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季冰
武夷山脉北麓的江西铅山县境内，有一个叫“鹅湖”的地方。早年，鹅湖也算是一处名胜。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有位大义禅师在这里建了一座峰顶禅寺。大义是创立了“洪州宗”的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的弟子，想来他的佛学造诣一定也十分深厚。在他主持下，禅寺很快声名鹊起，这里成了江南禅宗的有名道场，连当朝天子都“闻其道”。
元和二年（807），唐宪宗召见大义禅师，让他与一群大法师一起讨论佛法。其间，大义一一点化皇帝的困惑与不解。宪宗于是下旨向大义赐号“慈济”，同时“敕建鹅湖峰顶禅院”。但在之后的400年里，风景秀丽的鹅湖只是在释教人士中有些名气，一般人不太知道这个被崇山峻岭环抱的内陆小地。
直到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盛夏，一群学术界大人物心血来潮，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此，展开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哲学辩论会，鹅湖顿时蓬荜生辉。自此，“鹅湖之会”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鹅湖”这个名字也被载入史册。
心血来潮的相会
那一年，最先抵达鹅湖的是理学大师朱熹和他的好友吕祖谦，不过他们并没有事先筹划到这里来开“学术会议”，而只是途经而已。在这之前，他们二位刚合作编了一本后世儒生必读教材之一——《近思录》。
淳熙二年正月，吕祖谦从老家婺州（今浙江金华）东阳到访朱熹所在的福建建阳寒泉精舍，两人聚会、读书，畅叙了一个半月。相互启发感悟之余，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位北宋著名道学家的文章著作中，精选“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622条，按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的原则，辑成《近思录》十四卷。其意旨在于为后学者更好地把握“北宋四子”的思想精要提供入门阶梯读物，以免“初学者不知所入”，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之失。前后只用了一个半月就得以成书，说明这部书编得很顺利，朱、吕的交流与合作看来也十分愉快，没有什么大的分歧。
书编完后，意犹未尽的朱熹送吕祖谦回程。这本是古代士大夫交游的礼仪，但朱熹一送就把吕祖谦送到了铅山。从建阳到铅山，实际上是自南而北翻越了整座武夷山，即使在今天，驾车走高速公路，最快也得走上两三个小时，可见吕祖谦在朱熹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800多年前，朱、吕二先生在这条山路上走了一个多月，等他们来到铅山时已是当年五月。
朱子的大名无人不知，在后来人眼里，他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大概仅次于孔子与孟子，而今人中听说过吕祖谦的就少很多。但在当时，这位“吕东莱先生”的名头可不见得逊于朱熹。
吕祖谦是一位杰出的理学家，与朱熹和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他的出身极为显赫，从其八世祖而下到其父亲，皆为朝廷重臣且政声卓著，可谓世代官宦之家。有宋一代，除了赵官家，大概找不出第二个比“东莱吕氏”更显耀的门第了。不止官场得意，吕氏一门在学术上也有渊源深厚的家传。在黄宗羲和全祖望编著的《宋元学案》一书中，吕氏七代人里至少有17位学者赫然在列，包括吕祖谦。
《宋史》本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推断，吕祖谦在世时很可能是当时天下公认的学界领袖人物，地位甚至要高于年长他六七岁的朱熹。
吕祖谦在这段隽美崎岖的山路上突发奇想，向朱熹提议，由自己出面邀请在学术界影响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另一位道学名家陆九渊前来聚会辩论。
正如后学者所熟知的，朱熹与陆九渊在北宋诸子开辟的道学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两支截然不同的传统，即理学与心学之分。他们在当时就已形成了鲜明的两派，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争论，有时甚至难免意气用事。
吕祖谦的初衷显然是想要调和朱、陆之间的分歧，以使南宋道学的理论体系重归统一，学术团体内部更趋和谐。他应该是受到了与朱熹一同编辑《近思录》的愉快合作经历的启发，希望朱、陆之间也能达成共识。
朱熹觉得吕祖谦的建议很好，于是吕祖谦立即派人向陆九渊送去邀请信函。他们二人则在铅山当地的鹅湖寺住了下来，静候陆九渊到来。只是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鹅湖寺，是否就是400年前唐宪宗敕令兴建的那所“峰顶禅院”。
陆九渊欣然接受邀请，并立即启程，他内心大概早就在期待这样的机会了。陆九渊的老家在江西抚州金溪县。一个月后，也就是淳熙二年六月，陆九渊与自己的五兄、同为知名学者的陆九龄联袂出现在了鹅湖。
巅峰对话
朱熹、吕祖谦加上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四位世人仰慕的学术大师相聚在一起辩论的消息传开后，偏僻的鹅湖瞬间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人们从各地涌来这里，当时的知名学者就来了几十个人，自然还有朱、吕、陆三派的门生弟子们。大家都不想错过这场顶级的智慧碰撞，这样的巅峰对话几百年都没机会出现一次。
