中国，它不是猪——它是鸭。”听到这话，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他也笑了，整桌人都笑了。我把筷子插到猪肉里，撕开金黄的皮，吃了我人生第一口无可错认的猪肉。从此以后，我再没坚持不吃猪肉的传统，希望祖先可以原谅我”。
“周恩来……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相信，也因为他了解其他人和其他社会的风格和习惯，并且尊重这些风俗习惯”，白修德后来回忆往事时写道。
谈到对周恩来的评价时，白修德说，“他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是因为他受过更好的教育，为人更加开朗豁达”，他“知道自己的方向并行动果决——同时，他还可以展现出温暖的善意、难以抑制的仁慈和高雅的礼仪”。“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不是可以剪下，贴到我记录名人的新闻记录簿中的单一形象”。他把周恩来列为他见过并了解过的三大伟人之一，另外两位是二战中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和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他认为：“与他们三人的交往中，我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会令我怀疑或质疑的判断。”对周恩来，“我必须承认，他赢得了我百分之百的喜爱”。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