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从龙
【吴宓的际遇】
1943年，吴宓避居昆明，元宵日（2月19日）收到教育部聘书，“聘宓为部聘教授，聘期五年”。这可以看作是他收到的一份特殊的元宵节“礼物”。至于这一天是怎么过节的，日记中只字未提，只有会客的几则记录：早饭、午饭都与往常一样，晚饭与人共餐，但也无特别之处。
次年元宵节（2月8日），吴宓赴友人之约聚餐，“进桔酒及仿制白兰地酒，登台赏月，进咖啡”。又1945年元宵节（2月27日）记：“同般魏水饺子晚餐（增价）。看热闹，龙灯，舞狮，烟火。万里桥伫立。无电灯，早寝。”1952年元宵节（2月10日）记：“近正午昌来，同至沙磁饭店楼上，宓宴昌、敬及叔云，饮干酒半斤……今日为上元节，故又邀请诸君至资渝食元宵……同步归西师，已近夕矣。”在1943—1960年这段时间里，大约只有这几个年份的元宵令他颇感舒适惬意。
1953年的元宵节（2月28日），看起来也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吴宓终于被组织批准，和自己的学生邹兰芳结婚，条件是：“须证实宓确已离婚，革大即可发给兰允婚证明书”。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自1929年与陈心一离婚后，吴宓便一直独居，二十多年后能再娶，当然有祝贺的必要。但从吴宓这一天的日记来看，却丝毫看不到喜悦乃至幸福。这也许是某种冥冥中的征兆。
婚后不久，邹氏即患重病。吴宓尽力周旋，但却事倍功半，不得见好。1954年元宵节（2月17日），吴宓约重庆北碚第九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张泽镐医师吃饭，“求为兰免抽骨髓”，可以看出，邹氏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次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感人至深：
兰惧抽骨髓，时时哭泣，呼吸紧促，仍时发热，宓甚忧之，劝其午睡休息，不听。宓今仍本宓平昔性行，仁厚待兰，望其病愈。至于为兰家人之供给，亦甘愿牺牲自己之颐养以赴之。知宓者可观察并证明宓只仁厚忠诚，到底不懈，所以知命尽性耳。今日劝兰读《浮生六记》，盖触手得此书。
写下这些的时候，吴宓内心或许为妻子的病情已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但凄凉之情、悲苦之心，仍旧难以掩饰。此时的吴宓也许还记得，三年前的元宵节，他遇到了同样哭泣不止的邹兰芳。不过，那一天并不是因为邹氏病了，而是因为她的家变。
【梅贻琦的酒兴】
比起吴宓来，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元宵节要愉快许多。1943年元宵节（2月19日），梅校长大宴宾客，邀请了罗耀春、冯柳漪、黄子坚、卢开瑗等四对夫妇，一共十人，喝的是李希尧所赠的陈年绍兴黄酒。
兴尽之余，梅贻琦不忘感慨一句：“惜善饮者不多耳。”可想而知，这顿饭局上，如果邂逅一二酒中知己，梅校长十有八九又要酩酊大醉，直至被人扛回住处。细读《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就会发现，联大时期，梅贻琦除了应酬多、公务忙之外，另一个特点就是喜饮酒。且酒量过人，堪称鲸吞龙吸。