陆氏兄弟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到达鹅湖寺与朱、吕二人见面寒暄后，各自呈献上一首七律诗。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交游聚会时必不可少的风雅传统，故而这类酬和诗通常都以赞美风物、咏诵时节及相互褒扬为主，往往写得花团锦簇。
陆九龄的那首诗便是如此，也因此不为人所记得。然而，年少气盛的陆九渊却锋芒毕露，甫一见面便毫不留情地挖苦朱熹：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古今。
（陆九渊《鹅湖和教授兄韵》）
本来，这次辩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为学之方”或“教人之法”，即应当如何正确地学习精进。而这个问题又涉及理学与心学两个不同哲学体系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
朱熹历来重视“格物致知”，就是通过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深入调查研究，“穷究万物之理”，积累正确可靠的知识，加以归纳和分析，逐步逼近终极真理。而陆九渊一向强调“发明本心”，在他看来，一个人若非一开始就树立纯粹和善的发心，那么读再多书，了解再多现实问题，也绝无可能找到通往真理之路，没准还比不掌握知识更坏，因为为恶的能力更大了。
陆九渊的门人朱亨道后来对此有一段比较准确的记录：论及教人，元晦（朱熹字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
所以，朱熹总是劝人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进而去发现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理”，用现代科学的话说就是客观规律。而陆九渊并不认为存在一个先于和外在于人心的客观之“理”，他的标签性名言是“心即理”。陆九渊总是反对盲目读书和历练，主张“先立乎其大”，通过持续不断的内省来祛除因外在“污染”而生的“此心之蔽”，唤醒和发掘沉睡于每一个人身上的内在“德性”。朱、陆之间的根本分野亦可概括为“道问学”为先，还是“尊德性”为先。
陆九渊的这首见面诗，正是嘲讽朱熹的为学之道是“支离事业”，琐碎而无用。据清人郑之侨所作《鹅湖倡酬诗考》一文说，象山先生（陆九渊）抛出这首诗后，“元晦闻之色变，大不怿而罢。”想来陆九渊之前一定不止一次以“支离”之类的话讥讽朱熹的为学之道，所以朱熹一见到那首诗便十分不快。
辩论尚未开始，气氛已不融洽，似乎也预示着这场万众期待的“鹅湖之会”不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正式会议由吕祖谦主持，朱熹和陆九渊二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激烈论辩了整整三天。至于结果，双方谁都没有说服谁，也没有达成丝毫折中与妥协，最终不欢而散。
“朱陆异同”
“鹅湖之会”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名气那么大，其最大意义实际上是将后人所总结的“朱陆异同”第一次全面、细致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所有人真切认识到，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理论大厦，它们之间横亘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身处其中的吕祖谦不太可能认识到，为什么朱、陆之间无法达成自己与朱熹之间的那种愉快共识。这是因为，吕祖谦也好，张栻也好，不论他们的学问多么渊博，思想多么深邃，见识多么睿智，品格多么高尚……他们都没有建构起逻辑上严密自洽、内部各部分有机整合的理论体系。而朱子和象山各自都形成了这样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好的体系能够把各种知识整合进来，但体系与体系之间却是无法相互整合的。体系越是完备，这种整合就越不可能。
进一步看，这也正是朱熹所代表的理学与陆九渊所代表的心学之所以穿越几百年依然能够在每一个时代焕发出新鲜而强大生命力的源泉所在，而吕祖谦和张栻以及那个时代的所有大儒们，一旦抽离了他们所在的时代，就渐渐不再被后人铭记了。
“朱陆异同”，其实是古今中外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时的一个永恒问题。对照西方思想史，古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体系与亚里士多德体系之争，基督教神学中的圣奥古斯丁体系与托马斯·阿奎纳体系之争，本质亦在于此。
照围观者的一些记载看，在“鹅湖之会”上，陆氏兄弟似乎是稍占上风的。但这恐怕并非因为陆九渊的道理和逻辑更让人折服，而是因为在没完没了地辩论读书学习究竟是不是成为“君子”的必经之阶时，聪明绝顶的陆子静（陆九渊字子静）最后突然抛出一个堪称“绝杀”的命题：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令那个时代知识最广博、思想最缜密的朱子竟一时语塞。
据陆九龄说，他怕场面尴尬，曾私下里劝弟弟不要拿这个难题去向年长他九岁的朱元晦发难。但陆子静最终还是没能忍住，毕竟那年他才36岁。