元宵节次日，“惜善饮者不多耳”的遗憾得到了补偿。当日晚七时余，十七八位同事在西仓坡聚餐，梅贻琦夫妇前往，“颇欢洽，亦有酒兴不差者”。看来，这顿酒应该喝得很不错。但是，酒喝好了，梅贻琦对菜品稍有挑剔，“材料丰足，色样稍差”。看起来，梅校长不仅善品酒，还是美食家。
1946年的元宵节（2月16日），梅贻琦在重庆度过。先一日中午，梅贻琦乘飞机自昆明飞往重庆，下午两点半到珊瑚坝机场，暂宿于中央研究院。第二天在求精中学吃过午饭后，访诸人皆不遇，他又去找八弟，亦不遇，只好回家。结果回家后相当无聊，他跑去卫立煌家串门，又坐到了酒桌上：
归后因无聊，便至卫家，入门见似有多客者，见七妹始知适为俊如寿日，有人送酒席为祝。座客有朱绍良、李一平、邵光明夫妇、陈蕙君等等。食时朱、李颇闹酒，而李醉矣，饭后大吐，盖亦借酒消闷者也。有卫旧部属数人唱京戏，旋何成浚来，又谈至十点始散。
梅校长虽然没有直言自己饮酒，但从其好酒的性情来看，这顿偶遇的饭局，他定然也喝了不少。西南联大期间，梅贻琦日记中有关元宵节的私人记录仅此两条，但有关饮酒的记录满纸皆是，令人忍俊不禁。其间还有许多轶闻趣事，可容细细考究。
【竺可桢的爱好】
再来看看教育家、地理学家竺可桢的一些生活细节。1950年元宵节（3月3日），竺可桢上午听讲俄语课程，除此之外，几乎全部是会客与办公。不过，前一日晚七时，竺可桢带着两个孩子允敏和松松去了北海公园。因为报纸事前报道此日将在公园内放焰火，故而游人甚多，月色极佳，亦不觉冷”，算是提前过了节。
1951年的元宵节（2月20日），因下大雪，竺可桢似乎未出门。这一天，化工专家侯德榜来找竺可桢商谈一事：
范静生生前办静生生物调查所，死后其弟旭东又捐静生住宅给调查所，言明如调查所停办则宅归原主。现静生夫人年已八十，双目失明，其子方30岁，因患肺病卧床三载，无以为生。故尚志学会陈叔通、蓝公武诸人主张将宅给原主。
听了这一汇报后，竺可桢立即表示他也赞同陈、蓝诸人的意见，“主张此宅即还归范静生家中”。除此之外，并不见有元宵节的记载。此后有几年的日记中，竺可桢只字未提及元宵节，所载只有繁忙的工作和党政会务。
倒是1952年与1956年的日记中，对元宵节有所记录。1952年2月10日，竺可桢上午访人不遇，遂到气象局公办，下午三点到国际书店购书，“晚和松松到人民溜冰场。今日系元宵节，天气佳而月光好，滑冰者特多，松松在1小时内被人撞到2次，余亦跌一跤”。溜冰似乎是竺可桢的一个小爱好，其日记中颇多见对什刹海等溜冰场的记载。
另外，这一天日记最前面还有一段话：“院中喜鹊前年做巢，在西边槐树，去年移槐树今年又开始移西槐。”看起来，这年的元宵日，竺可桢心情还不错。1956年的元宵节（2月26日）记载则要简单得多，只有一句话：“今天系阴历元宵节。晨，刚保和松松统在家吃了元宵。”
【喻世长的浪漫】
值得一提是民族语言学家喻世长1949年的元宵节（2月12日）。以笔者目见，这应该是私人日记笔下最浪漫的一个元宵节了：
炉火很好，熬鱼很顺利，跑着去打醋。快吃完了，有人打门，原来是屯。
她不吃鱼。她很烦……我说不要忙。我饭后想睡，只躺下休息一会儿，然后我想法哄着她玩儿，就用山里红蘸糖葫芦。她看着我填“表”，又下楼打了电话，约定明日见。买了晚报，上面有人民革命大学招生消息，她狂欢了。可是继而她又想到大学的半年，是否还完成呢？
一高兴，就吃饭，火慢，没吃高兴。可是我又把她说高兴了。她怕晚，我送她，又吃了元宵。回来不能不坐车了。到家很累，只能听听“相声”和新闻了。
“屯”是喻世长的女朋友。这时候，他们正处在热恋之中。此时，战争未结束，尚是兵荒马乱。但这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却用他们炽热无邪的感情，为眼前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美好。
（作者系文史学者）