或许正是因为陆九渊在“鹅湖之会”首尾的两次“冒犯”，作为这场盛会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吕祖谦这样评论朱、陆二人的表现：“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吕祖谦说得不但中肯，更是敏锐地预见了未来。
由于围观者众，各种不同记载接踵出现，其中必然又夹杂着许多添油加醋和道听途说，这场“鹅湖之会”渐渐传播开去，变成了天下读书人的一项重要谈资，鹅湖这个地方也就出了名。
13年后，另一位当时的大学者陈亮不知出于何故，邀请著名词人、抗金义士辛弃疾和朱熹一起再赴鹅湖相会。不过，关于这第二次“鹅湖之会”的记载很少，可见它没有引起什么关注，陈亮和辛弃疾的共同偶像朱熹好像也没有去，二人只是在那里填了几首词互赠而已。
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有理学门人在鹅湖寺边上建了一座“四贤祠”，并在此聚徒讲学。到理宗淳祐十年（1250），也就是“鹅湖之会”过去75年后，当地有个官员奏请朝廷在此兴建一座书院。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并赐名“文宗书院”，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书院”的来历。当朝天子宋理宗对理学无比钦佩，以致他驾崩后得此庙号。
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场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鹅湖之会”在当时的另一重大现实意义在于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以后，这类“会讲”便成为南宋书院进行日常教学和学术探讨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之一。
就在“鹅湖之会”过去五年后，淳熙八年（1181）的新年，陆九渊又一次收到了一封郑重的邀请函，这次向他发出邀请的不是别人，正是朱熹本人。
淳熙五年（1178），朱熹受诏知南康军，他到任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建已经荒废百年的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在朱熹的执着努力和亲力亲为下，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重新开门讲学，作为地方长官的朱熹亲自主持，他马上想到了请自己的论敌陆九渊前来开讲。
由于当地有灾情，朱熹先要忙于赈灾，这次会讲延迟了几个月。第二年初春二月，陆九渊应约而来。这一次，在新建成的白鹿洞书院，两位大师的合作要比五年前的“鹅湖之会”愉快很多。
陆九渊在朱熹复兴的白鹿洞书院升堂会讲，他讲课的主题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堂课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朱熹评价说，陆九渊的讲课“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朱熹《跋陆子静白鹿洞书堂讲义》）
朱熹还在写给他人的信件里描述，在场听讲的人无不被陆九渊讲课时的浩然正气感染，“至有流涕者”。（李绂《象山年谱》）朱熹自己也被深深震撼，他生怕时间一久，大家就会忘记陆九渊的教诲，便请他把讲稿精要整理出来，还亲自为它题跋，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不久便被刻石以便久存。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正式的教师课堂讲义，现代大中小学里使用的“讲义”这个专门概念，也许正源于它。
从存世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来看，陆九渊这堂课的要旨是抨击当时弥漫于天下士子中的那种读书只为科举、科举只为当官，而当官又只为利禄的恶劣风气。他希望学者以“义”为先，即读书是为了追求真知，当官是为老百姓谋福利，进而从根本上端正政风、学风与社会风气。不过，用文言记录下来的只是这堂课的观点精要，仅寥寥数百字，后人已很难从中体会当时在场听众为什么被感动得流下热泪了。想来，陆九渊在讲课中举了很多时人有深切体会的真实事例，口语表达也特别真挚、有力、动人。
作为一位大学者，陆九渊几乎从不著书写作，他的全集是他去世后由门生整理而成的，主要是他平时讲课和谈话的笔记，这在世界思想史上亦属罕见。
演讲与辩论是他的强项，也是他的学术传播的最大特色。史载，陆九渊经常站在田头河边，用最平易浅显的大白话对着大字不识的农夫村妇们宣讲哲理。陆九渊所讲的东西都是从生活中随处捡拾来的，任何身边小事都可以成为他“弘道”的素材。
他总能让听众们听得津津有味、啧啧称道，朱熹自己也曾极为钦佩地说过：子静会说话。”当陆九渊有机会“面圣”时，朱熹还曾热心地为陆九渊出谋划策。
朱熹与陆九渊正好相反，他是史上著书立说最多的一位思想家，还是少数在生前就很有意识地花力气修改、编纂自己文集的思想家，他尤其擅于编写供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教材。他们二人都一丝不苟地践行自己的哲学信念。
时光又流淌了840多年，那块镌刻着陆象山记、朱子跋的《白鹿洞书堂讲义》石碑，今天依然矗立于庐山白鹿洞书院的北碑廊。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两位伟大思想家和而不同的真诚交往，以及他们坚持不懈的上下求索。
（作者系冰川思想库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